巴塞爾協議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A. 關於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 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徵求意見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

1 早期的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將管制理論運用到銀行領域，並逐步取得了共識。他們認為，在追逐論、社會利益論及管制新論三種最有影響的管制理論當中， 「捕獲論」（The Capture Theory）將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視為博弈中的貓與鼠，最終是管制對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張放棄管制。這種理論顯然忽視了社會公眾能從管制中受益的事實； 「管制新論」（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則將管制視為管制集團與被管制集團間錙銖必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團提出要求、管制集團滿足這種要求並從中獲利的一種商品。由於管制這一商品供求雙方的數量函數難以確定，因而降低了這一理論的實踐價值；只有「社會利益論」(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論和實踐意義。該理論將管制視為消除或減少市場破產成本進而保護公眾利益的手段，市場破產成本根源於自然壟斷、外部效應及信息的不對稱。與前兩種理論明顯不同的是，這種理論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據，也明確了管制的意義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對銀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盡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論證過，銀行業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但多數金融學家都否認銀行的自然壟斷性質。從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來看，銀行業務的特性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其外部負效應不僅體現為債權債務鏈條的斷裂，從而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這些又反過來造成銀行體系的混亂，並殃及社會的穩定；信息的不對稱對銀行而言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掩蓋銀行儲備不足和資產質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喪失而破產倒閉。銀行困境的解脫取決於清償能力尤其是流動性的大小。解決這一問題的傳統做法一是資產變現，二是市場介入，但是這兩種做法的劣勢非常明顯。除了要損失大量的交易費用之外，還要受到市場資金可供量的嚴格制約，從而產生巨大的市場風險。因此，各國中央銀行一方面充當最終貸款人，在商業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時對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對受損公眾進行補償。這類亡羊補牢式的舉措都是立足於銀行的外圍，沒有對銀行的經營過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僅未能有效地遏止銀行的倒閉，反而可能增大了銀行破產的風險，故而遭到經濟學家的批評。由於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最終貸款人通常以低於市場的利率放貸）以及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商業銀行一方面有通過增加高風險投資轉嫁保險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慾望。另一方面也有擴大債務依存度的沖動和便利，破產風險因此不斷累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達國家以及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塞爾委員會才逐步將銀行的監管從外圍修補轉到內部調控，並對影響銀行風險的主要因素進行詳細的剖析。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台。這個協議極為簡單，核心內容就是針對國際性銀行監管主體缺位的現實，突出強調了兩點：1、任何銀行的國外機構都不能逃避監管；2、母國和東道國應共同承擔的職責。1983年5月，修改後的《巴塞爾協議》推出。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比如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和監督權力，分行、子行和合資銀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外匯活動及其頭寸各由哪方負責等，由此體現「監督必須充分」的監管原則。兩個巴塞爾協議因此也就沒有實質性差異：總體思路都是「股權原則為主，市場原則為輔；母國綜合監督為主，東道國個別監督為輔」。但是兩者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准。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都是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也就無從體現。
巴塞爾協議的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1、資本的分類；2、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准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准，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准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於4%）的標准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直接就將《巴塞爾報告》稱為規定資本充足率的報告。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範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准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明確給定的標准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報告出台以前，各國雖然也對資本金規定了規模要求，但並沒有對資本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規定，這使銀行可以輕易地通過會計處理增加銀行帳面資本金，並實際加大資產與負債的落差，進而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由於資本金的管理還處在原始的靜態管理狀態，無法形成根據資產和負債的性質及其變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而使這種資本金管理形同虛設，發揮的作用也極其有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此前協議的監管重心只能簡單地放在監管責權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於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範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由於當時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報告只能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數來確定其風險權重，並相應提出了資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過渡期及各國當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報告真正認識到國際銀行體系健全和穩定的重要，各國銀行的監管標准必須統一。而這種安排則充分考慮到了銀行的國別差異，以防止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
《巴塞爾報告》的推出意味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過渡。由於監管思想的深刻、監管理念的新穎、考慮范圍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合理，這個報告成了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監管准則。此後圍繞銀行監管產生的核心原則或補充規定等，都是在報告總體框架下對報告的補充和完善。盡管巴塞爾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超越成員國政府的監管機構，發布的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各國的監管當局都願意以報告的原則來約束本國的商業銀行。

2 協議的補充完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跨國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使銀行業務趨於多樣化和復雜化，銀行經營的國內、國際環境及經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銀行規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為提高。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爾報告》難以解決銀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巴塞爾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長時期、大面積的修改與補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認識到准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後，重新詳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備金與壞帳准備金，以確保用於彌補未來不確定損失的准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用於彌補已確認損失的准備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別風險之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別風險，因而一改《巴塞爾報告》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單化的衡量方法，於1994年6月重新規定對OECD成員國資產的風險權重，並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用等級。
第三，作為金融快速國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融市場間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來逃避資本金管制，並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巴塞爾報告》的執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經常發生。這說明僅靠資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範金融風險。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銀行。這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1993年底時遠遠超過8%，1995年1月還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這家老牌銀行便宣告破產。
鑒於這些情況，巴塞爾委員會在1995年4月對銀行某些表外業務的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並在1996年1月推出《資本協議關於市場風險的補充規定》。該規定認識到，市場風險是因市場價格波動而導致表內外頭寸損失的風險，包括交易帳戶中受到利率影響的各類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風險、銀行的外匯風險和商品（如貴金屬等）風險，它們同樣需要計提資本金來進行約束。值得注意的是，《補充規定》已經改變了《巴塞爾報告》中將表外業務比照表內資產確定風險權重並相應計提資本金的簡單做法，提出了兩種計量風險的辦法：標准計量法和內部模型計量法。標准計量法是將市場風險分解為利率風險、股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風險和期權的價格風險，然後對各類風險分別進行計算並加總；內部模型法也就是基於銀行內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計量方法，這是將借款人分為政府、銀行、公司等多個類型，分別按照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的計量模型來計算市場風險，然後根據風險權重的大小確定資本金的數量要求。內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創新，引起了銀行界的廣泛關注。但鑒於當時條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計算方法又不夠具體和完善，因而並未得到廣泛運用，以至於銀行對此法的運用還需滿足諸如要有足夠的高水平模型運用人員、要認真執行風險管理等等條件並得到監管當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更是引發了巴塞爾委員會對金融風險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從巴林銀行、大和銀行的倒閉到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人們看到，金融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的問題，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互相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表明巴塞爾委員會已經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後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新協議所重頭推出並具有開創性內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及市場約束，都在《核心原則》中形成了雛形。

3 對舊巴塞爾協議的反思
從發展歷程來看，巴塞爾協議經歷了一個內容不斷更新、方法不斷改進、思想不斷成熟的深化過程。該協議實際上沒有一個明確的新舊分界點。學術界一般將1988 年的《巴塞爾報告》稱為舊巴塞爾協議，將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稱為新巴塞爾協議。其實，1988年的舊巴塞爾協議經過多次修改補充後，已將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緒，因此才有了新巴塞爾協議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兩個新巴塞爾協議徵求意見稿更直接就是對第一稿的充實與完善。因此本報告以《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徵求意見稿（第一稿）為分水嶺，此前的所謂舊巴塞爾協議實際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及其後的補充規定和核心原則；而新巴塞爾協議則統指三個徵求意見稿。
盡管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歷經修改與補充，但學術界和銀行界還是對其中的許多原則以及舊協議的市場適應性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首先是國家風險問題。舊巴塞爾協議只是重新確定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資產風險權重，但對非OECD成員國的風險權重歧視仍未解除。這一方面造成國與國之間巨大的風險權重差距（多為100％），這種差距不僅在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而且在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評判中的信用標准扭曲為國別標准；另一方面則容易對銀行產生誤導，使其對OECD成員國的不良資產放鬆警惕，而對非OECD成員國的優質資產畏葸不前，從而減少銀行的潛在收益，相應擴大銀行的經營風險。此外，這一規定仍然因循靜態管理理念，未能用動態的觀點看待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信用變化。
其次是風險權重的靈活度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企業風險權重歧視問題，且與國家風險權重歧視交織在一起。對於非OECD成員國對銀行、政府超過一年的債權，對非公共部門的企業債權，無論其信用程度如何，風險權重均為100％；而由OECD成員國對金融機構擔保的債權，則一律為20％。此外是風險權重的級次過於簡單且不合理，僅有 0％、20％、50％、及100％等四個檔次，沒有充分考慮同類資產的信用差別，也就難以准確反映銀行面臨的真實風險。美國經濟學家俄特曼（2001）根據美國非金融機構所發債券的數據，運用蒙特卡洛模擬實證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
再次是對金融形勢的適應性問題。舊協議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也提出了對照表內項目確定表外資產風險權重的做法，但隨著金融新業務的推出和銀行組織形式的更新，舊協議的涵蓋范圍和監管效果都難以讓人滿意。最典型的是銀行資產證券化和銀行持有債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廣泛建立以及銀行全能化等，由此不僅引發逃避或繞開資本金管束的問題，而且引發了信用風險以外的市場風險。
最後是全面風險管理問題。舊協議已經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並未對其內容作詳盡的闡釋，更未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因而對於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還停留在理論上論證、方法上探索的階段，至於這三類風險的計量應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應選擇哪些參數，以及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又如何設計等問題，幾乎都沒有涉及。此外，在舊協議中，銀行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銀行危機的產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風險引起，銀行風險的規避取決於監管當局對其資本金計提方法和計提數量的監督，並不注重當事人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也沒有對銀行提出如何適應市場以及如何主動接受市場約束的問題。

4 新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委員會徹底修改資本協議的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資本監管框架草案第一稿，並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新協議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為主要特點的新協議代表了資本監管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實踐證明，單靠資本充足率無法保證單個銀行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自從1988年資本協議問世以來，一些國家的監管部門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時使用這三項手段強化資本監管，以實現銀行穩健經營的目標。然而，將三大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並以監管規定的形式固定下來，要求監管部門認真實施，這無疑是對成功監管經驗的肯定，也是資本監管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
與1988年資本協議所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希望新協議的適用范圍不僅局限於十國集團國家，盡管其側重面仍是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提出，新資本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並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准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此外，巴塞爾委員會還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全世界所有的大銀行都能遵守新協議。客觀上看，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採用新協議來分析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准，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並檢查其實施情況。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
與1988年資本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這是因為新協議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並為盡量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應該說，銀行監管制度的復雜程度，完全是由銀行體系本身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十國集團國家的銀行將在規定時間內實施新協議。為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非十國集團國家也會力爭在規定時間內全面實施新協議。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實施新協議的難度不可低估。在此，還必須提出，就目前的方案來說，新協議首先是十國集團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充足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
新資本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准法和內部評級法。標准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採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採用外部評級機構，應該說比原來以經合組織國家為界限的分類辦法更客觀、更能反映實際風險水平。但對包括中國在內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用該法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評級公司數量很少，也難以達到國際認可的標准；已獲得評級的銀行和企業數量有限；評級的成本較高，評出的結果也不一定客觀可靠。若硬套標准法的規定，絕大多數企業的評級將低於BBB，風險權重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業）。企業不會有參加評級的積極性，因為未評級企業的風險權重也不過是100%。此外，由於風險權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採用這種方法自然會普遍提高銀行的資本水平。
將內部評級法用於資本監管是新資本協議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險補充協議的創新之處，允許使用自己內部的計量數據確定資本要求。內部評級法有兩種形式，初級法和高級法。初級法僅要求銀行計算出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其它風險要素值由監管部門確定。高級法則允許銀行使用多項自己計算的風險要素值。為推廣使用內部評級法，巴塞爾委員會為採用該法的銀行從2004年起安排了3年的過渡期。

B. 巴塞爾協議的概念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徵求意見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

C. 金融機構的重要性 有哪些我要詳細的回答

所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是指業務規模較大、業務復雜程度較高、一旦發生風險事件將給地區或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沖擊的金融機構。那麼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有哪些？國際金融監督和咨詢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最新公布的名單顯示，去年發布的首批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由29家減至28家，中行依然為中國乃至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中惟一入選的金融機構。與去年發布的29家機構相比，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新名單中增加了英國渣打銀行和西班牙對外銀行，剔除了英國萊斯銀行、德國商業銀行和比利時德夏銀行。去年10月，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巴黎會議通過一項旨在減少系統性金融機構風險的全面框架，會議要求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銀行資本金要額外增加1-2.5個百分點。根據國際通用銀行風險控制標准《巴塞爾協議III》，到2013年全球金融機構的最低核心資本充足率提高至7%，這意味著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將提高至8%-9.5%。首批29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中，包括高盛、摩根大通、匯豐、花旗、德意志銀行、瑞士銀行等國際知名大型銀行，其中17家來自歐洲，8家來自美國，4家來自亞洲。除中國銀行之外，亞洲另外3家均為日本的金融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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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什麼中國積極推行巴塞爾三協議巴三對商業銀行有哪些影響

淺析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及對策

李萌 黃建新

1．（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河北，066004；）2。湖北省漢川市建行，湖北，431600

[摘要]巴塞爾協議是關於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協議。1988年7月版的巴塞爾協議，首次規范了銀行業的資本，為世界各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制定了統一的游戲規則。隨著金融創新和風險管理難度的加深，巴塞爾協議也在不斷改進。2004年6月《新資本協議》正式出台，在2006年底實施。其內容主要包括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約束等。新巴塞爾協議的產生代表著國際銀行資本監管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實施新資本協議會給各國銀行業帶來不同程度的沖擊和影響，而我國作為國際清算國成員之一，必然會給我國銀行業提供諸多的新理念和科學操作方法，同時還會給我國銀行業提出許多緊迫性的改革任務，這是本文的分析重點。

[關鍵詞] 新巴塞爾協議 資本充足率 信息披露 銀行監管 風險管理

一、引言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1988年7月公布了《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簡稱《巴塞爾協議》，統一了國際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性標准。它將資本分為了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個部分。其中核心資本主要由其實收資本和公開儲備兩部分構成。實收資本包括已發行和繳足的普通股和永性非累積性優先股。附屬資本主要包括未公開儲備、資產重估儲備、普通准備金或一般貸款損失准備等。在對商業銀行資本進行分類的基礎上，《巴塞爾協議》規定了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性管制。所謂資本充足性就是指商業銀行的資本資產比率不得低於8%，其中核心資本至少達到4%的標准，附屬資本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總額。首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銀行表內與表外業務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准，成為各國金融當局有效進行銀行監管的重要依據.該協議的逐步推廣對防範與化解各國金融風險，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曾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近幾年來，面對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和新的風險管理技術，原協議日益顯得乏力和滯後。尤其是在1997年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中，巴塞爾協議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巴塞爾委員會於1998年開始著手制定新協議。1999年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關於新協議的徵求意見稿，並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徵求銀行界和監管部門的意見;2001年初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新資本協議草案的第二稿;2003年公布新資本協議草案的第三稿。經過幾次的意見反饋和修改，2004年6月正式定稿.新巴塞爾協議覆蓋三大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包含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的新資本協議，並規定2006年底正式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該協議，以取代1988年的舊巴塞爾協議。毫無疑問，新協議的制定和實施將對全球的銀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作為剛剛入世的中國銀行業，受到的影響更為顯著。

二、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框架

新協議比 1988的資本協議更為復雜、詳盡，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原因是新協議在原來的基礎上增添了三大支柱，分別是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監管當局的監管和市場約束。

1．支柱一:最低資本要求

新巴塞爾協議認為最低資本要求仍然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即監管資本的定義、風險加權資產和資本對風險加權資產的最低比率。其中，資本的定義和最低資本充足比率仍保留1988年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定義和比率不變，但是計算資本充足率的公式有所不同。新協議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明確了應考慮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因素，其表達式為:資本充足率＝資本金÷（風險加權資產+12.5*市場風險所需的資本+12.5*操作風險所需的資本）二者相比較可以看出，兩種計算方法雖然分子完全相同，但是在新協議中，分母由原來單純反映信用風險的加權資產加上了反映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內容，使資本水平更真實的反映銀行風險。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繼承了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但是，新協議的資本要求已經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

①拓展了風險范疇，強調全面風險管理。所謂全面風險管理，就是不僅要計算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而且還要考慮操作風險。根據全面風險權重計算出的最低資產充足率依然為8%。新協議提高了信貸損失風險資本框架的敏感度，要求對風險高的借款人採用更高的資本，低風險則低資本，還提出了計算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級法；強調應對包括利率風險、股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風險和期權價格風險等在內的市場風險加以特別關注；銀行在風險控制時還應當注意操作風險，操作風險是指由於不當或失敗的內部程序、人員和系統或外部事件（如自然災害）導致損失的風險。

②改進了風險的計量方法，提出了標准法和內部評級法兩類風險評估方法。標准法需要藉助外部評級機構確定資產風險權重，計算最低資本要求；同部評級法採用銀行內部評級，確定資本要求。

③擴大了資本約束范圍。新協議對諸如金融組織形式、交易工具等的創新提出了相應的資本約束對策。對於以商業銀行業務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證券化的資產，則重新制定了資本金要求，要求銀行提取足夠的各類資產的最低資本金；此外，還充分考慮到了控制公司下不同機構的並表問題。

2.支柱二: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

外部監管作為新資本協議的一個重要支柱，對於資本充足性的監管約束而言，可以說是第一次被納入資本的框架.其基本原則是要求監管機構應根據銀行的風險狀況和外部經營環境，要求銀行保持高於最低水平的資本充足率，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進行嚴格的控制，確保銀行有嚴格的內部體制，從而有效管理自己的資本.新巴塞爾協議強調了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職責，提出了較為詳盡的配套措施。巴塞爾委員會希望各國監管部門擔當起三大職責。

3.支柱三:市場約束

新協議首次引入市場約束機制。新協議更多的是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待和對待銀行的。強調以市場的力量來約束銀行，認為市場是一股強大的推動銀行合理、有效配置資源並全面控制經營風險的外在力量，具有內部改善經營、外部加強監管所無法替代的作用。作為公眾公司的銀行，只有像其他公司一樣，建立起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理順了委託代理關系、確立了內部制衡和約束機制，才能真正建立風險資產與資本的良性配比關系，在接受市場約束的同時，才能贏得市場。

三、新協議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1、 新協議對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狀況的影響

按照新協議的要求計算資本充足率，會使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狀況下降，資本充足率水平偏低是我國銀行長期面臨的一個難題。至於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問題，2004年國家動用450億美元國際儲備向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後，其資本充足率分別達16.5%和14.14%。2005年4月，國家動用150億美元外匯儲備向中國工商銀行補充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6%。可以預見，通過國家注資和其他方式，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達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其抗風險能力將得到增強。

但是，新協議的實施會拉大國內商業銀行與國際銀行資本充足性的差距，新協議允許銀行根據自身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方法來計算風險加權資產，即內部評級法和標准法。內部評級法是新協議所倡導的方法，也是用來計量銀行風險方法的發展趨勢.一般而言，根據內部評級法可將同一家銀行的風險資產規模較原計算方法減少2%-3%.對於經營狀況較好的大銀行，這種下降幅度更為明顯。據英國《銀行家》2000年7月的世界前1000家銀行排名結果，位居榜首的美國花旗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為6.65%，如果按內部評級法計算，其核心資本充足率會達到10%以上。眾所周知，內部評級法要求較高，也比較復雜，一般只有發達國家才有條件採用.這就會相應降低發達國家資本要求，而相對的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要求。最為典型的實例是，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有能力採用內部評級法的是一些經營管理能力和資金實力較強的外資銀行.這些銀行通過採用內部評級法，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優質客戶提供各種金融產品，使新興市場國家的銀行在競爭中陷入被動.原因在於新興的市場國家中，當地的優質客戶如果用內部評級法可以獲得較低的風險權重;但如果採用標准方法，由於其中的許多客戶沒有獲得外部評級，風險權重往往達到100%。入世後的中國銀行業，無論在地域還是在業務范圍都逐步對外開放一些實力雄厚的外資銀行相繼入駐內地，由於計量方法的差異導致國內銀行與外資銀行監管資本的差別，拉大了國內商業銀行與國際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上的差距，使國內銀行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新資本協議仍然把最低資本量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為了與新協議接軌，與國際銀行相競爭，我國銀行目前面臨的就是如何在新協議下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問題。一方面，資本充足率的提高依賴於銀行資本的補充和積累。而現在我國銀行資本補充渠道又很狹窄，因此通過發行上市，無疑是增加資本的良策。

2、新巴塞爾協議給我國銀行風險管理帶來的問題

①．我國大多數銀行忽略對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管理

考慮到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不斷涌現，現代商業經營中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在銀行管理中日益突出。而我們對於風險資產及資本充足的監管，主要是考慮信用風險，基本上沒有考慮市場風險、匯率風險、價格風險以及在操作和技術等方面的風險。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利率波動得更為頻繁，利率風險會逐漸明顯。新協議也突出強調了利率風險在銀行風險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另外，銀行業務操作環節不斷增多，技術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強，對於電腦的依賴程度加大，由於電子技術的漏洞而造成的操作風險給銀行帶來巨大的潛在損失。由於操作風險的增大，新協議將其納入資本監管的框架中。所以，要真實反映銀行風險狀況，就必須考慮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我國銀行必須由單一信用風險管理轉向實行全面風險管理.如果忽略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管理，就會加大銀行風險程度，勢必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資本金，那樣就會使銀行在競爭中失去有利位置。實行全面風險管理要求銀行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實行統一的風險計量、控制和報告，需要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基礎上開展統一協調的管理工作。目前，我國大多數商業銀行還達不到這一要求，難以實現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

②．社會信用評級制度不發達

由於我國整個社會信用制度欠發達，國內的信用市場尚處於發展階段。一方面中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很少。目前主要有中誠信和大公信用評級兩家，參與信用評級的企業主要是為了發行債券，評級企業只有200家左右.由於國際化程度不高，我國企業獲得國際承認的外部評級數目就更少了。那麼在目前的信用評級條件下，如果按照新協議採用的標准法，我國商業銀行的大多數資產都是未評級的，風險權重達到100%。對於BB級以下企業的資產，風險權重為150%，那麼信用較差的企業將會傾向於未評級一組，這樣在標准法下對銀行的風險管理是不利的。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的信用文化缺乏，企業的財務數據真實性不高，加上信用評級未完全在貸款決策、貸款定價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基層信貸人員對評級體系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積極去核准企業財務數據，導致評級體系中的財務數據不夠准確全面，風險得不到真實反映，以至於信用評級的結果與企業的實際風險登記並不匹配。為接近標准法的要求，招商銀行、建行、中行等部分中資銀行聘請國外的評級機構進行風險評級，盡管花費不菲，但對方還是因為對情況不了解，而無法做出准確、全面的評定.由此可見，信用評級己成為我國銀行業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個瓶頸。

③．銀行的內部基礎數據嚴重缺乏，評級技術落後，風險模型難以建立

④．風險評級方法過於簡單，缺乏科學性，風險揭示嚴重不足

3、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銀行監管的影響

作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神聖公約」，巴塞爾協議為各國的金融監管提供了統一的標准，也為國際銀行的競爭制定了統一的游戲規則。按照新資本協議要求，監管當局必須在強化合理性監管的同時，重視安全性監管，逐步硬化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約束，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以反映銀行業風險管理的最新方面，以及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新協議的第二支柱在給予各國監管當局更大決策自主權時，也對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我國的監管水平較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實施新協議的難度很大，具體來說主要面臨的困難有如下幾方面:

①．銀行監管機制不靈活

新協議在銀行監管方面特別強調了監管制度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因為不同國家不同銀行的經營狀況、風險管理能力以及技術水平等方面是不盡相同的，所以對銀行進行監管時，要充分考慮這些差異，區別對待，避免整齊劃一。因此我們要根據各銀行所處的具體情況，提出針對性強、靈活性大的方案，進行分類監管，這必然會增強銀行監管工作的難度和復雜性。這也是新協議對今後我國銀行監管工作提出的重大改革之處.

②．銀行監管指標不夠全面合理

新協議綜合考慮了銀行面臨的各種風險，並提出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進行全面管理.因此監管當局制定的監管指標也必須覆蓋所有可能面臨的風險。目前我國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指標包括監控性指標和監測性指標。其中監控性指標包括資本充足率指標、存貸款比例指標、中長期貸款比例指標、流動性指標、單個貸款比例指標和貸款質量指標。監測性指標包括，風險加權資產比例指標、外匯資產比例指標、利息回收率、資本利潤率和資產利潤率。由以上指標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銀行監管指標在風險管理方面是以信用風險為主的，對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考慮的很少。例如，監管當局並沒有對利率敏感性比例(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的比率)做出詳細規定。而事實上，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由利率敏感性資產或利率敏感性負債帶來的風險日益突出，利率風險是不容忽視的。另外，由於銀行業務的創新和復雜程度的增加，因計算機或人員操作不當而發生的風險在我國銀行業中也不斷增多。新資本協議正是考慮了這些實際情況，尤其強調了利率風險和操作風險在銀行風險管理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我國現行的銀行監管指標幾乎沒有涉及以上因素帶來的風險，這樣監管指標在某些領域內就失去了應有的效力，不能使銀行的風險得到全面的控制。新協議的實施就要求中國監管當局充分考慮各種可能的風險，制定出全面、合理並具有預見性的銀行監管指標。這也就意味著在新巴塞爾協議實施的前提下，我國銀行監管當局即將面臨重新修訂監管指標的緊迫任務。

③．銀行監管理念落後，監管方式、技術手段和人員素質不適應監管的要求

目前世界各國通行的監管理念早己超越了行政管制的時代，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隱性保證轉變為市場主導和銀行自擔風險。而我國的監管理念基本上還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護階段。在監管方式上主要依靠現場檢查，特別是「突擊」性的「大檢查」，非現場檢查和持續性跟蹤研究還遠遠不夠。在檢查內容上，側重於業務合規性檢查，而忽視銀行整體經營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動性和風險控制能力。在監管技術手段方面，國外一些成熟的和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尚未引入，電腦系統和有關軟體的開發嚴重滯後.此外，監管人員素質不高，知

識結構落後，特別是法律財務知識欠缺，能看懂外資銀行報表和熟悉非信貸業務監管的專業人才嚴重不足。由於存在這些方面的缺陷，就會影響我國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不能達到新協議所要求的監管水平。所以說，新協議的實施對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④．監管機構之間協調性不夠，監管效率不高

四.對策及建議

1、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保持充足的資本水平是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也是銀行防範金融風險的物質基礎。長期以來，由於資產增長很快，盈利空間有限，又缺乏有效的注資渠道，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直偏低。據測算1985-2001年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產年平均增長率為20%，但資本的補充遠遠沒有跟上資產的發展。因此，迫切需要採取多種方式，優化資本結構，多渠道多途徑的補充資本金，迎接新資本協議給我國銀行業帶來的挑戰。

2、 降低銀行的風險資產權重

無論是增加銀行的核心資本還是附屬資本，都是從外部直接起作用。但是在銀行內控機制不完善、經營效率不理想的情況下，單靠大量資金投入是無法滿足需要的。因此在外部補充資本金的同時，商業銀行應該努力降低風險資產權重，優化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是資本金與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只有提高資產質量，降低資產的風險性，減少風險加權資產總量，扭轉不良資產過多和資產質量不高的局面，才能實現資本充足率和資本收益水平的良性循環。具體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a.適當控制信貸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

b.提高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

c.加強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和審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建設和溝通

d.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提高

e.完善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管理工作

新巴塞爾協議在第二支柱— 監管者的監管—當中，明確了監管者對銀行業的監管原則，並強調了監管者的監管責任。在世界銀行體系日益復雜和多樣化的背景下，加強銀行監督管理是十分必要的。2003年4月28日，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實現了銀行監督管理的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銀監會將整合中國人民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作為國務院直屬的正部級事業單位，銀監會的主要職能是擬定有關銀行業監管的政策法規，負責市場准入和運行監督，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等。銀監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對銀行業監管的進步。然而銀監會的成立僅僅是提高我國銀行監管工作的開端，面對新巴塞爾協議在銀行監管方面給我國提出的挑戰，我們還需做出一系列的切實改進。新巴塞爾協議無疑是對舊巴塞爾協議的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揚棄，也是國際銀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比舊協議更復雜、更全面、更具有靈活性和敏感性。以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市場紀律三大支柱為特點的新協議代表了國際銀行業資本監管的最新、最科學合理的發展趨勢和方向。新協議的實施不僅會帶來許多新理念、新方法，還會觸動許多傳統銀行體制和經營習慣，這必然會對整個銀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作為入世後面臨國際競爭壓力的中國銀行業，受到新協議的影響頗為顯著。因此，我們應該在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風險管理、信息披露、監管當局的監管以及銀行的盈利能力等方面多投入、多付出、實施積極的改進措施，才能造就出現代化的中國銀行業，才能以強大的實力來迎接新巴塞爾協議的挑戰，從而使入世後的中國銀行業在國際競爭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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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興韻，《金融學原理》三聯書店經濟學教材 2005年4月北京第2版

作者簡介：李萌，女，遼寧省吉林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在職研究生。

E. 巴塞爾協議Ⅲ的簡介

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於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願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並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准。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徵求意見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本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內容:最低資本金比率要求、對一級資本的定義以及過渡期安排。
在最低資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規定,商業銀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將從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謂的「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另外還需要建立2.5%的資本留存緩沖和零至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此外,商業銀行更寬泛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則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根據新規定,銀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內達到最低資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資本緩沖在內的普通股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達到4.5%,一級資本比率達到6%;而對緩沖資本的落實則更為寬松一些,銀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間分階段落實。
新資本協議對歐洲銀行業的沖擊也比美國更大,特別是對一些經濟困難國家和中小銀行。相對於中小銀行,大型銀行擔心的是更高的資本金要求會限制銀行放貸能力。 巴塞爾協議Ⅲ是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其出台必將引發國際金融監管准則的調整和重組，影響銀行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在巴塞爾協議Ⅲ出台之際，中國銀監會及時推出了四大監管工具，包括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四大方面，及時進行了跟進，構成了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框架。這被業界稱為中國版「巴塞爾Ⅲ」。
有媒體報道，銀監會上報的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已於近日獲國務院批准。
中國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
在資本充足率方面，商業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從現行的4%上調至5%，資本充足率保持8%不變；第二，在撥備覆蓋率的基礎上，引入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經營風險，原則上不低於2.5%；第三，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按照監管規劃，「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業杠桿率監管標准確定為不低於4%；第四，在現有流動性比率監管基礎上，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率指標。預計杠桿率、流動性指引預計將先期發布。而撥備率仍需和財政部做最後協商。
提高資本充足率，強化資本監管。「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監管部門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對於銀行資本的數量、質量和標准提出新的要求。
「十二五」期間，銀行業將實施更為審慎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標准。在獲國務院批復方案中，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總資本的最低要求調整為5%、6%和8%。此外，新的規定還對所有銀行設置抵禦經濟周期波動的超額資本，獲批方案留存超額資本2.5%，反周期超額資本0至2.5%。銀監會有關負責人曾指出，只有在出現系統性貸款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才需計提反周期超額資本，大多數時間反周期超額資本為0。獲批方案資本充足指標自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系統重要性銀行於2013年年底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2016年年底達標。
執行新標准後，系統重要性銀行最低總資本充足率要求為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10.5%。
巴塞爾協議Ⅲ將銀行核心資本和普通股許可權的要求大幅提升，可以看出，順應巴塞爾委員會的要求，我國銀行監管新工具箱的核心監管工具仍然是資本要求。監管部門希望通過實現新的資本監管制度，提高最低資本要求，以便更有效地抵禦和化解銀行潛在風險造成的損失。
銀監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年末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個百分點；加權平均核心資本充足強化監管乃大勢所趨。
銀行業或將走上資本補血之路
提升撥備覆蓋率，實行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實際上，2.5%的動態撥備率在去年11月17日銀監會印發的名為《據悉，執行時間由2012年1月1日開始，達標時間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3年年底，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6年年底達標，但對個別銀行給予額外2年左右寬限期。
對銀行而言，這些新規將要求它們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舍棄那些被認為具有過高風險的業務種類。由於撥備直接來源於當期利潤，商業銀行需要將收益更多地儲備起來，以應對潛在風險，可供向投資者和員工派發的錢將減少。對消費者來說，新規有利也有弊——在存款利息可能提高的同時，貸款成本也可能增加，並且貸款難度加大。
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控制銀行表內外業務風險。根據《商業銀行杠桿率監管指引》（徵求意見稿），杠桿率要求為不得低於4%，同時要求各商業銀行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按照4%的標准，比新版巴塞爾協議高一個點，而目前中國銀行業杠桿率普遍都在4.5%以上，這個指標短期內對銀行不會有太大影響。
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准
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准，增強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目前我國對於銀行業流動性比率的監管，已經存在一些較為明確的指標要求，如要求存貸比不能超過75%，流動性比例大於25%，核心負債依存度大於60%，流動性缺口率大於-10%，以及限制了最大十戶存款佔比和最大十戶同業拆入佔比，超額存款准備金制度等，這些指標對於監控銀行業的流動性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即便在銀行資本充足和資本質量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流動性出現問題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為此，巴塞爾委員會引入了兩個流動性監管新指標，即流動性覆蓋率（LCR）和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具體而言，流動性覆蓋率指銀行流動性資產儲備與壓力情景下30日內凈現金流出量之比，用於度量短期（30日內）單個銀行流動性狀況，目的是提高商業銀行短期應對流動性停滯的敏感性。凈穩定融資比率指可用的穩定資金與業務發展所需資金之比，用於衡量銀行在中長期內可供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是否足以支持其資產業務發展，也可以反映中長期內銀行所擁有的解決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的資源和能力。這兩個指標的提出，將能夠進一步增加銀行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我國將在「十二五」期間引入這兩個新指標。具體而言，對於這兩項指標，銀行監管標准均設定為100%，獲批方案對上述兩個指標設置2年觀察期，將於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並於2013年年底達標。
包括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的實施，雖然給中國銀行業帶來更大挑戰，但是，這也是促進中國銀行業轉型的一次良機。

F. 2.中國的系統重要性銀行有哪些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規模體量大，在金融市場上具有風向標作用，識別並強化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有助於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促進市場公平有序競爭，有助於提高我國銀行體系的穩健程度、切實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評估辦法》是評估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基本規則，是強化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重要性銀行「大而不能倒」風險的重要舉措，是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關鍵制度安排，有助於識別對我國金融體系有系統性影響的銀行，有助於增強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認定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有助於推動系統重要性銀行穩健經營。
要點一：與國際監管趨勢接軌
2018年11月27日，「一行兩會」聯合發布《指導意見》，對我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識別、監管和處置作出了總體性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安排被看作是中國對於防範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重磅利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表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因規模較大、結構和業務復雜、與其他金融機構關聯性強，在金融體系中居於重要地位，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將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危機後有關國際組織和主要經濟體已就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建立了相關制度安排。
央行相關負責人此前表示，從我國情況看，經過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部分規模較大、復雜度較高的金融機構因與其他金融機構關聯度高而居於金融體系核心，對我國金融體系整體穩健性以及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具有重要影響。為此，迫切需要明確政策導向，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識別、監管和處置作出制度性安排。
實際上，據了解，在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27個成員國中，目前絕大部分國家已經建立了本國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和監管辦法，我國在這方面的探索進度相對較慢。因此，有銀行業分析師對記者表示，指導意見的頒布，不僅是出於防範系統性風險的考慮，也是重要的監管制度補短板，與國際監管標准接軌。
要點二：先從銀行業切入，證券、保險業隨後
《評估辦法》是《指導意見》發布後的首個配套細則，之所以先選擇制定出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評估辦法，主要有以下兩方面考慮：
一是銀行業在我國金融業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目前我國金融業總資產300萬億元，其中銀行業總資產268萬億元，在我國金融業總資產中佔比達到89%。考慮到銀行業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工商銀行(港股01398)、農業銀行(港股01288)、中國銀行(港股03988)、建設銀行(港股00939)等4家銀行均已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名單。
二是國際上對於評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方法已較為成熟，對我國來說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現行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認定中，基本僅包含銀行、保險這兩類金融機構，但將證券業、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納入並沒有先例。根據安排，我國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涵蓋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以及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認定的其他具有系統重要性、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例如，此前外媒就多次報道，螞蟻金服等金融科技「巨頭」有望被納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
因此，如何設定針對證券業、從事金融業務機構的評定標准，以及針對這兩類機構如何設定特別監管要求和特別處置機制備受外界關注。
此外，《指導意見》設定了參評機構的范圍標准：一是可採用金融機構的規模指標，即所有參評機構表內外資產總額不低於監管部門統計的同口徑上年末該行業總資產的75%；二是可採用金融機構的數量指標，即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參評機構數量分別不少於30家、10家和10家。
要點三：納入名單的銀行將有何特殊「待遇」
一旦被納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則意味著要身上的「擔子」將更重。這主要體現在將會有額外的、更為嚴格的特別監管要求，以避免日常經營中盲目擴張；同時，為以防萬一，還要制定特別處置機制，確保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時，能夠得到安全、快速、有效處置，保障關鍵業務和服務不中斷，防範「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央行有關負責人就表示，按照《指導意見》確定的分工，銀保監會仍依法負責對系統重要性銀行實施日常監管。央行則從強化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出發，一方面，牽頭制定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擬從實施附加資本要求、落實資本內在約束機制入手，強化流動性、大額風險暴露、風險數據加總和風險報告等方面的監管要求。另一方面，從制定恢復和處置計劃、開展可處置性評估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切實提高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經營穩健性。同時，央行將持續開展系統重要性銀行監測分析，開展壓力測試，並視情提出相應的附加監管要求。
一旦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確定後，意味著這些銀行將要執行更為嚴格的資本充足要求，這些銀行也將面臨更大的資本補充壓力，發行優先股、永續債、二級資本債等資本補充工具的需求也會更大。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熊啟躍曾對券商中國記者表示，以附加資本要求為例，巴塞爾委員會對入選的G-SIBs按最終得分劃定了五級，不同等級對應不同的附加資本要求（從1%到3.5%不等），預計我國也會借鑒這種方式設定分級附加資本要求。
「從其它國家實施的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D-SIBs）監管要求看，一般情況下，D-SIBs的附加資本要求會比G-SIBs低，預計我國也會如此。」熊啟躍說，不過，即便如此，由於當前我國銀行業普遍資本緊缺，一旦入選系統重要性銀行，還是會加重銀行的資本補充壓力，特別是對部分股份行等中小銀行。
民生銀行(港股01988)首席宏觀研究員溫彬表示，隨著《評估辦法》的實施，納入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機構盲目擴張規模的沖動將會受到抑制，這也標志著差異化監管走向深入、走進實質階段。《評估辦法》通過對4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的定量打分，輔之以監管定性評價，為差異化監管奠定了較好基礎。預計6家國有商業銀行、2家政策性銀行、1家開發性銀行、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10家左右規模較大的城商行將進入備選，其中打分結果有望選定20家左右的銀行作為第一輪系統重要性銀行。
要點四：評估系統重要性銀行需要這些流程
根據《評估辦法》，我國未來將每年發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根據名單對系統重要性銀行進行差異化監管。評估流程將包括確定參評銀行范圍、向參評銀行收集數據、計算系統重要性得分、進行監管判斷、確定並公布名單等。
其中，確定參評銀行范圍的標准為，若某銀行滿足下列任一條件，則應納入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范圍：
1.以杠桿率分母衡量的調整後表內外資產余額在所有銀行中排名前30；
2.曾於上一年度被評為系統重要性銀行。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述第一條標准，預計首批系統重要性名單中，基本將涵蓋政策性銀行、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和部分頭部城商行。
按要求，參評銀行於每年6月底前填寫並提交上一年會計年度數據。銀保監會在完成數據收集後，計算參評銀行系統重要性得分。得分達到300分的銀行被納入系統重要性銀行初始名單。按系統重要性得分進行分組，實行差異化監管。各組分界值如下：第一組：300分至449分；第二組：450分至599分；第三組：600分至1399分；第四組：1400分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得分達到300分的銀行杯被納入初始名單後還需監管部門判斷，最後交由金融委審議確定終極名單。對於300分以下的銀行，也有可能會納入名單，央行、銀保監會可根據其他定量或定性輔助信息，提出將系統重要性得分低於300分的參評銀行加入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的監管判斷建議，與初始名單一並提交金融委辦公室。
此外，金融委每三年對本辦法規定的評估流程和方法進行審議，並進行必要調整與完善。行業發生顯著變化、現有評估流程和方法不能滿足防範系統性風險實際需要的，金融委可對評估流程和方法進行額外審議。
要點五：依據四大類共計13項指標評分
《評估辦法》發布後，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將向參評銀行發送數據報送模板和數據填報說明，收集2018年數據，開展2019年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
根據《評估辦法》，首先，採用定量評估指標計算30家參評銀行的系統重要性得分，評估的一級指標包括「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和「復雜性」，指標權重均為25%，每個一級指標下設若干二級指標，得分達到一定分值的銀行被納入系統重要性銀行初始名單。具體評估指標構成如下：
一、規模：採用作為杠桿率分母調整後的表內資產余額和調整後的表外項目余額之和作為定量指標，按照《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規定的口徑計算。
二、關聯度：包含三個定量指標，權重均等。
1、金融機構間資產，指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交易形成的資產余額。
2.金融機構間負債，指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交易形成的負債余額。
3.發行證券和其他融資工具，指銀行通過金融市場發行的股票、債券和其他融資工具余額。
三、可替代性：包含四個定量指標，權重均等。
1.通過支付系統或代理行結算的支付額，指銀行作為支付系統成員，通過國內外大額支付系統或代理行結算的上一年度支付總額，包括為本銀行清算的支付總額和本銀行代理其他金融機構進行清算的支付總額。
2.託管資產，指上年末銀行託管的資產余額。
3.代理代銷業務，指銀行作為承銷商或代理機構，承銷債券，代理代銷信託計劃、資管計劃、保險產品、基金、貴金屬等業務的年內發生額。
4.境內營業機構數量，指銀行在境內設立的持牌營業機構總數。
四、復雜性：包含五個定量指標，權重均等。
1.衍生產品，指銀行持有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名義本金余額。
2.交易類和可供出售證券，指銀行為交易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證券余額和可供出售證券余額之和。
3.非銀行附屬機構資產，指銀行控股或實際控制的境內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
4.理財業務，指銀行發行的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
5.境外債權債務，指銀行境外債權和境外債務之和。

G. 急求：巴塞爾協議的背景，內容和作用（一個方面也可以）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台
巴塞爾協議是國際清算銀行成員國的中央銀行在瑞士的巴塞爾達成的若乾重要協議的統稱。其實質是為了完善與補充單個國家對商業銀行監管體制的不足，減輕銀行倒閉的風險與代價，是對國際商業銀行聯合監管的最主要形式，並且具有很強的約束力。

歷次巴塞爾協議的主要內容有：

1974年9月由國際清算銀行發起，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荷蘭、加拿大、比利時、瑞典十國集團及中央銀行監督官員在巴塞爾開會，討論跨國銀行的國際監督與管理問題，自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

①1975年協議（庫克協議）

該協議對海外銀行監管責任進行了明確的分工、監管的重點是現金流量與償付能力，這是國際銀行業監管機關第一次聯合對國際商業銀行實施監管。此外，該協議提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是特定的國際銀行集團的結構問題對具體監管的影響；其二是強調監管當局之間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②1983年協議

由於各國的監管標准存在較大差異，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監管責任劃分的實際適用上也存在不同意見，致使1975年協議的弱點充分暴露。為此，巴塞爾委員會於1983年5月得到修訂。該協議的兩個基本思想是：
其一是任何海外銀行都不能逃避監管；
其二是任何監管都應恰如其份。該協議對1975年協議的多數原則都進行了更加具體的說明。

③1988年協議

該協議全稱《巴塞爾委員會關於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該協議中的衡量標准和資本水平的規定，是為了通過減少各國規定的資本數量差異，以消除銀行間不公平競爭；同時，委員會認為資本比率的高低又直接影響各跨國銀行的償債能力。
1988年協議比1975年協議和1983年協議中關於東道國和母國聯合監管國際銀行的協議又前進了一大步。因為，通過對資本充足率的規定，銀行業監管機關可以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及風險資產的監管，也對衍生工具市場的監管有了量的標准。
1988年協議的基本內容有四個方面組成：資本的組成；風險加權制；目標標准比率；過渡期和實施安排。

④1992年7月聲明

該聲明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針對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給國際銀行業監管帶來的教訓而作的。聲明中設立了對國際銀行最低監管標准，使得各國銀行監管機關可以遵循這些標准來完成市場准入、風險監管、信息取得的要求。具體內容：
第一，所有國際銀行集團和國際銀行應該屬於本國有能力行使統一監管的機構所監管。
第二，建立境外機構應事先得到東道國監管機構和銀行或銀行集團母國監管機構的同意。
第三，東道國監管當局擁有向銀行或銀行集團母國監管當局索取有關跨國分支機構信息的權力。
第四，如果東道國監管當局認為，要求設立機構的一方在滿足以上幾個最低標准方面不能使其滿意，從達到最低標準的謹慎性需要考慮，該監管當局可以採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設立該機構。

H. 為什麼系統重要性銀行要有較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

按照國際可比性的要求，《辦法》明確了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一是根據第三版巴塞爾協議關於監管資本定義的新規定，審慎確定監管資本的構成，維護資本工具的質量，提升各類資本工具的損失吸收能力。二是擴大風險覆蓋范圍，審慎計量風險加權資產。
《辦法》依據資本充足率水平不同，將商業銀行劃分為四大類，並規定了隨著資本充足率水平下降監管力度不斷增強的一整套監管措施。銀監會有關負責人稱，《辦法》實施後，商業銀行若不能達到最低資本要求，將被視為嚴重違規和重大風險事件，銀監會將採取嚴厲的監管措施。比如限制未達到監管標準的銀行擴大規模、開辦高風險業務，不再審批開設新的機構，甚至可以讓其他銀行接管未達標銀行的業務。

I. 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意義是什麼

巴塞爾協定從國際的角度要求國際銀行在資本（監管資本）計量和資本標准所要達到的國際標准。從外部上對商業銀行進行風險控制，以保證銀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原則的實現。

以下是巴塞爾協定的主要幾次變革，也是核心內容：
巴塞爾資本協議 Basel Capital Accord---1988年7月
Basel Capital Accord 四部分內容
一是確定資本的構成，即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大類，且附屬不得超過核心的100%
二是風險檔次劃分，根據資產信用風險的大小，0 20% 50% 100%
三是設定轉換系數，將表外授信業務納入資本監管
四是規定銀行的資本與風險加權總資本之比不得低於8%，核心資本與風險加權總資產之比不得低於4%

巴塞爾新資本協定 2004年6月《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定：修訂框架》
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
1.最低資本要求：仍採用資本充足率作為銀行穩健經營、安全運行的核心指標，增加計算公式中全面反映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二是引入計量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級法

資本充足率CAR =（資本-扣除項）/（風險加權資產+12.5倍的市場風險資產+12.5倍操作風險資產）
2.外部監管 ： 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
3.市場約束：主要途徑是銀行披露的信息，包括CAR、資本構成、風險敞口及風險管理策略、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及過程等

2010年 Basel 協定III
堅持基於風險的資本監管的邏輯思路，對II做了完善和強化：
1.增加資本質量和數量要求，最低資本要求中的核心一級資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要求由2%提至4.5%，另加2.5%的資本保護緩沖和0-2.5%的反周期資本緩沖要求，因此要求可以高達9.5%（對全部資本要求高達13%）
2.擴大資本對風險的覆蓋范圍和提高資本對風險的敏感度，降低監管資本套利的可能性
3.以資本為手段來應對監管資本的缺陷（順周期效應）和系統性風險的挑戰，例如資本保護緩沖和反周期資本緩沖，對系統性重要機構提出超額資本要求等。
4.此外，還將引入杠桿比率、流動杠桿比率和凈穩定資金來源比率的要求，以降低銀行系統的流動性風險，加強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

我國實施的巴塞爾協定相關內容
2007年2月28日，CBRC啟動實施的工程，確立分類實施、分層推進、分步達標的基本原則。
分類實施：商業銀行從2011年起資源申請實施協議
分層推進：
分步達標：

J. 巴塞爾協議是什麼

《巴塞爾協議》是巴塞爾委員會制定的在全球范圍內主要的銀行資本和風險監管標准。

巴塞爾委員會由來自13個國家的銀行監管當局組成，是國際清算銀行的四個常務委員會之一。

由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准則規定的資本要求被稱為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

1988年7月，頒布第一個准則文件，稱「1988資本一致方針」，又稱「巴塞爾協議」。

主要目的是建立防止信用風險的最低資本要求。

1996年，巴塞爾協議I作了修正，擴大了范圍，包括了基於市場風險的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

1998年，巴塞爾委員會討論了操作風險作為潛在金融風險的重要性，並在2001年公布了許多准則和報告來解決操作風險。

2004年6月，頒布新的資本要求准則，稱「巴塞爾協議」。

目的是通過引入與銀行所面臨風險更加一致的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要求，來對巴塞爾協議I進行改進。

巴塞爾協議鼓勵銀行不僅要識別當前的風險，而且要識別將來的風險，並且改進現有的風險管理體系來管理這些風險，即巴塞爾協議力求建立一個更為前瞻性的資本監管方法。

巴塞爾協議的三個支柱包括：最低風險資本要求、資本充足率監管和內部評估過程的市場監管。

(10)巴塞爾協議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擴展閱讀：

簽訂背景

巴塞爾協議的出台源於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餘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將管制理論運用到銀行領域，並逐步取得了共識。他們認為，在追逐論、社會利益論及管制新論三種最有影響的管制理論當中， 「捕獲論」（The Capture Theory）將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視為博弈中的貓與鼠，最終是管制對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張放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