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管制和匯率升值

『壹』 匯率升值，有利於資本流入。這句話怎麼解釋

中國在2005年7月匯率改革之後，出現了巨額的海外資本流入（當時說的「熱錢」）。原因就在於，海外資金預期人民幣將出現升值，人民幣資產的價值也會相應提高。可見，在這里，匯率升值的預期，才是資本流入的主要動因。所以，樓主的那句話並不完整。

『貳』 什麼是匯率升值和匯率貶值

簡單來說就是匯率升值對中國而言就是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匯率貶值則是人民幣貶值，美元升值

『叄』 取消資本管制，強制結匯，匯率會怎樣

結匯是指外匯收入所有者將其外匯收入出售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指定銀行按一定匯率付給等值的本幣的行為。
結匯有強制結匯、意願結匯和限額結匯等多種形式。強制結匯是指所有外匯收入必須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不允許保留外匯；意願結匯是指外匯收入可以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也可以開立外匯賬戶保留，結匯與否由外匯收入所有者自己決定；限額結匯是指外匯收入在國家核定的數額內可不結匯，超過限額的必須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意願結匯，不管是單位還是個人,你不想結匯就放在外匯帳戶內;你想結匯就提供相應的手續將外匯出售給銀行,有一部分資本項下外匯結匯尚需到外匯局辦理相關手續.

『肆』 匯率的貶值效應和升值效應分別是什麼

匯率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杠桿，其變動對國家經濟產生諸多重要的影響。
1、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
本幣的貶值有利於該國擴大出口，限制進口，這是本幣貶值最重要的影響，也是一國貨幣當局降低本幣對外匯率經常要考慮的方面。但只有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後，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彈性才會逐漸增加，其貿易差額狀況才會得到改善。由於匯率變動是雙向的，本幣匯率下降就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經濟增長減緩的現象，由此招致其他國家的抵制和報復。
2、匯率變動的資本流動效應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一國匯率下跌可使等量的外幣購買到比以前更多的勞務和生產原料，從而引起更多的國外資本流入國內。如果人們預計一國貨幣貶值是短暫的，那麼它可能吸引長期資本流入該國，因為該國貨幣增值後，其投入就會升值；如果人們認為一國貨幣貶值是長期的，那麼它對資本流動的作用剛好相反。同時，當一國貨幣貶值時，以該國貨幣計量的金融資產的相對價值就會下降，人們就會用該國貨幣兌換他國貨幣，將資本大量移往國外，以尋求資本保值和增值。另外，本幣貶值還會造成通貨膨脹的預期效應，即人們預計該國貨幣會進一步貶值，從而造成投機性資本的外流。
3、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效應 從進口角度來看，本國貨幣匯率下降，會導致進口商品和進口原材料的價格上升，並使國內同類商品和最終成品的價格上升，引發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從出口角度來看，本國貨幣匯率下降，會引起出口量擴大的現象，在國內生產能力已得到較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這會加劇國內的供需矛盾，對國內製成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價格上漲產生壓力；從貨幣發行來看，貨幣貶值可增加一國的外匯收入，外匯儲備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外匯儲備增加的另一面是該國中央銀行增加發行相同價值的本幣，因而會擴大該國的貨幣發行量，導致該國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
4、匯率變動的利率效應
本幣貶值會鼓勵出口，增加外匯收入，同時使本幣投放增加；本幣升值則會減少出口，使外匯收入減少，使貨幣投放減少。因此，貨幣貶值會擴大貨幣供應量，引起物價水平上升，促使利率水平下降，這會帶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通貨膨脹又會引起貨幣需求的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對一般國家來說，伴隨著匯率貶值而來的總是利率的上升。
5、匯率變動對外匯儲備的效應 如果某種儲備貨幣升值，持有該貨幣的國家就會增加收益，而發行該貨幣的國家就會增加債務；如果某種儲備貨幣貶值，則持有該貨幣的國家就會遭受損失。因此，從長期來看，儲備貨幣匯率的變動可以改變外匯儲備資產的結構。
6、匯率變動對國民收入、就業的效應 本幣貶值有利於出口的增加，會帶來國內投資、消費和儲蓄的增加；同時，由於進口價格上漲，一些消費者會把准備購買進口商品的支出轉向於購買國內商品上，這會產生同出口增加一樣的作用，使國民收入繼續增加，並帶動就業率的上升。
7、匯率變動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 匯率變動是雙向的，本幣匯率下降就意味著其它國家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其它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經濟增長減緩，由此招致其它國家的抵制和報復，掀起貨幣貶值和貿易保護主義。 一國貨幣對外貶值，只有在適度的范圍內才可能產生正面效應。如果一國貨幣貶值幅度過大，反而會使投資者失去信心，從而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引發貨幣危機。
8、匯率變動對各國經濟的影響程度
第一、進出口佔GNP的比重越大，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越大；
第二、貨幣可自由兌換性越強，在國際支付中的使用率越高，則匯率變動對該國的影響越大； 第三、一國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程度就越深，匯率變動則對該國的影響也就越大；
第四、一國家經濟越發達，各種市場機制就會越完善，同時投機的渠道就會越廣泛，因而匯率變動對該國經濟的影響就越大。

『伍』 中國採取資本管制的匯率制度的弊端，和對未來中國外匯市場的展望

從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目前我國實行可調整的盯住匯率制度。人民幣上升的壓力主要來自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增加和入世後沒有像一些人所期望的一樣出現貿易逆差。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以降低中國的出口速度。日本美國讓人民幣升值是想讓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阻止中國的前進。中國市場沒有完全開放，貨幣缺乏一定的獨立性，資本市場同樣沒完全開放，不能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匯率制度的選擇必須與市場的開放程度，貿易自由化程度相結合。
東南亞經濟逐步恢復，我國加入WTO，各種新的狀況不斷出現。經濟的發展推動制度的變遷，進入新世紀後，我國的經濟和金融快速發展，內地要求匯率制度向更有彈性的方向改變。我國正式加入WTO後，按照中國加入WTO後金融市場開放時間一覽表，可以預測，在未來的3—4年內，不管願意與否，人民幣利率和匯率都將實現市場化，我國外匯管理制度將完全由准外匯管理向宏觀間接外匯管理轉變，逐步實現資本賬戶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在這種情況下，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中國要想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就必須放棄實際實行的匯率制度(單一貨幣釘住)，而轉向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所以，入世後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無非是貨幣當局在實際中重歸真正的管理浮動匯率制。
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由實行相當一段時間的固定匯率制度轉向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因此，中國在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應該積極尋求平穩實現靈活匯率的途徑，並確定中長期的目標。
目前，要增加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我們必須大大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形成的改革，加快外匯市場的培育。中國目前外匯交易主體主要是國內的商業銀行，交易幣種主要是美元、日元各港幣。外匯交易形式主要是現貨交易，人民幣的遠期交易市場和期貨交易市場尚未開展。所以，首先應該給銀行更多自主權，建立銀行、企業間外匯市場，擴大外匯交易主體，允許外貿企業直接進入外匯市場，提高外匯交易規模。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改革目前的銀行結售匯制度，進一步放寬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限制，包括允許企業保留更多外匯，即提高有外貿業務的企業保留外匯的比例直至取消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度，放寬對旅遊等外匯匯總數額的限制。

『陸』 人民幣應如何升值

一種可能方案是，先讓有效匯率在一段時間內升值10％左右，同時大大擴展匯率浮動區間。此後，可考慮結合政策有效性和國際市場變化重新評估匯率調整幅度 筆者常常被問及這樣一個問題：既然人民幣應該加速市場化進程，人民幣升值多少才合理？目前每年5％左右的升值會延續多久？對此，有人認為，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升值10％，有人認為應升值更多，20％、30％或40％不等。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的是：第一，人民幣相對什麼升值對美元升值還是有效匯率升值？實際匯率升值還是名義匯率升值？第二，對誰或對什麼而言合理是滿足市場供需，還是實現經常項目平衡？或是符合中國經濟相對於貿易夥伴的長期基本面？第三，在什麼條件下升值保持資本管制，還是改變寬進嚴出政策？輔以其他結構性的政策，還是單靠匯率來解決國際收支失衡？ 如果在目前情況下完全放開人民幣匯率，讓其自由浮動，那麼在強烈的升值預期和疲軟的美元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可能很難打住，40％也不難想見。也許這是一個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匯率，但並不一定合理，因為不一定反映中國經濟和結構的長期基本面。其實，在問題實質和參數不清的情況下，眾多關於升值的答案都有可能在某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在談論人民幣匯率時，我們往往過於注重對美元的匯率。然而，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只有兩個國家的世界，在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劇烈波動的背景下，單看對美元升值多少意義不大。影響中國對外收支的是有效匯率，即以貿易量加權平均的、兌一攬子貨幣的匯率。例如，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但同期有效匯率只升值3％左右，這也就不難解釋升值對出口為何影響甚微了。 那麼，決定長期實際匯率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一個廣為人知的觀點是：當一個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它的貨幣應該升值。最明顯的例子是日本，以及歐洲一些後起之秀如西班牙、愛爾蘭等。這種觀點源於經濟學家巴拉薩和薩繆爾遜的研究。簡單來說，當一個國家經濟開始高速發展時，主要表現在可貿易商品產業即製造業生產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貿易行業（如服務業）生產率提高相對較慢。因此，上升更快的製造業的工資會吸引勞動力從服務業流出，從而抬高服務業工資水平;其結果是整個經濟的工資水平提高及物價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說實際匯率升值。 這個理論可以解釋實際匯率的長期趨勢，但在中期和短期，還有許多因素影響這一趨勢的形成。就中國而言，近年來實際匯率升值不明顯除名義匯率政策外，還有深層的結構性根源。巴拉薩－薩繆爾遜的理論是在一個勞動力相對充分就業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中國目前尚有大量剩餘勞動力可以轉移到製造業。這也許就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率提高和產能擴張並沒有把工資水平推得更高的原因。而生產率提高快於工資上漲，是中國近些年的發展沒有引發價格水平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疲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外貿順差不斷增加。但是，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也是經濟中結構性問題的表現。 首先，人口結構及政策等因素，使中國成為一個高儲蓄、高投資因而高外貿順差的國家。一個國家合理（均衡）的經常項目差額，取決於經濟中國民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後者又取決於人口結構、收入水平、金融體系及市場發展深度等。中國目前正享受所謂人口紅利，就業人口負擔率低，儲蓄率高；企業留利不分紅而用於投資（儲蓄），國企改革的社會負擔也增加了所謂審慎儲蓄；金融市場和個人信貸市場尚不發達，使大部分居民消費受到信用限制。這樣一個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是中國不像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源之一。在這種結構下，合理的匯率水平不等於能讓國際收支平衡的水平。 第二，中國偏好投資與工業增長的政策，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造成了國內要素相對價格的扭曲。這些政策包括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資源、土地，低成本的環境污染，也包括國有企業稅後利潤不分紅，使其資金機會成本非常低。這些低廉的生產要素不僅刺激國內的投資，也加大了廉價勞動力之外對世界製造業產能向中國轉移的吸引力。而新產能的增加，一是替代進口，二是在國內消費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化為出口，其結果就是外貿順差增加。 要素價格扭曲的另一個結果是經濟發展的資本密集度增加。低廉的資金成本使得企業傾向於投資資本密集的產業，採用更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其結果自然是這些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大提高。但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不需要很多勞動力，種種結構性因素及勞動力市場的限制，也使企業不能僱傭更多工人。因此，生產率的飛速提高沒有同步轉化為勞動收入的提高，也就難以轉化為消費和購買力的提高，即實際匯率的提高。 許多人提議，為減少外匯儲備增加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應鼓勵資本流出。然而近期來看，由於國內投資回報高，經濟發展迅速，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放鬆管制難以讓資本流出抵消資本流入和巨額外貿順差。從長期看，過快過早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對中國金融市場和經濟增長穩定有很大的潛在風險。當國際國內回報和投資者信心發生變化時，家庭和企業在全球重新配置資產的需求也許會讓大量資本外流，對匯率產生貶值壓力。而且，從長期來說，一個人口眾多、就業不充分的中國真的應該是一個凈資本輸出國嗎？ 不能迴避的是，加快匯率升值是有效縮小外貿順差、降低流動性和控制通脹的必要手段。而且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度，也有利於讓市場逐步發現它的合理水平。如果配之以結構政策，就並不意味著人民幣需要巨幅的升值。 實際操作中，決策者可以選擇多種方案。比如，第一步可以先讓有效匯率在一段時間（如一年）內升值10％左右（我們估計匯改以來兩年多隻升了3％左右），既可以明顯減少外貿順差，又保持了匯改漸進的原則。如果美元在這期間持續疲軟，那麼很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要超過10％。與此同時，應該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大大擴展現在每日上下0.5％的浮動區間。這可以增加短期投機的風險和成本，增加企業避險的動力，並有助於發展外匯市場，又可以更多地讓市場因素幫助匯率逐步向合理水平發展。在此之後，可以考慮結構政策有效性和國際市場變化，重新評估匯率調整幅度。 如果繼續目前對美元緩慢升值的政策，那麼人民幣升值壓力會持續高企。在美元預期走軟的背景下，目前這種每年5％－6％的升值持續幾年之後，我們面臨的還將會是順差增加、資本流入、流動性過剩、資產/商品價格攀升和資源持續錯配的不利局面。■作者為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與策略主管

『柒』 匯率變動對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1、 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從而影響到一國的進出口貿易。一國貨幣的對外貶值有利於該國增加出口，抑制進口。反之，如果一國貨幣對外升值，即有利於進口，而不利於出口；匯率變動對非貿易收支的影響如同其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2、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一是對貿易品價格的影響；二是對非貿易品價格的影響。

3、匯率變動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匯率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本幣對外貶值後，單位外幣能摺合更多的本幣，這樣就會促使外國資本流入增加，國內資本流出減少；二是如果出現本幣對外價值將貶未貶、外匯匯價將升未升的情況，則會通過影響人們對匯率的預期，進而引起本國資本外逃。

4、匯率變化對外匯儲備的影響：貨幣貶值對一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儲備貨幣的匯率變動會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影響儲備貨幣的地位。

5、匯率變動對一國國內就業、國民收入及資源配置的影響：

當一國本幣匯率下降，外匯匯率上升，有利於促進該國出口增加而抑制進口，這就使得其出口工業和進口替代工業得以大力發展，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國內就業機會因此增加，國民收入也隨之增加。

(7)資本管制和匯率升值擴展閱讀

匯率的上浮與下浮是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變化的兩種形式，在該制度下貨幣匯率隨時常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

當外匯求過於供時，其匯率會由下往上升高，稱為上浮，意味著該國貨幣升值。

當外匯供過於求時，其匯率就會由上往下降低，稱為下浮，意味著該國貨幣貶值。如果中國貨幣持續上漲就會影響匯率上浮的下浮

『捌』 專家是如何解讀人民幣升值的

人民幣的升值與貶值與其匯率有關。一般別人說人民幣升值了是相對於美元而言。人民幣貶值了也是相對於美元。因為美元是世界上流通的貨幣，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將其作為外匯存在，因此美元在貨幣行業中是一種大哥大的存在，因此任何國家的壁紙升貶值都是參照美元進行的。當然這只是單一的說該國家的壁紙升貶值，但是如果具體到兩個國家，只是很兩個國家的貨幣了。兩個國家的貨幣有其國內的購買力所決定，因此假設人民幣兌日元升值了，也是說人民幣的購買力是大於了日元。如果人民幣貶值了，那人民幣的購買力就低於了日元。匯率也就是多少人民幣能夠換取日元或者是美元在一種比率也叫做購買力的比率。

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升貶值也與其政策有著極大的關系，貨幣反映的是其綜合國力，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其貨幣的價值就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能成為別的國家的外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森林體系中，美元就是因為其強大的統治力將美國推向了貨幣的權力最高峰。

『玖』 如何應對經濟崛起時期的匯率升值壓力

20世紀60、70年代以後，日本和德國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崛起過程中，匯率升值也都曾經成為困擾這兩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難題。
面對貨幣升值壓力，日本和德國採用了不同的對策，給這兩個國家的宏觀穩定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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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影響。
日本的教訓
二戰過後，日本相對美國的經濟實力逐步增強，日本產品國際競爭力日益強大，70年代以後，日本出口在趨勢上大於進口，經常項目保持持續性順差。持續的貿易順差造成了國內的貨幣政策壓力，同時也帶來了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國的不滿。當一個國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其它部分保持了較快勞動生產率的時候，匯率升值本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會引導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重新配置，實現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協調發展。令人遺憾的是，日元升值過程當中，匯率政策和賃幣政策的錯位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宏觀經濟環境，並伴生了一系列後遺症。
在60年代，日本基本保持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日元和美元的名義匯率基本保持在360：1的水平上，該時期內，日本的對外貿易也基本保持平衡，少量的貿易逆差由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彌補。60年代末期，受約翰遜總統偉大社會計劃和越戰升級的影響，美元難以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以德國為首的其它國家也不願忍受美國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1971年，尼克松總統徹底中斷了美元和黃金的兌換承諾，同時單邊向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市場預期美元貶值。
最初，日本銀行不願放棄360：1的匯率水平，但是，市場上出現的美元貶值預期引起了美元的大量拋售。盡管日本當時對資本賬戶還保持嚴格管制，但日本銀行在短短幾周時間內因為吸納美元超額供給使基礎貨幣供給增長了50％，360：1的匯率水平再也難以維持，日元開始走上升值之路。
面對美國為首的貿易逆差國的壓力，貨幣當局不得不讓匯率升值。但是，匯率升值引起了國內貿易品部門的反對。如日本尼桑公司財務總監所言：日本公司辛辛苦苦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節省成本，但是，日元升值一夜之間把這些努力全都白費了。
為了減緩日元升值壓力，日本貨幣當局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試圖緩解日元升值壓力。表面看來，日本貨幣當局採取低利率政策可謂一箭雙雕：低利率有利於激勵私人部門(主要是日本銀行)持有更多的美元資產，減少外匯市場上日元升值壓力。同時，根據傳統的宏觀經濟增長工具箱，降低利率有利於擴張需求，有利於減少了由於日元升值給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不僅無法在長期內阻擋日元的升值，反而給國內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70年代中期，日本通貨膨脹最高達到了接近25％的水平。
廣場協議以前，盡管日元升值，但是幅度並不很大。廣場協議以後，在1985-1987年短短的3年時間里，日元升值75％。匯率的調整要求原來在貿易品部門的投資大量轉向非貿易品部門。日本儲蓄率非常高，高儲蓄率同時也支撐著非常高的投資率。當貿易品部門突然難以為巨大的資本創造利潤時，資本流向何處呢?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為這些過剩資本找到合理的出路，於是，大量資本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一觸即發。緊要關頭，迫於日元升值壓力的日本貨幣當局又一次大幅下調利率，希望能緩解日元升值壓力，同時也希望藉此減少匯率升值帶給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擴張貨幣政策還是沒有改變日元升值的趨勢，相反地，低利率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刺激著洪水般的資本湧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由此而生。
德國的經驗
20世紀60--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為了戰後世界經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
1960-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而且順差規模在1965年以後逐步擴大。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國雖然也有大量貿易順差，但遠不如日本貿易順差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內累計升值2．79倍。同期內，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2．43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內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馬克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同期內，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匯率無法反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變化，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不得不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貨幣當局美元資產的不斷增加威脅到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尼克松沖擊以後，對國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的德國貨幣當局放棄了當時4馬克兌換1美元的固定比價，馬克開始連續升值。
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因此減少，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
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國放鬆外匯匯兌方面的管制。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同樣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德國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貫徹貨幣政策獨立性，物價和產出穩定是貨幣當局最關心的事情。相對而言，馬克匯率居於次要的位置上，貨幣當局基本貫徹了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浮動匯率制度，不會因為緩解馬克升值壓力而犧牲國內的物價穩定。
藉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歐洲其它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歐洲共同體國家於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後，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並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它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啟示
通過以上日本、德國1960-1990年匯率波動歷史的回顧，可以發現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匯率升值的壓力，匯率必然需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
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漸進的調整過程有利於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面臨非常突然的大幅匯率調整，國內投資會一下子找不到出路，這部分資本如果大量湧向資本市場，很可能引發泡沫經濟。
政策目標的取捨方面，要強調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決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德國的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沒有因為匯率價格中的泡沫傷害國內的經濟；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德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開放並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在一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國經常地指手畫腳，這就需要向外界給出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明確信號，同時通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如果在非常嚴重的時期也可以訴求於突然的資本管制)緩解國際壓力。絕不能犧牲國內貨幣政策保匯率政策。
區域貨幣合作有利於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藉助予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斌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