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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理論與我國金融體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准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製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 「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准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路，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後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庄、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後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於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症結在於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鬆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徵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並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由於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盪。2、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後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後。忽視市場落後，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後者，忽視前者對放鬆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後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後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採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於小國或經濟落後國家而言並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 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於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於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後、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並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准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並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並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並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採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並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准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並不等於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佔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准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於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 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於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並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 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並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鬆，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並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鬆後，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於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鬆金融管制等同於放鬆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選擇了過於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幹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鬆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後對放鬆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採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並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性功能，避免產生不利於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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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僭越的動力機制與表現
[摘要] 虛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滲透與發展，貫穿著金融虛擬化的自我膨脹和擴張。貨幣虛擬化和信用創造為金融的虛擬化趨勢提供了正向的內在動力，而以金融衍生品為特徵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性不斷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規避動力。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正在國際信用體系架構、信用貨幣發行和信用對象規制等過程中不斷踐履著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 信用制度 動力機制 表現
一、引言
伴隨著貨幣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緯度。以貨幣虛擬化為基礎的金融虛擬化以及對金融虛擬化正負功能影響的探討層出不窮，盡管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各執一詞，但不可迴避的是，虛擬經濟作為脫離傳統「實體經濟」范疇的新範式，在整體經濟中的比例膨脹與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張息息相關。金融虛擬性作為當代金融的一個突出特徵，其演變歷程中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態勢，在經濟虛擬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由弱變強、以幾何級數膨脹的趨勢和規律。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脈絡看，任何經濟邏輯中都留有人類的烙印，人們不僅參與經濟活動，而且干預甚至掌控經濟的內生過程，這個過程也匹配著人類經濟制度的衍生過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諾思，2000，第110頁）經濟是一種復雜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會使經濟偏離正常的軌道。貨幣虛擬化發展趨勢和信用的不斷創設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內在動力本源，而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金融規避行為所引發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外在制度條件。下面我們將從金融虛擬性擴張與廣義信用制度關系角度探討當前金融虛擬化如何從不同層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動力：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
金融活動依託貨幣運動與信用創新實現對實體財富和虛擬財富的優化配置。貨幣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態和萌芽，也是金融產生的內在本原，信用則為二者的過渡創造權利與義務的外在制度保障。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的伴生與互動共同構建了金融虛擬化的正向動力激勵。
金融虛擬性的擴張過程內始於貨幣虛擬性的內在特性外化，貨幣虛擬化的趨勢是在商品的內在矛盾外化為商品與貨幣的矛盾，並使貨幣在表現商品價值的材質上不斷與實物背離的過程中實現的。「用一種象徵性的貨幣來代替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馬克思，1976，第95頁）貨幣起源於商品之間的聯系，使直接物物交換的自然過程轉向了以貨幣為媒介進行間接交換的社會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孕育著信用。信用從一開始就具有替代貨幣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沖動。
貴金屬貨幣的出現是價值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它出現之前，商品交易是單純的物物交換，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臨諸多交易「瓶頸」。貨幣虛擬性無論內在特質還是外在表現都受到貨幣形式原始狀態的制約。此時，人與人之間交換的延續更多依賴於一種社會契約。「盡管這些條款也許從來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過，然而它們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樣的，在普天之下都是為人所默認或者公認的。」（盧梭，2002，第39頁）貴金屬貨幣的出現雖然緩解了商品內在矛盾，並使後者外在的表現為商品和貨幣的矛盾，卻只是為貨幣虛擬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實物貨幣自身價值的存在限制了價值虛擬表現外，不成熟的信用關系也從外部環境上制約著貨幣虛擬化的發生。這種可以與之結合並內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貨幣條件下才使貨幣虛擬化外溢成為可能。
信用貨幣（銀行券、法幣等）對貴金屬貨幣的替代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貨幣虛擬化受貨幣材質的限制。盡管金本位、銀本位或雙本位制度是信用貨幣得以流通的基礎，但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度和信譽性仍存疑問，這種疑問在國家權威性和銀行信用性的雙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時，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已經超脫了實物商品或服務范疇，轉而將前者提升到了國家和銀行的信用層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行紙鈔(隨後被稱為通貨)的權利被轉移給政府，……或者可以這么說，通貨僅有名義價值，而且它的供給完全由政府決定。」（考夫曼，1998，第15頁）銀行信用可以創造貨幣，從而使貨幣數量實現多倍增長，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非現金結算制度的建立，為銀行的貨幣創造機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貨幣增長並不是國家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而是通過銀行信用擴張來實現的，這使得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紙幣演化為純粹的價值符號，貨幣實現了虛擬化的外溢。
經濟信用化使經濟過程逐步擺脫了經濟主體自身積累的依賴，轉而依託外部資金來源的融資。由此，資本支付手段的職能被部分貨幣所有者創新為價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資本，進而虛擬資本開始登上經濟舞台。客觀地講，虛擬資本的產生是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雙重作用的結果，它亦成為金融虛擬化的開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資本。它是由債券（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它們所代表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麼，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馬克思，2004，第451頁）對資本增值無限制的追求與自有資本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限制了擴大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從而抑制了虛擬經濟的發展。此時，為虛擬資本發展保駕護航的信用制度應運而生，「還有一種促進集中的力量，這就是信用制度。」（齊威格，1997，第280頁）通過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閑置的貨幣資本就可以由貨幣資本家貸給企業經營，使虛擬資本的積累大大超過了實體資本的積累，從而也就推動了金融虛擬化的蓬勃發展。
無論是貴金屬貨幣還是信用貨幣，他們均是在一國內部以貴金屬作為儲備而介入金融活動的。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往來核算也仍然以國際公認的世界貨幣——黃金作為交易的貨幣匯兌基礎，可以說，此時的貨幣虛擬化仍然提留在一國母體內部，還沒有具備佔領全球金融貿易活動的能力。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維持著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這成為虛擬資本跨越國界進行世界范圍資本配置的障礙。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以及美國黃金儲備的大量流失，布雷頓森林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國際虛擬化能力終於裝備在貨幣身上，金融虛擬性也隨之超越國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圍內來發揮其強大的虛擬化功能。
三、逆反動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規避動力
金融虛擬化過程隨著對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斷提出而發展，兩者存在著緊密的辯證聯系。虛擬資本產生之前，金融虛擬化相對獨立於信用制度之外，它的運行更多的是一種基於貨幣內生虛擬性突破各種束縛發展壯大的自然發展過程；虛擬資本產生之後，金融虛擬化一方面得到了實現虛擬性外溢的強大信用保證，另一方面自身的獨立性又始終成為突破制度設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圍實施虛擬性擴張的內在沖動。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約束。諾思（North）認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關聯影響的框架，它們確定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講，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盡管金融虛擬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起著制度保障作用，但這種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著將金融創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內，客觀上又為金融虛擬性的擴張套上了一副無形的「鎖鏈」。畢竟金融虛擬化源於貨幣虛擬化所表現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作用與外化，是一個主觀意志無法控制的客觀過程，制度的衍生則是人類尋求自身價值實現得以保證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是人類主觀意志對客觀規律遵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辯證地講，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落後於金融虛擬擴張的，這就決定了早期金融虛擬化所推動的信用生成在虛擬性膨脹後又反過來成為制約其內在發展的桎梏。由此可見，金融的內在虛擬性僅僅表徵著金融具有虛擬化的傾向與能力，而其虛擬化程度是否顯著則受到不同歷史階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環境的影響與制約，這也為金融機構規避信用約束，實現虛擬創新提供了動力來源。
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於1984年提出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規避創新就是指迴避各種金融規章制度的管制以期達到理論最大化的目標模式。規制型金融創新意味著內在市場自發力量與外在市場機制相結合共同迴避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所尋求的金融創新行為。凱恩的理論實際也為我們詮釋當前金融虛擬化的全球性擴張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借鑒。金融市場的微觀行為主體——金融企業或機構與宏觀規制主體——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著自由與管制的博弈。金融企業或機構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體，其尋求的是以市場力量的自發運動來維系其價值創作、增值過程，實質上是金融虛擬化得以發展的內生動力在企業或組織制度層面的體現。而以金融穩定為宏觀目標的政府和銀行則必須兼顧雙面責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場的活力和動力，為金融企業或機構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對這種動力實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調節的范圍內，即設定並實施的規章制度框架。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創新來規避管制，一旦危機金融穩定，政府又會加以管制，這種管制將導致新一輪的規避行為。管制和規避引起的創新總是不斷交替，形成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
從當前全球虛擬經濟發展的態勢看，金融虛擬性的規避創新主要通過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創設與泛化表現出來。廣義的金融衍生品不僅僅涉及金融期貨和商品期貨合約，而且應當涵蓋基於實體標的產權證券化或債權證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組合型衍生產品。這種寬口徑金融衍生品的市場交易是對既定製度規范圈設框架的突破，它使國家決策和信用規制的對象「進化」得虛無化，從而為金融虛擬化的膨脹與擴張提供了一種逆反動力。
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從理論上講，當前金融虛擬化的擴張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結果。當貴金屬非貨幣化之後，所有的貨幣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場中流通的數量機制，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面對貨幣的不斷虛擬化顯得力不從心。此時，各國的貨幣發行主體必須依靠國家制定的信用制度來控制各國信用貨幣的供給量，約束金融虛擬化的擴張。然而，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和虛擬經濟的強勢發展使得任何一個進入世界經濟大家庭的國家和地區都失去了獨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給的能力。金融虛擬性擴張使國別信用制度一方面無法再為金融虛擬性提供強有力的信用保證，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金融虛擬化在全球的擴張。因此，實現對信用制度多方位、全形度的僭越越來越成為金融虛擬化在全球擴張的必然要求。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一國虛擬化貨幣主導國際信用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所設定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國家，歐洲和日本為邊緣國家的世界經濟格局。在這個框架內，經濟貨幣格局表面上是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但實質卻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貨幣體系。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發達國家都在試圖維持兩個固定比率，即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與各國貨幣的固定比率。盡管1973年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使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率「脫鉤」，但各國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系卻固定下來，並且成為當今全球國際匯兌的主體，「美元金本位」成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例如，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貨幣計價的比例來看，美國的國際貿易只佔全球國際貿易的13.5%，而以美元計價的國家貿易卻佔全球國際貿易的近半數，政府部門的國際資本流動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有的國家甚至國內也採用美元計價。在國際匯兌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個國家的貨幣採用釘住美元或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
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獨霸地位使這種一國的虛擬化貨幣支配著國際金融體系。各國儲備的不再是黃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資產（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這就使美國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創造出各種金融虛擬工具來實現以前「金本位」下無法平衡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下表所表現的美國從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到2005年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看，2005年的7915.08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逆差與1973年的71.4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相比，32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增長了大約112倍。在這些經常項目中，除了美元外還存在著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債。另外，與1973年44.86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國7854.49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順差較之1973年增長了近176倍，從而實現了美元的巨額「出口」。盡管美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債務人」，但他卻成功的使美元觸角伸入到世界各個角落。這表明一國在擁有國際「鑄幣權」的條件下，可以使一國虛擬化貨幣不再受到任何國別信用制度的約束，彰顯了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國際信用制度的嚴重缺失。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發各國信用貨幣的膨脹
美元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支配地位決定了各國在外匯儲備中主要以美元儲備為主。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32年裡，經常項目逆差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元大量無節制的外流，貿易順差國獲得美元貨款，除留在各國商業銀行境外金融機構的美元頭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國按照美元與本國貨幣的匯兌比率兌換成本國貨幣。大量美元的湧入必然促使本國貨幣管理當局增加本國貨幣的供給，從而使本國信用貨幣出現膨脹。這一點對於國際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顯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新華網）。按照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比率計算，中國累計發行了近10.4萬億人民幣，即使中央銀行用短期債券對增發的人民幣進行對沖，也會導致銀行間市場的擴張。作為僅次於現金的流動性非常強的資產，短期債券使銀行市場只有通過不斷地對沖才能使這部分現金始終停留在銀行間而不擴散到民間市場上。另外，各國滯留下的大量美元則作為國家的外匯儲備通常以購買美國等貨幣開放國家的政府或大企業債券保存下來。（劉駿民，2007，2）這些債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虛擬資產，這無形中又加大了外匯儲備國的金融風險。比如我國經濟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國次貸款危機的影響就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國的信用制度在外來國際貨幣的沖擊下不僅顯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為國外虛擬化貨幣在本國的擴張提供了信用服務。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規制對象虛無化
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各種信用行為和關系，其藉助的工具就是對信用貨幣供求機制的有效管理來保證信用的維系。然而，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展，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逐漸虛擬化、縹緲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則使信用規制的箭頭更加無所適從。在以往貨幣金融工具和普通證券階段，由於金融交易是以實體經濟的存量作為交易基礎的，盡管具有一定虛擬性，但它仍然受到實體經濟的制約。期貨與期權、指數期貨與期權等從出現就是十足的虛擬資產或產品，不僅其質是虛擬的，而且從量上也是交易者想像的結果，具有絕對的虛擬的特點。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帶著眾多投機者對未來虛無縹緲的預期沖擊著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已有較長的歷史。1849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遠期和期貨交易。當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長,據美國《福布斯》雜志1995年載文稱，國際金融市場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種，並且還將不斷增加。2004年有組織金融衍生合約交易總額為1143.9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0.7%。貨幣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7.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62.7%。利率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1043.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1.3%。股票指數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93.5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23.4%。場外衍生市場交易未清償合約名義金額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長11.6%，達220萬億美元（2004年世界統計年鑒）。以上數據說明，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壯大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幾乎可以無限設計，只要符合人們短期牟利的投機心理，人們就可以不斷地實現金融創新的泛化。
五、結語
虛擬經濟的最本質特徵在於其虛擬性，它可以憑空創造、無中生有，基於它脫離實體經濟的特性給予國家經濟表面的繁榮或泡沫，使國家信用在調控國別信用行為和規避風險方面變得軟弱無力。金融虛擬化擴張表現出巨大的投機性，而這種投機性背後卻隱含著無法估量的危機。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虛擬化已經在宏觀領域支配著國家乃至全球的經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的被捲入其中，中國股市的暴漲暴跌、中國外匯儲備的巨幅增加都說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金融虛擬化支配或犧牲的對象，誰也不能逃脫。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對。所以我們應當通過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加速國家金融、信用體系的成熟，完善對金融產品和工具的信用規制等措施，保障我國金融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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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駿民李曙軍:全球流動性膨脹與經濟虛擬化[J].開放導報，200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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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體系研究的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現狀
國際上關於農村金融、金融體系的研究貫穿於整個西方國家農業現代化的發
展過程，到這些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基本實現以後，其農村金融體系也相對健全，
並與城市金融融為一體。
1.農業的特點
馬克思曾對農業的特點作過精闢的論述:「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獨立存
在的自然基礎或前提」，「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發
展或進步)的基礎」曰，但是農業作為「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社會性
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價值在一起[8]……
在所有生產中都有再生產:但是，這種同生產聯系的再生產只有農業刁『是與自然
的再生產是一致的』，[9]。農業再生產過程的這種特殊性，使得農業再生產過程中
對自然條件形成強度依賴，這也成為傳統農業弱質的根源。
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將來有可能用工業的方法來生產並提供人類生存
所需要的食物，但農業作為人類社會的生存之途具有不可替代性，農業是一切社
會分工和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實踐證明，農業勞動生產率越高，農業剩餘勞動
或剩餘產品就越多，就越能支撐工業和其他部門的發展，因而農業是現代經濟社
會的產業之母。
2.農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美國學者劉易斯理論開創了二元經濟研究的基本範式。二元經濟是當代世界
許多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它是指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中現代部門和傳
統部門並存的狀況，即:現代城市工業經濟部門與傳統農業經濟部門的並存。在
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兩大部門工資率的巨大差異成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
轉移的拉力，最終實現全部轉移。之後的喬根森認為，只有農業發展了，農業部
門才有可能向工業部門提供追加勞動力;工業發展不取決於資本規模的大小，而碩士學位論文: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探討
取決於有沒有農業剩餘。農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農業發展
能推動「二元經濟」從一個發展階段到更高的發展階段，農業落後必然使「二元經
濟」的發展出現倒退110]。
3.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
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論證了金融結
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的正相關性，提出「金融相關比率」(FIR)概念，得
出「金融相關比率越高，金融發展水平就越高，從而經濟增長率就越高」[l』]的基本
結論。金融發展不僅包括金融增長，表現為金融工具、金融機構規模數量的擴張，
而且還包括金融的分化，即金融功能的細化和金融結構的優化。這樣，金融才能
發揮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否則，金融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會抑制經濟
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RI.麥金農(Ronard.LMkcinon)和另一
位經濟學家.ES.肖(Edwad.S.Shwa)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金融抑制」，它反
映為政府過分地干預金融，實行信用配給，人為地壓低利率、匯率，使兩者不能
真實地反映資金和外匯的供求，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結果造成金
融與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金融制度的落後阻礙經濟發展，而經濟停滯或落後又
制約著金融制度的發展。要解除「金融壓制」，就必須「金融深化」，即減少政府對
金融的過分干預，利用市場調動人們儲蓄與投資的積極性匯』21。其途徑是放鬆對
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放鬆對利率的管制，使實際利率成為正數或者說有利於強化
實際利率，有利於增加國內儲蓄。在人們儲蓄增加的基礎上，麥金農認為在發達
國家，可通過市場讓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發生「替代效應」，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
場不發達，要讓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發生「替代效應」，必須發展金融市場，具體
地說就是要發展金融機構和增加融資工具。但.ES.肖認為，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
不存在「替代效應」，因為貨幣不是財富而是債務，貨幣對經濟的作用是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促進儲蓄轉化為投資[3l]。盡管如此，他們都共同
主張強化金融中介的作用，特別是提高利率。他們認為，更高的、正常的實際利
率對儲蓄和投資都有刺激作用。金融中介作用的加強，會降低對外債和外援的依賴。此外，由於放鬆管制，民間金融機構也能適應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長而發展。
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之間將會出現良性循環局面。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忽視
了農村金融部門的作用，對農村金融採取了金融壓抑的政策，即通過把名義利率
❺ 求從金融危機看當代財務會計里論文的參考文獻內容摘要
金融危機看當代財務會計
僅半年前，「次貸危機」不過是大洋彼岸幾家華爾街投行的流動性困境。而今，它已經演變成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並正在向實體經濟蔓延。由於地位特殊，會計人總能最先感知各個經濟領域的現狀和未來。匯總全國會計同仁的切身感受就能編制起一張透析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全景圖。 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中國會計視野網站就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會計人本身和其所在單位的影響以及對於何時走出危機等問題展開調查，共有438位網友參與投票，並有百餘位網友就危機的具體表現發表了看法。調查發現，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製造業等實體經濟，受訪者普遍預期經濟將在三年後迎來新一輪增長。
一、危機感，男女有別
從金融危機對個人、單位以及國家層面的影響來看，男性對於危機的感受都更為強烈。相比之下，女性選擇「非常強烈」和「強烈」的比例都要低2%-7%。而對於世界經濟何時走出困境的預期則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男性受訪者認為需要3.27年，女性是3.37年。
另一方面，大家普遍認為危機對國家的影響大於單位，對個人的影響相對較小。
二、危機之下，服務業和製造業休戚與共
在受訪者從業較為集中的會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和製造業中，後者的危機感更為嚴重。下表列示的是這兩個行業受訪者就危機在不同層面的影響選擇「非常強烈」和「強烈」的比例：這三個層面的影響中，對於單位的認識或許更為客觀：從企業的日常經營中獲知的信息較之個人生活更易計量，較之國家經濟發展也更為可靠。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與會計等中介結構相比，製造業界受到強烈影響的比例要高出整整一倍。無可否認的是，危機還在延續，還在順著各個產業鏈向兩端擴散。
三、外企從業人員的壓力最大，民企次之，國企最小
金融危機之下，不同性質的企業面對的形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不過具體到個人，差異就顯示出來了，下表列示的是這三種性質單位的受訪者就危機在不同層面的影響選擇「非常強烈」和「強烈」的比例：
同樣的形勢下，國企員工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小，這和激勵機制、企業文化等都有一定的關系。
四、大型企業更易受沖擊
大型企業一般管理規范、資金雄厚，小企業則是船小好掉頭，可謂各有利弊。下表列示的是大中小企業受訪者就危機的影響選擇「非常強烈」和「強烈」的比例：上述調查發現大企業的危機更為嚴重，而且在對於世界經濟的恢復期的預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大中小企業分別為3.59年、3.23年和3.17年。
五、經濟寒冬，高處不勝寒
調查還發現，相比普通員工，管理層的危機感更為強烈。六、三年之後再創一片藍天下表是受訪者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如果按照權重計算，則是3.46年。
六、三年之後再創一片藍天
下表是受訪者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如果按照權重計算,則是3.46年.
觀現今金融危機，有樹欲靜而風不止之勢，不禁感嘆：天時地利人和，固然可成就榮耀，但也可催生苦果。
「天時」為花開果結提供了溫度與水分：2001～2004年中的低利率和高房價所催化出的次貸市場的興旺是使美國金融市場形勢一片大好的水之源，但這脆弱的水源卻隨時可能塌陷；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所激揚的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浪潮，使商業銀行得以在證券市場扮演多重角色的化妝師和總導演，但劇情中驚濤不僅吞噬投行亦捲入商行。「地利」提供土壤：從MBS到CDO，再到CDS，華爾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產證券化在原創風險接力游戲的同時，也架高了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從公開的Black-Scholes模型到保密的X模型，復雜模型在描摹公允價值的同時也打造了衍生證券的價值黑洞。「人和」提供了園丁：當缺乏約束時，追逐利益的本能異化為製造利益的貪婪，利益鏈條各環節一同將市場泡沫越做越大。在全球化的夜幕下，次貸借款人違約釋放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夢魘。
會計在此次危機中扮演什麼角色？應有何作為？2008年9月，國際會計准則理事會(IASB)主席戴維·泰迪爵士說：「會計並非造成金融危機的原因，但會計在使市場參與者信任財務報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對如何處理由信用危機所暴露出的問題作出迅速反應。」
誠然，會計既非罪魁亦非禍首，甚至幫凶也算不上。在檢討喧囂中，微觀層面的會計尚未進入大多數人的視線。但在由泡沫演變成危機的過程中，會計准則至少在金融工具的確認、特殊目的實體的合並以及公允價值的計量等三個方面難辭不充分之咎，甚至有推波助瀾之嫌。
(一)美國的FAS140對金融資產的終止確認採用「金融合成分析法」，該法以是否放棄控制權，而非風險與報酬轉移的程度作為金融資產轉讓的終止確認標准。這在某種程度上鼓勵銀行從事信用違約互換(CDS)等信用增級業務，因為無需考慮這些信用增級業務所導致的已轉讓金融資產風險回歸或保留的程度對於金融資產終止確認的影響。如果僅僅是CDO，雷曼兄弟或不致破產，要命的是雷曼是市場上10家最大的CDS對家之一。
(二)美國商業銀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紛紛向金融控股集團轉型，投資業務機構的表外化成為美國銀行綜合化經營的顯著特徵，銀行利用會計准則的彈性把集團內部投資部門改頭換面為表外特殊目的實體。於是，一邊是傳統的商行業務出讓信貸風險，另一邊是集團的投行業務又重新承擔信貸風險，甚至吸納證券市場的部分風險，從而使綜合經營的金融機構陷入風險循環回歸的漩渦，可怕的是在賬面上還看不到這些潛在的巨大陰影。
(三)當某種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躍市場時，模型也許是計價惟一的選擇，但正如金融界著名的WL羅斯公司董事長威爾伯·羅斯所言：「模型的特性就是假設未來與過去的情況相似，因此一旦多項標准發生變化，它們就會失靈。」結果就如巴菲特指出的：「許多次貸機構持有的CDO按模型而非市場定價，二者之間的差別可能對股東價值造成重創。」如何令報表使用者理解並信任財務報表中的公允價值是會計准則不容推卸的責任。
對FAS140所帶來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問題，IAS39的「後續涉入法」是一種解決方式，即將風險報酬的轉移與控制權的轉移結合起來考慮。另外，IASB在其2008年3月發布的一份名為《降低金融工具報告復雜性》的討論稿中，提出一個返樸歸真式的終止確認標准——當報告主體不再有權要求合約承諾被履行時，合約所產生的金融資產應終止確認。在特殊目的實體問題上，IASB自今年4月後加快了合並項目的推進速度，該項目主要關注特殊目的實體，尤其是投資性特殊目的實體納入合並范圍的標准問題，計劃年末發布徵求意見稿並於明年下半年出台正式准則。
在公允價值計量方面，IASB計劃於明年中發布徵求意見稿，並應財務安全論壇的要求，於今年5月成立專家咨詢組考慮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問題。專家組於9月發布一份《關於在不再活躍市場中計量和披露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報告，試圖為金融危機後的市場投資者找到可信賴的計量與披露方法。該報告中有幾點結論值得關註：第一，市場參與者對風險的看法在計量公允價值時必須考慮在內，即使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消極市場敏感可能使風險被放大；第二，活躍市場與不活躍市場之間並無明確界線，不活躍市場中的主體需在計量方面投入更多力量，以確保交易價格代表公允價值或決定對交易價格所需進行的調整；第三，遵循會計准則的不同報告主體使用模型對同一金融工具進行計量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因為不同主體所用假設及其判斷可能不同，這是公允價值計量的內在不確定性，但同一主體在運用判斷方面應保持一致性。
也許，滄海橫流，方顯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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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及存在的問題
[摘 要] 次級債作為商業銀行的一種主動負債工具，近年來得到了國際銀行界的廣泛認同和青睞，將其視為商業銀行籌資的重要舉措。興業銀行完成30億元次級債務的發行後，成為國內首家實現次級債務補充資本的商業銀行。隨後，各家銀行紛紛加入到發債銀行的行列，掀起了一股發行次級債的高潮。但是，和國外商業銀行相比，中國商業銀行目前的次級債發行剛剛處於起步階段，國內次級債在各方面來看，仍存在不少問題。
[關鍵詞] 商業銀行 次級債發行 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
所謂次級債(Subordinated Debt or Mezzanine Debt)，是指償還次序優於公司股本權益但低於公司一般債務的一種特殊的債務形式。次級債兼有債務和股權的特徵。次級債的次級只是針對債務的清償順序而言，即若公司一旦進入破產清償程序，該公司在償還其所有的一般債務之後，才能將剩餘資金用來償還次級債。
參照國際經驗，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發行次級金融債券是解決資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徑。由於以前對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的規定一直處於政策「盲區」，沒有相關法規予以明確，因此2003年底以前尚無一家商業銀行發行此類債券。為滿足銀行業補充資本金提高資本充足率的需要，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將次級定期債務計入附屬資本的通知》，從此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認可，為商業銀行利用次級債補充資本金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隨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華夏銀行等也紛紛發行了次級債，國內商業銀行掀起了一股次級債的發行熱潮。
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次級債券的發行基本是定向發行方式，具有私募性質，利率水平一般由商業銀行通過向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詢價來確定，後期採用固定利率發行的逐漸增多，但比例偏低；債券期限較短，一般為6年以下；除交通銀行外，發債規模都在60億元以下；發債次數偏少並缺乏明確的連續性，次級債券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現為增加銀行的資本金。
國有商業銀行發行的次級債券主要是10年期、固定利率、一年付息一次的、可贖回債券，與歐美國家主要銀行的次級債券結構設計大體一致，而且債券品種設計也開始多樣化，能夠適應不同投資者的市場需求。次級債券的定價是在同期限國債收益率的基礎上加上金融債券的信用補償溢價，國內大約是20基點。下圖是國內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特徵。
註：各商業銀行公開資料整理所得
二、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存在的問題
1.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目的單一
我國商業銀行的發行目的單一，只是考慮將次級債作為補充資本金的工具，滿足監管資本的要求，而忽視次級債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效用，以及次級債作為一種長期資金對改善銀行負債結構的效用。如果銀行只是純粹為了提高資本充足率發行次級債，以滿足監管部門的監管要求，而沒有根據自己的資產情況來發行債券，加強債務資金的運營管理，充分利用次級債發行帶來的緩沖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那麼次級債的發行就會變成表面文章，對銀行而言反而成為一個美麗的陷阱。
從目前的市場反應來看，已發行和准備發行次級債的銀行過多地強調了次級債對於補充銀行附屬資本的作用。發行的次級債來看，大部分期限都為5年零1個月，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計入附屬資本的要求。而中行和建行更為「聰明」，設計了一個實際期限為5年而名義期限為10的可贖回次級債，巧妙地避開了銀監會關於剩餘期限5年內計入附屬資本折算比例逐步降低的規定，以10年期債券的成本實現了5年100%地將次級債計入附屬資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次級債來提高資本充足率。從發行期限的設計可以看出，發債銀行可算是機關算盡，其目的就是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為出發點的。各商業銀行的這種出發點，掩蓋了次級債在改善銀行負債結構以及風險管理的職能。
2.次級債的發行無助於改善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
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是指資產結構的配置和負債結構的配置能夠相互適應，當負債結構發生變化時，資產結構能迅速做出調整，以及當資產結構根據需求必須出現變動時，銀行能夠在滿足流動性需求的情況下，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到次級債在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方面對於商業銀行的意義。
但是從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的設計來看，期限短，大多是5年。中行和建行發行的10年期的次級債在後5年是可贖回的。並且大都採用了浮動利率制，當然，浮動利率制有助於降低商業銀行自身的風險，但對投資者而言卻不是有利的。這樣的結構設計就使商業銀行難以籌集到長期，穩定的負債，從而解決資產負債結構的不匹配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問題。
3.銀行間相互持有次級債
商業銀行相互持有次級債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監管當局允許商業銀行相互持有次級債。2007年1月1日是監管部門為各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設定的最後期限，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金的硬約束下，資本金壓力如影隨形，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資本飢渴問題。從資金來源上看，債券資金作為附屬資的一部分，與股本金一樣起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作用。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核心資本比重普遍偏大(大都在90%以上)，附屬資本實際上只有呆壞賬准備一項。並且，央行規定提取呆壞賬准備的比例僅為風險資產的1%，其中的大部分被用於沖消歷史壞賬。在增加核心資本很困難的情況下，增加次級金融債等附屬資本來提升資本充足率，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只要不超過監管當局規定的比例上限，銀行可以循環發債適時補充資本。因此，從《關於將次級定期債務計入附屬資本的通知》到《商業銀行次級債券發行管理辦法》對次級債持有對象的修訂，都體現了一個政策信號，那就是給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開辟道路。從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結構來看保險公司等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例相對較低，單靠它們是無法消化商業銀行巨大的融資需求的。允許商業銀行投資其他商業銀行發行的次級債可以拓寬次級債的發行渠道降低商業銀行發行成本，使商業銀行能快速提升資本充足率。允許銀行互持是監管當局為幫助國有銀行盡快充實資本金，達到標準的無奈之舉。因為，在剝離不良資產和注資之後，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仍未能達到監管要求，而國家卻早已不堪重負。而以保險公司為主力軍的投資者受政策和自身實力所限，遠不能消化掉國有銀行為補充資本所需發行的巨額次級債券。允許商業銀行互持次級債將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其次，商業銀行的積極參與也是銀行互持的重要原因。從發債銀行的角度來看，次級債的互持為發債銀行提供了次級債的需求主體。而從購買債券的銀行看，投資次級債為以後發行次級債的需求主體問題鋪平道路，亦即「密謀」互持次級債，或者是一種不必言傳的「默契」。如此，對發債行或是投資行都是一種「雙贏」，但是這種雙贏是建立在道德風險、系統性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基礎之上的，是不足取的。
小結：由於商業銀行是特殊的金融企業，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對一國的金融安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哪個行業像銀行業一樣受到如此嚴格的監管。政府監管可能存在監管失靈，而銀行安全網設計中又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因此，新巴塞爾協議強調市場監管的重要性。而次級債的市場約束機制為市場監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監管工具。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次級債的市場約束作用。在美國，美聯儲成立了專門的次級債研究小組，考察次級債的市場約束。一些國家甚至強制要求商業銀行發行同質的次級債券，以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而我國次級債發行歷時尚短，從第一支次級債發行至今不到5年時間。從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的發行特點上看，我國商業銀行次級債發行缺乏連續性；銀行互持問題嚴重，缺乏機構投資者；發行定價扭曲。這些都導致次級債的市場約束機制很難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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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結構調整與證券市場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特別是正式加入WTO的臨近，我國的銀行業開始邁出了結構調整的步伐，相繼出台了一些充實資本金、提高競爭力的政策，與此同時，證券市場結束了試驗期，開始走向規范化發展的道路。這標志著中國的金融業正在走向市場。但由此而引發的各種問題，又成為進一步政策調整的出發點。
一、面向市場的銀行結構調整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准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准。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准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准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准，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並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於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採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於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於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於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於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於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於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於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後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託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後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乾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託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採取了壓縮信託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於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後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佔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於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 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麼，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並沒有那麼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於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於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並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並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佔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願，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並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並、剝離不良資產等。 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採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許可權，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於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麼，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繫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 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後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後，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於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 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於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後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 尤隬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後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後正式納入金融體系，並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於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並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後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並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後，事實上，投資者也並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於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於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採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並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於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許可權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夥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採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後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於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於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於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於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後，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後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後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後，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採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並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於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後，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於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於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願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後，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麼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於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餘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後，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於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台後，國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於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台，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准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於，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後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 ，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並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後，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於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採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範，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採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於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隻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於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於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於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台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於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採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並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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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和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對策
一、金融抑制及其危害
1 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的。作為金融發展和金融深化的對立面，其理論核心是每個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資本市場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如何影響該市場運作的。把實際貨幣余額和物質資本的關系視作是互補的，即實際貨幣余額的增加將導致投資和總產出的增加。低的或負的實際存、貸款利率使實際貨幣余額很低。為了使政策對貨幣體系的實際規模有實質性的影響，私人部門對實際存、貸款利率的反應必須是敏感的。
在金融抑制下，因為存款的實際收益很低，所以儲蓄很低。由於銀行不能根據風險程度決定利率。低的實際貸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風險項目，對生產性項目或高風險項目來說，要麼得不到貸款，要麼藉助於信貸配給，而銀行只能選擇安全項目，從而使風險降低。對於生產企業來說，很難得到銀行信貸，只好求助於非正式或場外市場，這樣非正式的信貸市場就會產生。
2 金融抑制對我國企業融資能力的影響
企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的資金來源。如果金融市場受到不適當的人為干預，各種類型的資金價格被扭曲，企業無法根據自身發展要求調整其資本結構達到最佳狀態。企業融資能力受到損害，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的金融抑制是從資金供給、資金價格、資金流動等方面影響企業融資能力的。
首先，政府對利率的管制未影響居民儲蓄，是以抑制資本市場為代價的。如果高通貨膨脹導致了負利率，就會迫使居民在負利率下增加儲蓄。在金融抑制下居民儲蓄對利率變動缺乏彈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際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為負值，實際貸款水平也有7年為負值。但同期居民儲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長。這是由於政府在抑制信貸市場的同時，還抑制了資本市場，由於投資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選擇儲蓄。這導致企業過度依賴銀行貸款，極大地增加了銀行和企業的破產風險。
其次，政府限制利率，對不同類型的資金需求者實行價格歧視，導致了市場分割，由此產生出一塊租金市場，租金的存在構成資金的漏損。另外，信貸市場抑制還導致了銀行業兼顧利潤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雙重目標。如向國有企業優惠貸款，由於現在國有企業效益普遍低，導致銀行壞帳損失巨大，這部分壞帳損失也構成信貸市場的資金漏損。這樣大量的資金流向直接非生產性活動，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最後，信貸市場上的價格管制和市場分割與政府限定證券價格，扭曲了資本市場的發育。從狹義上理解，資本市場特指股票市場，是企業從事直接融資的重要場所。如果政府過多考慮政治利益，那麼直接或間接管理就將轉化為金融抑制，從而扭曲市場機制，最終傷害企業融資能力。我國資本市場的抑制是從以下兩個方面影響企業融資能力的：一方面，股權結構影響到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我國一直把國有企業作為上市公司的主要來源，並把國有股的份額看作是控制企業的唯一手段，導致了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權結構。國有股不流通，不能改進企業績效，直接損害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另一方面，股票定價直接關繫到企業的融資成本及證券市場上的資金流向。我國的股票發行價格的確定，是在證監會的行政干預下進行的。由於證監會直接管制一級市場上的市盈率水平，導致了我國上市公司嚴重的低定價發行行為，這種低定價水平增加了企業直接融資成本。同時發行額度實行計劃管理，兩級審批制也增加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額度分配要考慮到各地方經濟發展情況，顧及地區平衡等非經濟因素。結果，企業為爭額度，常常會花費大量資金進行包裝、公關，從而增加了發行費用。
可見，金融抑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呆滯的經濟又限制了資金的積累和對金融業發展的需求，制約著金融體制的改革與發展。因此，我們的對策很明了，進行以自由化為特徵的金融體制改革，以適應當前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
二、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1 金融自由化
所謂金融自由化，是指8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放鬆金融管制後出現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充分經營、公平競爭的趨勢。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1）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匯率的限制，同時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讓金融商品的價格發揮市場調節作用。（2）業務自由化。即允許各類金融機構交叉業務，公平競爭。（3）市場自由化。即放鬆各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場的融資工具和技術。（4）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市場的限制。
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金融信息更具有公開性，能夠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形成更為有效的價格體系。更為重要的是減少了產品間、銀行間的資金流動障礙，從而使資源配置更接近最優化。因此，金融自由化改革對增進發展中國家現有金融市場效率，深化金融體制以滿足現實經濟高效運行的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2 盲目進行金融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
金融自由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稍有不慎就會沖擊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經濟衰退。1997年始於泰國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就是由金融自由化引發的。這次風暴給正在推行或將要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國家提供了許多經驗教訓。
自1989年以來，泰國進行了一系列以金融自由化為特徵的金融體制改革。（1）取消利率管理制，實行利率的自由市場定價。（2）放寬對商業銀行的限制，准許商業銀行擴充其業務范圍，使商業銀行逐步由分業制向全能制轉換。（3）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企業籌資開辟新的渠道。（4）放寬外匯管制，解除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允許外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國內有限度地開展業務。
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泰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獲得迅速發展，其中財務證券公司就90多家，所佔資產為泰國金融資產總額的1/4.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能吸收存款，或向國外借款，或向居民發行短期票據。當匯率風險和流動風險積累過高就會爆發金融危機。在拓寬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時，中央銀行沒有加強有效的金融監管，致使大量的資金盲目地介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資產質量迅速惡化，金融機構呆帳劇增，形成高額不良資產，進而引發擠兌風潮，導致一批銀行破產。在放寬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過程中，中央銀行沒有加強對外資的合理引導，致使近幾年外資的流入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達到了失控的地步。泰國1992年外債為200億美元，到危機爆發前增加到9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而且外資中的1/4屬於短期國際游資。這些短期游資都是以套匯為目的的，對一些國家的貨幣實行「投機性攻擊」，一旦得手，便能謀取暴利，給流入國和流出國的外匯和資本市場帶來巨大沖擊。
結果，1997年7月泰國不得不取消了泰銖與美元聯系，容許泰銖自由浮動。這使泰銖一落千丈，與美元的匯率損失約為50%的價值。泰國貨幣崩潰後，隨之而來的是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貨幣的嚴重貶值及股市狂瀉，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給這些國家的經濟帶來巨大損失。具體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債務負擔加重，企業不堪負重；貨幣危機導致金融業陷入困境；資本大量外流；失業增加；政局不穩。
東南亞經濟危機給予我們的教訓：一是發展中國家在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時，不可放鬆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二是在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制度前提缺少的情況下，企圖以市場的力量推動金融發展，進而帶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實行金融自由化必須有適當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基礎，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
三、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對策
我國金融改革經歷了20年，這20年來我國金融業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行業面貌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在黨的十五大以後，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金融體制開始向更加深入方面展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全球流動加快。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金融體系過程，同時也就是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並溶入這個體系的過程。所以說，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就是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統一。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金融很脆弱，競爭力不強。如果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使國內經濟面臨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和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甚至發生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不當發生金融危機，退回的損失不會比金融抑制對經濟阻礙造成的損失小。所以，我國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金融自由化的過程應與市場發展的進程相適應，各類金融機構的改革應同步進行。自由化過程如果超過市場的承受力，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對必須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如果採取拖延政策，不但不能避免或推遲金融風險，反而會導致新的市場扭曲。同時，如果金融市場改革不同步，對有的金融機構放鬆管制，而對有的金融機構仍進行嚴格管制，就會扭曲各類金融機構的競爭地位。金融當局只有通過高效地執行適當金融自由化策略，才能保證金融市場的發展。
第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與我國金融體系抵禦風險的能力相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應規范化與自由化並舉。如果金融自由化步伐超出了金融體系抵禦風險的能力，就會導致金融危機。只有加快改革金融體制，包括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加強金融基礎設施，促進專業化銀行的商業化改造才能更好地推進金融自由化。真正做到金融市場發展與規范並舉，當改革取消了對金融市場的行政干預時，市場約束力和功力機制要取而代之。
第三，國內金融自由化必須在金融約束之後，外部自由化必須在外貿自由化和國內金融自由化之後，金融體制改革與發展是漸進的過程，從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必須經歷金融約束的過程，金融約束指的是一組金融政策，如對存款利率加以控制，對進入加以限制和對來自資本市場的競爭加以限制等。它突出了政府在金融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金融約束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可適當減輕，直到過渡到金融自由化。隨著金融市場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可逐步開放資本市場，在開放的同時應採取一些政策措施和間接的資本控制，消除資本注入的消極影響，提高短期資本進入成本，減少短期資本湧入，避免資本大進大出對國內經濟的沖擊，這樣才符合漸進式的改革思路。因此，部分地控制資本自由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我國金融自由化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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