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特徵及貿易問題是什麼
貿易特徵：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有很強的依賴性。主要表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商品銷往發達國家，絕大多數進口商品來自於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則相對較少；發展中國家貿易出口的重點是初級產品（primary procts）(農產品、原材料和燃料)貿易問題：（1）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不同看法。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都專業化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並用這些產品的一部分交換其他產品，那麼所有的國家都將從自由貿易中獲益；發達國家強調國際貿易體系的市場導向結構為獲取比較優勢的收益提供了一套機制。他們聲稱，現行的世界貿易體系帶來了廣泛的收益，只需對現有的體系進行務實漸進地調整就可以最好地滿足所有國家的貿易利益。同時還認為要想獲得貿易成功，必須掌管好自己的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對貿易利益在他們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分配產生了疑慮。他們指出，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阻礙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此要求建立國際貿易新秩序，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作為初級產品的生產者，發展中國家面臨很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就是出口市場的不穩定和日益惡化的貿易條件；（2）不穩定的出口市場。許多發展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的出口產品只集中在一種或幾種初級產品上，一旦這種產品的收成欠佳或市場需求減少，出口收入就會顯著降低，嚴重破壞國內收入和就業水平。造成這一後果的關鍵因素是這些產品的需求和供給價格彈性較小。這就意味著價格變動的百分比大於需求量或供給量變動的百分比，需求曲線或供給曲線上的一個很小的移動就會使價格和出口收入發生很大的變動。（鏈接9-2：某發展中國家出口價格非彈性）；（3）日益惡化的貿易條件。國際貿易的收益分配一直是貿易國間有爭議的問題，尤其是在集中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認為，國際貿易收益的很大一部分都不合理地流向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抱怨，它們的商品貿易條件在過去一個世紀已經惡化，相對於進口品，出口品的價格下降。得到了某些研究的支持，包括聯合國的研究；觀察家指出，工業國家的製造商憑借壟斷力量抬高價格。生產率的提高產生的收益以高收入的形式流進製造商的口袋，價格卻並沒有因此而下降。而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出口價格是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形成的，價格會上下波動。國外消費者通過較低的價格分享了生產率提高的收益。由於市場的力量，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價格上升的速度要大於出口的產品，致使貿易條件惡化。而且，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將消費更多的製成品，而非初級產品，這就更加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發展中國家整體上的貿易條件究竟是日益惡化，還是有所改善，難以定論。因為在比較時，基年的選擇、技術和生產率變化的處理問題、是否考慮新產品和產品質量、評估進出口價值和確定指數權重所用方法的差異等會影響貿易條件變動的結果。
『貳』 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發展中遭遇的困難
簡單的說,就是經濟結構單一,人才資金匱乏,處於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弱勢地位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
（選自王助民等編：《近現代西方殖民主義史》（1915—1990），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
『叄』 假設做生意，對方直接以壓低價格以什麼原因進行各種手段，這種屬於黑勢力嗎
這得看里邊用，沒用暴力手段。和黑惡勢力沾邊兒的話，肯定有暴力手段。如果沒有的話，頂多算是商業欺詐。
『肆』 討價還價說明市場價格形成受什麼因素
小題1:A 小題2:B 本題主要考查了價格的影響因素和價值規律的知識。 小題1:A。「商品的賣者總是抬高價格，買者總是壓低價格，最後成交價格往往是買賣雙方協商的結果」說明市場價格的形成受供求關系的影響。所以選擇A. 小題2:B。價值規律就像一根無形的指揮棒，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流向。當一種商品供大於求時，價值規律就指揮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生產這種商品的部門流出；相反，則指揮著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流入生產這種商品的部門。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所以選擇B.
『伍』 電價上漲的原因及其對中國物價的影響
現在有一種說法叫做「改革就漲價」，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電力改革引發了漲價。而在許多西方國家，電力體制改革，往往伴隨著電價下降。我們則相反，原因何在？本文試圖作一簡要分析。
一、經濟轉軌是電價不能降低的體制原因
1993年，在中國電力行業改革戰略選擇國際研討會上，世界銀行工業能源局局長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電力行業特徵進行了比較：「就電力消費而言，發展中國家水平低，發達國家水平高。就人均電力消耗來講，前者僅為後者1/80；這對政策有影響，發展電力工業是發展中國家非常關注的問題，而發達國家則不同。就發展速度來講，發達國家年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可以用提高用電效率來解決，而發展中國家則不同，經濟發展速度高，不增加能源和電力消耗是不可能的。就價格而言，發展中國家能源價格低廉，由政府給予補貼；發達國家的能源價格是市場決定的。在能源生產方面，發展中國家能源工業是政府壟斷經營的，採用指令性和控制性的法規條例；而發達國家採取政府和私人經營並存，公開透明的法規條例，由企業自我控制和平衡。發展中國家存在信息障礙，技術和融資水平低；發達國家按市場規律、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辦事，信息流暢、技術水平高、效率和效益高。」當然，發展中國家由政府壟斷經營改為市場化經營後有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發展中國家的電力價格偏低，市場化改革就要提高電價；總的說來，發達國家的電力工業由於原來定價較高，引入競爭機制後可以降低成本，降低電價。而發展中國家的電力工業引入競爭機制後，可以降低成本，由於原來價格不到位，要使價格符合市場化改革的需要，必然要提高價格。這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原來電力工業不同特徵造成的。
二、電價長期偏低是電價不能降低的根本原因
世界銀行工業能源局局長說：「發展中國家的改革緊緊地控制著公用電力事業，政府要求電力企業承擔過重的社會義務，許多國家認為便宜的電力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好處，人為壓低電價。據1988年的統計，63個發展中國家電費加權平均僅為0.043美元／千瓦時，只相當於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電價的50%，OECD國家電費加權平均為0.08美元／千瓦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樣是消耗能源生產電力，發達國家電力生產的技術水平高、效率高、消耗低，價格反而比發展中國家高。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以大大低於成本的電價出售電力。據估計，發展中國家實際平均邊際成本為0.10美元／千瓦時或更多。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電力工業如果按邊際成本定價，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電價應當高於發達國家。」
可能有不少人對於中國電價是否偏低心存疑慮。或者說，許多人對於中國在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電價偏低是承認的，但對於中國近幾年的電價是否偏低心存疑慮。其實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電力工業在改革開放以後，是依靠價外加價，一部分供電企業靠亂加價、亂收費來維持發展的。自1998年電力供求緩和以後，逐步取消各種價外加價，價外收費，後來甚至連計劃經濟年代就已存在的供電工程貼費也都取消了，中國的目錄電價還是偏低的。總的來說，中國電價是偏低的，其中居民電價偏低是非常突出的。電力工業要走上競爭性市場化改革的道路，電價必然是要上漲的。
在發展中國家裡，認為低電價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觀點根深蒂固，中國同樣存在這種思想，總認為居民生活用電價格不能高，否則將影響低收入家庭和貧困戶用電，而且要求電力企業承擔過重的社會義務。人為壓低電價結果是電力使用不合理，經濟效益不高，電力工業資金緊張，無法保證足夠的電力供應，出現缺電；人為壓低電價，使得電力工業無法取得電力投資，甚至連老電廠的維護檢修也難維持，更談不上更新改造。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和中國走計劃經濟年代長期缺電的根本原因。要解決電價偏低和電力工業缺電問題，首先要解決那種認為低電價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好處的觀念，要給電力工業以合理的價格，使電力工業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資金需求。
三、供應側電價結構失調亟待電價的合理回歸
中國長期存在「重發輕供不管用，重新建輕既有」的狀況，改革開放以後進行的電力改革同樣是重發電、重新建。1985年，國務院決定實行多家辦電和多渠道集資辦電的政策，無論是對集資新建電廠實行還本付息電價還是實行燃運價加政策和電力建設基金政策，主要是照顧發電工程；後來實行經營期電價，也只是將「經營期電價」替代原來的「還本付息電價」政策，這些改革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獨立發電公司的資產回報率達7.1%，股本回報率9.5%；國家電網公司的資產回報率僅1.65%，股本回報率僅0.55%。2002年電力體制改革時，發電公司的上網電價：凡是原來有上網電價的按原上網電價執行，原來國家電力公司所屬的老電廠，沒有上網電價的按補償成本原則核定臨時上網電價，銷售電價減去發電廠上網電價之後的剩餘部分就是輸配電的電價。按照這個辦法，繼續維持了原有的發電上網價高，利潤高，輸配電低，利潤低；新電廠上網電價高，利潤高，老電廠上網價低，利潤低。
據統計，中國20世紀90年代末之前，發電、輸電、配電的投資比例大約是1∶0.21∶0.12，而美國是1∶0.43∶0.7，英國是1∶0.45∶0.78，日本是1∶0.47∶0.68，也就是中國輸配電投資長期低於發電投資，而美英日等國家輸配電投資要大於發電投資。如果電力工業總投資是1，中國的輸配電工程投資佔25％，其中相當一部分投資還是靠向用戶徵收供電工程貼費籌集的，而美、英、日等國的輸配電投資占電力工業總投資的55％-60％。
我國輸配電價無論從絕對水平還是從輸配電價的比例來看，都是非常之低的。2002年，我國的輸配電價是占銷售電價的26.7％，而發達國家可以達到60％左右。在我國銷售電價本身偏低的情況下，輸配電價占銷售電價的比例又偏低，而與其他國家的輸配電價格相比就顯得更加偏低。中國的輸配電價只有英國的1/3，德國的1/4，日本的1/6。這樣低的輸配電價使得電網公司盈利率嚴重偏低，負債率上升，建設資金籌措發生困難。因此，當電力工業進行市場化改革時，必然要提高輸配電價，促使銷售電價水平上升。
四、銷售電價結構扭曲也使電價須適度調高
中國銷售電價存在的問題：一是銷售電價分類不合理，二是各類電價之間的比價關系不合理，三是優惠電價種類繁多，四是價外加價收費。
由於銷售電價分類不合理，各類電價之間比價不合理，優惠電價種類繁多價外加價收費多，使得電價嚴重扭曲。凡是能從公共電網中獲取低價和優惠電價的用戶，都會賴在公共電網中購電；凡是要負擔交叉補貼的用戶就會千方百計修建自備電廠，自建自管自供逃避補貼責任。結果是小煤電，假熱電盛行，公用電網的優越性徹底喪失，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還嚴重影響大用戶向發電廠直購工作的開展。在廠網分開的條件下，大用戶建自備電廠和直購逃離公用電網，公用電網只剩下優惠供電的各類用戶，公用電網就會出現高價購電，低價賣出，嚴重虧損，難以為繼。
電力行業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電力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電力行業的效率和公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面臨的價格是社會生產的邊際成本。如果對價格人為扭曲，那麼資源的有效配置將無法實現。我們對居民生活用電、農業用電、支農產品用電電價等進行交叉補貼，就是對銷售電價進行人為扭曲。根據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知道，對特定人群給予收入補貼，優於通過價格扭曲進行補貼。我們要下決心取締一切扭曲電價的做法，適當調高價格是必要的。
五、能源資源短缺迫使煤電聯動勢在必行
近年來，世界石油，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煤炭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電力工業作為能源轉換行業，繼續維持低價供電，用戶為逃避承擔高價能源，趨向多用電力。凡是能用電力替代石油和天然氣的都盡可能用電力替代，在這些能源替代中，有的替代是合理的，既可節約投資和費用，又可節約能源資源，有些替代是不合理的，會造成能源資源的浪費，如用電燒熱水和採暖，電力利用效率極低。最近幾年電力消費的增長率不僅高於能源，而且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電力消費已經連續6年彈性系數大於1。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價格已經遠遠超出了成本＋合理利潤＋稅金範疇，石油、天然氣已經獲得暴利，但時至今日對電力工業卻要求微利或者虧損，不能夠反映其稀缺的情況。在能源大幅度漲價的情況下，作為能源轉換行業的電力，惟一的辦法只能是電價隨能源價格浮動，即中國實行的煤電聯動。
為保持終端能源的合理比價，促進能源合理利用，節約能源資源，應當隨著油、氣、煤的價格上升，合理提高電價，當然，提價要適度，要考慮到國民經濟多方面的承受能力，要使石油、天然氣、電價和熱價保持合理的比價關系。但是從已印發的《電價改革方案》和上網電價、輸配電價和銷售電價等三個管理辦法來看，離這種要求還很遠。
以上說明在改革過程中，往往導致電價上漲。筆者認為，中國要進行電力體制改革，應當引入發電競爭、售電競爭和在大用戶直購之前先理順電價，先把電價分類，電價水平合理化，取消優惠電價、取消價外加價。
『陸』 簡述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是什麼
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形成的原因（有內因與外因）
1、 （內因）經濟戰略失誤：追求規模過大，速度過快，對內採取膨脹性的財政金融措施，對外大舉引進（投機性）外資與舉債。以 1984 年智利、墨西哥、南斯拉夫等國的長期債務償還總額看，分別達到本國 GDP 的 15.2% 、 9.7% 、 9.6% ，佔了各自商品與勞務出口總額的 54.6% 、 48.6% 和 28% ，遠遠超出了合理償還率的最高限度。
2、 外資的投入使用結構不當，片面追求實現工業化，加劇了經濟二元化。重視進口取代工業，忽視農業的發展。外貿逆差不斷擴大。
3、 外資的引進與出口創匯的擴大相脫節，外債償還能力較差。很多國家引進外資或外債主要流向重工業和耐用消費品進口替代部門，而出口創匯的發展沒跟上。雖然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有些國家非傳統的製成品，如小汽車、電子機械等技術和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產品出口有相當增加，但這並不是因為這些產品已擁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是因為這些產品的出口被認為是經濟發展取的成功的一種標志，政府願意為之提供補貼。有些利用外債在基礎設施、教育、灌溉、運輸等周期長的項目上，收益率很低，都屬「自我消耗」，創匯能力差。
4、 消費早熟，經濟增長率低，消費率高，通脹高，儲蓄率低，轉而舉外債。
5、 跛足貨幣局制度，即以不足之外匯儲備發行紙幣，也是導致通脹的原因。
6、 （以下是外因）目前存在的「投機游資」也是導致發展中國家外匯損失的原因之一。
7、 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發達國家採用削減原料進口和人為地抬高工業製成品價格，壓低初級產品價格等措施，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收入銳減，國際收支擴大和對外債務增加的困難局面。如原產品，如橡膠、食糖、棉花、小麥、咖啡、鋁、鋅等價格均跌至戰後最低水平。 20 世紀 70 年代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逆差，年均為 100 億美元； 1982 年劇增到 630 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的產油國，因聯進行斗爭，油價升高，維持了產油國的經濟權益，但這也為非產油國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更重的負擔。
8、 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嚴重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出口。
9、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後，發達國家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國際市場利率升高， 1981 甚至高至 20 % 。 1982 年非石油出口國借新債 373 億美元，而這一年新支付的利息即達 630 億美元。
10、 發達國家大力壓縮對發展中國家的官方援助，也是加速債務危機爆發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轉向商業性銀行，付出更高的利息。
11、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外流，使這些債務危機更加雪上加霜。據統計， 1982-1986 年間，僅拉美國家的外流資本就高達 1250 億美元，相當於該地區國家外債總額的 1/3 。
『柒』 說淘寶會擾亂市場秩序，壓低產品價格，導致供應鏈不賺錢，怎麼解釋
供應商怎麼可能不賺錢呢？ 有了電商 供應商反而多了一種銷售渠道。最受打擊的是實體店，但對於消費者來說是好事。
『捌』 金融壓抑的表現是什麼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壓抑政策的原因是什麼主要的壓抑性金融政策有哪些
1所謂金融壓抑，是指市場機製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金融管制過多、利率限制、信貸配額以及金融資產單調等現象。也就是金融市場發展不夠、金融商品較少、居民儲蓄率高。表現為利率管制、實行選擇性的信貸政策、對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管理以及人為高估本國匯率，壓低本國幣值……等等.
2.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放鬆利率管制的時間、步驟和順序各有不同。但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漸進的方式；另一種是一步到位的方式。大多數國家都採用漸進的方式逐步放開利率，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等，發展中國家如巴西、菲律賓、韓國、泰國等。也有一些國家採取一步到位的形式，如英國、法國、瑞典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烏拉圭、匈牙利等國，則是從金融壓抑狀態快速進入完全自由化狀態。
大多數採用漸進放開的國家，其步驟基本一致：即先放貸款，後放存款；在存款方面，先放長期，後放短期，先放大額，後放小額。
從一步到位的情況來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別比較明顯。採行一步到位方式的發達國家（如英國），其利率自由化的效果比較好；而發展中國家
採取漸進方式實施利率自由化的國家效果就要好一些。
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率自由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兩類國家實行利率自由化的結果既有差異，又有相同之處。總的來說，實施利率自由化的國家市場機製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脫媒現象得到緩解，利率敏感性增強；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利率由負轉正，並促使了間接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實施利率自由化的效果較好，雖然也出現過一些問題，但對整個經濟的影響不大：而發展中國家的實施效果則不太理想，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實際利率過高，通貨膨脹嚴重，銀行及整個金融體系出現危機，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問題泛濫等問題。在有些國家這些問題十分嚴重，以至於影響到整個國家經濟的穩定。特別的以一步到位的形式實施利率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國家，如阿根廷、智利等國，問題根家嚴重，因為除了同時廢除金融方面的所有管制外，還同時廢除了對貿易、外匯、價格等等方面的限制。換言之，其利率自由化是從管制經濟向市場經濟急劇轉變的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代表了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這種變革范圍廣，程度深，影響大，一旦出現問題，則要比發達國家的金融改革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大得多。
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危機的壓力下，不得不重新恢復了對利率的管制，利率的放鬆--再管制--再放鬆的反復是其利率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徵。
3. 主要的壓抑性金融政策:
⑴通過規定存貸款利率和實施通貨膨脹政策,人為地壓低實際利率.實際利率通常很低,有時甚至是負數.這就嚴重脫離了發展中國家資金稀缺從而要求利率偏高的現實.
金融壓抑的政策原因
⑵採取信貸配給的方式來分配稀缺的信貸資金.通常是流向享有特權的國有企業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私有企業,資金分配效率十分低下.
⑶對金融機構實施嚴格的控制.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金融機構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機構種類單一,專業化程度低.
⑷人為高估本幣的匯率.而高估政策使自己陷入了更為嚴重的外匯短缺,於是不得不實行全面的外匯管制,
利率管制對經濟增長的負作用
『玖』 發展中國家人為壓低利率的消極作用有哪些
第一次，獻給誰。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