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桿剛兌

❶ 如何做一個理性的投資者

把自己要做的項目了解清楚，不管是公司，還是項目，一個理性的投資者會綜合考慮所有的問題之後在做決定，比如風險，周期，利潤，真實性等。

❷ 五部委發布資管新規意見稿能打破剛兌迎變局嗎

近日，央行聯合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部門共同起草了《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正式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指導意見》重點關注前期資管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的亂加杠桿、多層嵌套、剛性兌付等問題，並提出具體要求。

專家表示，《指導意見》一旦正式出台，將為金融機構資管業務規范發展奠定基礎、指明方向。資產管理業務有望告別「野蠻生長」時代，逐漸回歸本源。面對「剛性兌付」被打破，專家提醒投資者，在投資理財時要綜合考慮風險與收益的平衡。

「從銀行資管具體業務來看，保本理財業務的開展將會受到影響。《指導意見》要求資管產品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保本理財可能面臨重新定義，或將其納入存款產品范疇。根據《指導意見》要求，凈值型理財產品可能會快速增加，成為銀行理財產品的主流。這對於銀行資產管理能力提出較高要求，銀行應具有較強的資產配置能力和投資研究能力。」 恆豐銀行研究院研究員張濤表示。

在業內人士看來，《指導意見》對分級類產品的從嚴要求，指向二級市場加杠桿行為，體現出金融去杠桿的政策導向。華商基金策略研究員張博煒指出，此次監管對結構化產品限制的進一步加強，意在約束投資者對單一非標資產或是標准化股票債券進行杠桿交易，體現出金融去杠桿、約束金融投機的政策導向。

董希淼和張濤也強調，資管業務更加規范健康地發展，從長遠看將利好廣大投資者。面對「剛性兌付」被打破，投資者要認識到，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投資理財時要綜合考慮風險與收益的平衡。

❸ 如何層層嵌套放大杠桿

這個意見稿基本上就是把所有資管產品公募化改造，從杠桿比例到集中度的雙十規定。專因此從運作上來講對公募屬產品沒什麼影響，大不了就是委外少點，規模降點，但對銀行理財影響還是蠻大。打破剛兌基本上就是取締了保本型銀行理財，這基本上占據了所有理財產品的40%。另外還要求銀行理財產品第三方託管、非標、資金池、雙十比例等等，基本上是沖著理財去的。而關於通道和產品層層嵌套問題，其實總體還是沿襲了央行金融行政去杠桿的思路，主要是要對資管產品正本清源、防止資金在體系內空轉，說實話通道這種監管套利的行為還是早點取締的好，金融掙不了幾個錢，還背了一身風險，大家都相互沖規模，競爭起來也沒意思。穿透管理也是央行繼續進行宏觀審慎大一統管理的手段之一，降低系統性風險。
從去年債市同業去杠桿到現在，央行動作驚人、套路很多、而且抓的痛點也很多，金融很是不適應。短期來講難過的日子還要持續，但長期行業潛在風險確實會緩解。

❹ 打破剛兌後對普通投資者有何影響

分析師劉銀平稱，結合資管新規和銀行理財細則來看，普通投資者受到的影響主要有：一是產品打破剛性兌付，向凈值化發展，以後預期收益類產品將退出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凈值型理財產品；

「監管的目的主要在於去杠桿、防風險，雖然理財產品打破剛兌，但從投資的角度而言，公募理財產品要回歸穩健理財的本質，比如禁止發行分級理財產品、非標投資受限等，所以以後銀行理財控風險的能力會更強，投資者的資金也會更加安全。」劉銀平表示。

❺ 如何理解當前經濟

來源：李迅雷金融與投資作者：李迅雷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來的，即把全球各國（各地區）按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分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個等級。從數學角度看，這四個級別的人口都應該各佔25%，但因為世行是按國別來分類的，所以實際上不會那麼嚴格去定義只有佔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

按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組標准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於104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2015年世界銀行所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高收入國家80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53個，中等偏下收入國家51個，低收入國家31個。

如今，OECD32個高收入國家加上非OECD48個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已經超過15億，約佔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國這個14億人口大國也能成為高收入國家，即佔全球40%的人口國家都屬於高收入國家，這豈不是違反數學邏輯了？

有人認為中國到2022年就能成為高收入國家，這是否太樂觀了呢？由於全球經濟增長的剛性及貨幣的持續超發，世界銀行一定會不斷上調成為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現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後呢，估計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還得考慮未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夠在自由兌換條件下維持現有的比值水平，那麼，未來中國人均國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

2017年中國的GDP總額佔全球15%，人口佔全球18.8%，相差近四個百分點，說明從人均的角度看，中國當務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尋找中國與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偏低的問題，前者是總量差距，後者是質量差距。

從數學意義上講，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提法不適用於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因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遠是一個相對數，未來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就要佔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點像在追趕自己的影子。

經濟周期——容易被證偽的古舊理論

如今，談論經濟周期的人比講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國內有很大一批投資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論，大家都去「數浪」，為當時的股市處在周期的哪個階段爭論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經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戲稱「線越劃越多，錢越賭越少」。即便是後來依據商業周期提出的美林時鍾，事實證明也不太適合於資產配置。

經濟學上的周期理論，其實也有老朽的感覺。從數學意義上看，所謂周期理論與回歸分析法類似，即偏離均值幅度大了，就會回歸。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由於政府幹預較少，經濟的周期性特徵比較明顯，馬克思正是看到了當時社會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產主義理論。如今，無論是哪種體制，政府幹預都成為常態，周期被平滑了。

不僅經濟周期被平滑，人類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口預期壽命、生育年齡等都被大大延後，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預經濟的同時，還干預生育，後者的目的是為了平滑經濟長周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國經濟的回升或企穩，其實都是政府強烈干預的結果。如果把政府幹預當做經濟周期的回升標志，不免有點牽強。2016、2017年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只有3.5%和3.2%，而基建投資增速分別高達17.4%和19%，實在看不出我們正在經歷一輪朱格拉周期的上升期（所謂設備投資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1862年法國醫生、經濟學家C Jugla在《論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危機以及發生周期》一書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這么古老的周期觀察是否還適用當今社會？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改革開放至今40年都沒有過經濟危機的國家，死搬硬套這些周期理論就更不合適了。

歷史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歷史不會簡單重復。與新周期的樂觀派相反的，又有所謂「逢八必跌」的悲觀派，即98年有亞洲金融危機，08年有次貸危機；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機時間的計算提前了一年。

古舊的周期理論之所以在中國還能大行其道，實質上就是這種理論簡單粗暴，就像分析星座運勢一樣，適合於算命——這正是國人特別喜好的。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周五又創歷史新高了，前段時間的「股災」之說即刻就被證偽了。所以，觀察期不同太短，取樣不能太少，周期理論之所以屢屢被證偽，就是創設者或應用者在這兩方面都不達標。

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仍處在下行階段，符合數理邏輯，因為體量越來越大，總有極限，即便增量不變，增速也會下降。

城市化空間究竟還有多大

很多人認為中國城市化的提升空間還很大，因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應該還有20%的上升空間。

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達到80%，不給出時間，結論的意義就不大了。我發現大家在討論城市化空間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一個維度：人口年齡結構。

因為人口流動與人口年齡有關，年齡越大，流動性就越差。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減少了500萬左右，隨後兩年都繼續減少；2016年進城農民工數量首次減少160萬，2017年國內運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現下降。也就是說，以人口流動為特徵的城市化進程幾乎已經結束了，餘下的就是本鄉本土的城市化。

反觀歐美日的城市化過程，都是在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實現了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70%，但日本此後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緩慢。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直較快，這與政策導向有關，但目前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全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今後外出農民工告老還鄉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減少與1970-90年初東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類似之處，日本城市化從75%跨入80%花費25年（1975-2000年）。

由於中國當前的人口結構已經類似於日本的90年代，即老齡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慮政策因素，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應該要放緩了。估計未來中國城市化率的水平應該在70%左右見頂，理由見《當城市化遇到老齡化》。

為何高層如此強調系統性金融風險

早在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之後，無論是十九大報告還是其他重要報告，高層都提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要求。

為何在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時候，中國沒有太擔憂國內的金融風險；反而是在歐美經濟復甦的時候，那麼擔心既然風險呢？這是因為10年前，美國的杠桿率很高，中國很低；如今，美國的部分杠桿率水平回落明顯，中國則居高不下。

不少人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杠桿率水平並不高，但如果從人口年齡結構這個維度去看杠桿率水平，顯然是過高了，即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所處的發展階段的錯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治理產能過剩問題，降低全社會杠桿率水平。

回顧歷史，大部分國家都是在危機爆發過程中實現去杠桿的，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南美和東南亞國家，都因杠桿率過高而爆發危機，都因危機而降低了杠桿率。中國則是主動去杠桿，這正是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去杠桿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不去杠桿則註定會爆發金融危機，兩弊相衡取其輕。

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與國王下棋，國王輸了，國王問阿基米德要什麼獎賞？阿基米德對國王說：「我只要在棋盤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這個方法放滿整個棋盤就行。」這看作是一個加杠桿案例，國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杠桿，即可就破產了。

若反過來去杠桿呢？國際象棋總共64格，在全部加滿的情況下，如果只去掉最後一格，名義上只去一格內的米粒數量，實際上需要卻去掉1845億噸大米。也就是說，去掉一格的實際含義是杠桿率降低50%。這當然是一個極端例子，只是想說明去杠桿容易引發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就我國而言，社會杠桿率水平的快速上升，與「隱性剛兌」有很大關系，只要能打破剛兌，則杠桿率水平將急速下降，資產泡沫將迅速破滅，但隨著而來可能就是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如果把資產定價中的風險溢價用這個公式表述：風險溢價=流動性溢價+信用溢價，那麼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於流動性不足，即流動性溢價大幅上升；而信用債的風險在於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最近有些信用債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杠桿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團的信用溢價大幅上升。

高層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擔憂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他們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兩會期間，最高領導在山東代表團會議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業，要攀登到事業頂峰，都要靠心無旁騖攻主業。交叉混業也是為了相得益彰發展主業，而不能是投機趨利。」這段講話，對於當前那些獲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團，或是對已經深度涉足金融業務的互聯網巨無霸和大型實體企業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業對GDP貢獻了7.9%，盡管佔比已經回落，但依然偏高。當前，金融監管重點放在資產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議人大要重點監督政府的支出預算和政策的執行質量。說白了，監管已經從總量管理到結構調控，從樹干監督到達細枝末葉了。

總之，分析中國經濟需要多個維度去思考，才能夠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說的時間維度（時間權重、周期的本質、人口老齡化等）是一個重要維度，空間維度（象棋格子的倍數效應、觀察高度等）也是一個重要維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開放已經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農業總產值或社會總產值的增長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總產值水分最大，屬於總量指標；1988-2017年，這30年基本上把GDP作為首要目標，GDP實際上是增量指標；當前政策的著力點已經在經濟運行的質量，所以，中國經濟步入到追求質量階段。

從總量到增量再到質量，這三個概念在數學上非常容易區分，但在對社會經濟領域進行分析時，發現很多人把數學基礎知識都忘了，寧願相信奇跡而不在乎邏輯。

要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大到需要優化國家治理結構，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如果中國經濟質量能夠持續提升，而且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那麼，股價指數的走勢是否應該看得更樂觀些呢？因為股價指數是經濟質量指標。美國的股價指數遠超GDP增速，原因在於企業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們真的看重質量，那麼，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處在周期的上升階段等都不重要了。

來源：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❻ 關於挑選信託，投資組合如何分散風險

今年以來，資管市場頗不平靜

從年初的頭部網路借貸平台，到260多家私募的跑路，再到信託產品的接連違約，上半年可謂是轟轟隆隆，雷聲不斷；

當下一個時期屬於經濟增速的換擋期，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步入深水區；加上復雜的外部經濟環境和《資管新規》的大限，金融業風險在近半年的時間得到了集中的釋放和爆發，不光是私募和網路借貸，甚至連信託公司發行的主動管理產品和券商的資管計劃，紛紛出現暴雷和違約，讓人猝不及防。

現實中表現為引入第三方公司，進行一個資金差額補助和擔保，考察擔保措施要著力考察擔保人公司的實力，這個和之前考察交易對手實際是一個性質，這里便不再贅述。

信託風險持續，且行且珍惜。

本文在簡要介紹了當前信託業風險現狀，然後梳理了信託投資存在哪些風險，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管理和操作風險的諸多方面。同時針對這次的風險，列出了投資者重點關注的幾個方面。

交易對手的實力，第一還款來源和用途，抵押質押情況，交易結構以及擔保措施等。這五個方面，能夠幫助投資者構建一個基本的觀察信託的一個維度和視角。當然本文只是一個引子，每一個風險點和每一個判斷標准之後，都是一篇文章，連起來就是一本教科書式了，這里只是做一個概括和說明，

❼ 是金融去杠桿 還是實體去杠桿

關於金融加杠桿和去杠桿的問題，市場討論的非常的多，不過目前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和相對完整的分析，市場的解讀也比較混亂，為了幫助投資者理解和跟蹤這個體系，我們撰寫了這個報告。
思路上主要是基於債券市場，對金融加杠桿的過程進行了三個層次的簡單拆分：
1）負債端套利過程的持續，即理財與委外的擴張；
2）央行利率走廊維持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穩定與寬松；
3）實體的剛兌，因為金融加杠桿，最終對應了實體信用的擴張。
而這三個層次是相互影響和作用的，比如理財與委外的擴張，在同業資金端，大致可以看成是金融機構之間的「廣義拆借」變多，它與貨幣市場流動性的松緊會有密切的關系，而貨幣市場流動性的寬松與否也會影響到理財委外擴張的可持續性，因此未來這兩個過程如何演變，是非常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流動性創造機制的變化將對債券市場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而就第三個層次，金融加杠桿最終加在實體上，因此實體經濟的剛兌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如果實體開始去杠桿，信用條件惡化，也會影響到負債端的問題，比如今年4月份等。但之後剛兌持續，是債市上漲的重要條件，當然，房地產的上漲，也是金融加杠桿過程中的重要話題。
當下的債券市場，最關鍵和最重要的一個邏輯，是「錢多+資產少」。錢多的含義，市場普遍認同的是理財（委外）資金多，而資產少，則是指滿足收益率要求的安全的債券資產。
如果理財資金主要是來自於企業和居民的收入，那麼從宏觀上來說，「錢多、資產少」大致可以看成是「貨幣多，經濟差」的代名詞。這里的貨幣，不是基礎貨幣，而是指廣義貨幣，而從貨幣銀行學的角度，我們知道廣義貨幣，是通過基礎貨幣派生的，而這個過程，需要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之間的信貸行為，或者金融機構之間的信貸行為來實現，所以基礎貨幣環境，也就是貨幣市場流動性環境的松緊，會對這個派生過程有重要的影響，而央行正是通過調控貨幣市場流動性，來影響這個派生過程，從而達到調控金融機構行為和實體經濟的目的。
回到債券市場，當下普遍的模式是理財資金持續擴張，並且委外的動力很強，非銀行金融機構拿到這一筆錢，買入債券資產，再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加杠桿，這應該是一個相對簡明的完整的過程。
當下金融加杠桿和去杠桿，是市場討論的最為熱烈的名詞，但什麼是金融的加杠桿和去杠桿，卻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這里我們不妨基於這個過程，對金融加杠桿的概念進行一些總結，我個人傾向於，這個過程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個層次，大致可以理解成為回購市場的融資層面。即金融機構買入債券，然後以債券作為質押，到回購市場上進行融資，這可能也是債券和貸款兩者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即同樣作為企業的融資工具，但債券可以通過回購市場來提升杠桿。當下，回購市場的融資規模迅速擴張，並且金融機構多縮短負債的久期來進行杠桿操作，就是這個層面的加杠桿行為的體現。

❽ 如何看待2015年的中國經濟形勢 請分析2016年中國經濟走勢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約在6.9%，從物價走勢看處於比東亞危機和次貸危機之後更為嚴峻的通貨緊縮中，其間還有股市異常動盪，以及外圍局勢不穩的困擾。前瞻2016年，中國經濟可能出現怎樣的趨勢？我們的猜測如下：
1.經濟下行壓力可能略有緩解。
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間的差異達到7.2個百分點以上，這顯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加深的不景氣狀況。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於農產品價格和食品價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於基數效應和服務業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於美元指數的持續走強，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於基數效應。
綜合權衡，從2015年11月份開始，中國CPI和PPI之間的差異可能溫和縮小。從物價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會略有緩解。同時，在2015年餘下的兩個月時間內，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會減弱。
2.投資增速將跌破10%。
2014年和201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0%和17%，預期2016年中國投資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資的三大因素中，工業投資有好轉的可能性很弱，房地產投資增速將僅在0~3%之間，關鍵因素在於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2015年基建投資規模可能在13.5萬億元，即便要維持12%的基建投資增速，也意味著2016年基建投資規模要維持在15萬億元以上，這極具挑戰。即便財政政策將赤字率放鬆到3%甚至3.5%，也難以支撐基建投資持續膨脹，更何況財政發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給側政策的減稅，而非基建。
3.實體經濟利潤率會有輕微改善。
2016年，從工業投資、增加值和利潤總額這些總量指標看，要觀察到中國實體經濟的改善是比較困難的。但也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的稅後凈利潤率會有所改善，這個凈利潤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別在5.5%和5.2%，到2016年工業企業利潤率也許會輕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場利率保持在穩定低位，改善了企業財務成本，並且企業債務成本的重置定價可能持續3年以上；二是PPI也許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對2016年實體經濟的狀況可能會出現判斷分歧，關注總量指標者傾向於認為實體經濟仍在惡化，關注邊際指標者也許會認為出現改善的跡象。
4.中國銀行業利潤增速將進入零時代。
這並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影子銀行重新萎縮，實體貸款需求不振，中間業務收入渠道枯竭，這些都迫使中國銀行業從2016年開始進入利潤零增長時代。2015年銀行業可能出現約3%的賬面利潤增速，之後2~3年中銀行業的大致格局是，整體利潤零增速，業績分化加劇，不良資產雙升，資本補充困難，行業並購重組提速，銀行控股漸成主流。如果說產能過剩行業大多屬於政府幹預下在次貸危機後三年擴張過快的行業，那麼符合政府幹預和急劇擴張的銀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5.人民幣匯率日趨靈活。
目前看來，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許是人民幣國際化逐漸加速發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態是減少匯市干預，擴大匯率波幅，引導人民幣匯率走上均衡可持續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強勢，人民幣匯率的最大特點也並非貶值，而是波動區間的靈活擴大，市場自我調節能力持續增強。如果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最終圍繞6.35上下波幅達到4%左右，也並不令人意外。
6.消費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
導致消費持續較強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躍，目前中國房地產已不太具備對鋼材水泥等投資端的拉動能力，但仍具備對家居家電等消費端的拉動能力，201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金額可能同比分別增長8%和15%，創造超越2013年的歷史峰值，明年地產情況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較大；二是涉車，尤其是成品油銷售金額的改善。
「啃老」現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就業困難並未直接沖擊消費。2016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業的貢獻率則持續縮減。
7.A股市場加速常態化。
回顧2013年以來的中國A股市場，融資功能時斷時續，監管力度或松或緊，市場熱度忽冷忽熱，始終不是一個具有融資、重組和投資者保護的常態化、多層次市場。經歷了2015年7~8月間異常動盪之後，A股市場正從救市後的非常態加速向新常態回歸。IPO的重啟、注冊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層、股指期貨交易的常態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戰略新興板、國際板也並不遙遠。在人民幣加入SDR之後，2016年回歸常態的A股如果被納入到MSCI指數也並不會令人驚訝。
迄今為止，權益資本在中國居民的財富配置中不足5%，而該比率在美國為20%。此外，非居民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佔比不足3%。2016年中國股市加速常態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改革不可避免。
8.低利率終於姍姍來遲。
中國從2011年開始就呈現出增長持續放緩，但利率水平卻和增長放緩背道而馳，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影子銀行系統的不斷膨脹，加杠桿加風險的影子銀行提高的名義利率水平充實了銀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銀行在中國已重新萎縮，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總額中的佔比重新回到決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場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縮小利差和迫使中國經濟承受去杠桿壓力，目前利率市場化已近尾聲。
因此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利率水平呈現和經濟增長放緩逐步一致的狀態。如果未來數年中國經濟增長不太可能強勁復甦，那麼低利率也將持續。影響未來中國利率的因素有三個：一是國內物價的總體走勢，二是央行持續寬松的意願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數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變動。總體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國利率水平將平穩，政府和企業債務重置致使債券供應端壓力沉重，信用債打破剛兌的陰影不散。
9.中國外貿將受煎熬。
中國外貿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5%和20%，但這種高增長已逐漸遠去，因素有三個：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興國家無法再依賴外需型增長，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已從一度高達GDP的5%~10%萎縮到目前的只略高於2%。二是區域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推行的TPP/TTIP都偏離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襲擊也會迫使歐洲更為右傾和保守，中國也許會盡力推動和相關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但難以扭轉大局。三是人民幣匯率和出口退稅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貿易，中國外貿的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中國ODI(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2016年中國外貿仍將和全球貿易一同處於煎熬狀態。
10.中國金融改革將呈現新格局。
這種新格局具有兩種特點，一是金融改革快於實體經濟轉型的節奏，二是金融對外開放和國際化快於對內開放和市場化。「十三五」規劃給出了中國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監管框架的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成為硬通貨都是「十三五」期間金融變革的應有之果。但實體經濟要實現去產能化、戰略轉移和實現新興產業的崛起仍然艱難。同時，以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金融開放布局，比國內金融改革市場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
總體上看，從2016年開始，金融變革新格局可能逐漸清晰。日美等國的歷史均顯示，一個國家主動引導儲蓄和產能的海外布局，是錢、產業和就業都向外走的過程，將對本國資產價格帶來長期抑制。

❾ 問個經濟問題，去產能和振興實體經濟不矛盾么

前瞻2016年，中國經濟可能出現怎樣的趨勢？我們的猜測如下：1.經濟下行壓力可能略有緩解。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間的差異達到7.2個百分點以上，這顯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加深的不景氣狀況。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於農產品價格和食品價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於基數效應和服務業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於美元指數的持續走強，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於基數效應。綜合權衡，從2015年11月份開始，中國CPI和PPI之間的差異可能溫和縮小。從物價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會略有緩解。同時，在2015年餘下的兩個月時間內，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會減弱。2.投資增速將跌破10%。2014年和201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0%和17%，預期2016年中國投資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資的三大因素中，工業投資有好轉的可能性很弱，房地產投資增速將僅在0~3%之間，關鍵因素在於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2015年基建投資規模可能在13.5萬億元，即便要維持12%的基建投資增速，也意味著2016年基建投資規模要維持在15萬億元以上，這極具挑戰。即便財政政策將赤字率放鬆到3%甚至3.5%，也難以支撐基建投資持續膨脹，更何況財政發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給側政策的減稅，而非基建。3.實體經濟利潤率會有輕微改善。2016年，從工業投資、增加值和利潤總額這些總量指標看，要觀察到中國實體經濟的改善是比較困難的。但也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的稅後凈利潤率會有所改善，這個凈利潤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別在5.5%和5.2%，到2016年工業企業利潤率也許會輕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場利率保持在穩定低位，改善了企業財務成本，並且企業債務成本的重置定價可能持續3年以上；二是PPI也許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對2016年實體經濟的狀況可能會出現判斷分歧，關注總量指標者傾向於認為實體經濟仍在惡化，關注邊際指標者也許會認為出現改善的跡象。4.中國銀行業利潤增速將進入零時代。這並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影子銀行重新萎縮，實體貸款需求不振，中間業務收入渠道枯竭，這些都迫使中國銀行業從2016年開始進入利潤零增長時代。2015年銀行業可能出現約3%的賬面利潤增速，之後2~3年中銀行業的大致格局是，整體利潤零增速，業績分化加劇，不良資產雙升，資本補充困難，行業並購重組提速，銀行控股漸成主流。如果說產能過剩行業大多屬於政府幹預下在次貸危機後三年擴張過快的行業，那麼符合政府幹預和急劇擴張的銀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5.人民幣匯率日趨靈活。目前看來，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許是人民幣國際化逐漸加速發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態是減少匯市干預，擴大匯率波幅，引導人民幣匯率走上均衡可持續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強勢，人民幣匯率的最大特點也並非貶值，而是波動區間的靈活擴大，市場自我調節能力持續增強。如果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最終圍繞6.35上下波幅達到4%左右，也並不令人意外。6.消費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導致消費持續較強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躍，目前中國房地產已不太具備對鋼材水泥等投資端的拉動能力，但仍具備對家居家電等消費端的拉動能力，201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金額可能同比分別增長8%和15%，創造超越2013年的歷史峰值，明年地產情況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較大；二是涉車，尤其是成品油銷售金額的改善。「啃老」現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就業困難並未直接沖擊消費。2016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業的貢獻率則持續縮減。7.A股市場加速常態化。回顧2013年以來的中國A股市場，融資功能時斷時續，監管力度或松或緊，市場熱度忽冷忽熱，始終不是一個具有融資、重組和投資者保護的常態化、多層次市場。經歷了2015年7~8月間異常動盪之後，A股市場正從救市後的非常態加速向新常態回歸。IPO的重啟、注冊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層、股指期貨交易的常態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戰略新興板、國際板也並不遙遠。在人民幣加入SDR之後，2016年回歸常態的A股如果被納入到MSCI指數也並不會令人驚訝。迄今為止，權益資本在中國居民的財富配置中不足5%，而該比率在美國為20%。此外，非居民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佔比不足3%。2016年中國股市加速常態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改革不可避免。8.低利率終於姍姍來遲。中國從2011年開始就呈現出增長持續放緩，但利率水平卻和增長放緩背道而馳，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影子銀行系統的不斷膨脹，加杠桿加風險的影子銀行提高的名義利率水平充實了銀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銀行在中國已重新萎縮，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總額中的佔比重新回到決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場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縮小利差和迫使中國經濟承受去杠桿壓力，目前利率市場化已近尾聲。因此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利率水平呈現和經濟增長放緩逐步一致的狀態。如果未來數年中國經濟增長不太可能強勁復甦，那麼低利率也將持續。影響未來中國利率的因素有三個：一是國內物價的總體走勢，二是央行持續寬松的意願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數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變動。總體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國利率水平將平穩，政府和企業債務重置致使債券供應端壓力沉重，信用債打破剛兌的陰影不散。9.中國外貿將受煎熬。中國外貿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5%和20%，但這種高增長已逐漸遠去，因素有三個：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興國家無法再依賴外需型增長，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已從一度高達GDP的5%~10%萎縮到目前的只略高於2%。二是區域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抬頭，美國推行的TPP/TTIP都偏離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襲擊也會迫使歐洲更為右傾和保守，中國也許會盡力推動和相關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但難以扭轉大局。三是人民幣匯率和出口退稅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貿易，中國外貿的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中國ODI(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2016年中國外貿仍將和全球貿易一同處於煎熬狀態。10.中國金融改革將呈現新格局。這種新格局具有兩種特點，一是金融改革快於實體經濟轉型的節奏，二是金融對外開放和國際化快於對內開放和市場化。「十三五」規劃給出了中國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監管框架的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成為硬通貨都是「十三五」期間金融變革的應有之果。但實體經濟要實現去產能化、戰略轉移和實現新興產業的崛起仍然艱難。同時，以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的金融開放布局，比國內金融改革市場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總體上看，從2016年開始，金融變革新格局可能逐漸清晰。日美等國的歷史均顯示，一個國家主動引導儲蓄和產能的海外布局，是錢、產業和就業都向外走的過程，將對本國資產價格帶來長期抑制。

❿ 理財觀察、資管「剛兌」、垃圾債違約,讓你看到了什麼

債券成大資管主要配置資產被稱為未來最具發展潛力之一的大資管行業，截至2015年底管理規模已達38萬億元，相當於去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67.67萬億元的一半。具體來看，公募基金佔8.34萬億元，券商資管佔11.89萬億元，私募基金佔5.07萬億元，基金專戶4.16萬億元，基金子公司專戶8.57萬億元，期貨資管0.1萬億元。

關於資金投向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債券是資產配置的大頭。據不完全統計，其中約5.98萬億元投向債券，3.84萬億元投向股市，1.51萬億元投向信託計劃，此外還有銀行委託貸款、票據等。

事實上，2015年資產管理行業的資金洶涌流入債市。表現最明顯的就是，與股票型產品發行低迷相反，債券策略產品受到投資者熱捧。據某券商營業部人士反映，券商固收型資管產品在銷售中受到投資者追捧，常見「秒殺」。收益方面，債券策略型券商資管產品今年一季度跑贏同類機構產品，前十名中佔去半壁江山。

債券型基金同樣火熱。根據私募排排網數據統計，2016年一季度新發行債券策略基金共168隻，數量已超過2015年全年發行數量（200隻）的八成。從產品類型來看，券商依然是債券策略產品的最大發行機構，產品數量多達110隻，佔比超過六成。

私募排排網研究員楊建波認為，一季度債券型私募基金新發行量大幅增長，與一季度股市暴跌、弱勢震盪有一定關系。他稱:「經濟較差的環境下，債券投資收益好於股票收益。今年以來，私募基金發行受股市影響較小的債券類產品和量化投資產品比較多，尤其是券商資管更傾向於發行低風險產品。」

一方面是投資者的「買債」熱情有增無減，一方面是國內信用債違約風險事件頻頻被曝出。自今年以來，債券違約的頻率明顯加大。繼南京雨潤短融未能足額償付、構成實質性違約之後，近日，東北特鋼也被爆陷入債務危機，並迅速成為信用市場上新的熱點。業內人士指出，信用違約是債券投資不得不面臨的風險，並且信用風險暴露趨於常態化。

海通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姜超對此表示，除了估值風險和兌付風險，相關債券暫停交易將導致機構難以出貨止損，對貨幣基金等流動性要求較高或即將到期的產品損傷較大；若出現兌付風險的主體採取暫停交易措施，需防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雙重沖擊。

據了解，自2014年超日債違約開始，我國公募債共發生違約事件16起，覆蓋民企、央企、地方國企等各類主體，擴散至短融、中票、公司債、企業債等各種債券類型。「受經濟下滑、企業承壓加劇的影響，債券投資者面臨的違約風險越來越大。」德晟資本分析稱。

對此，楊建波指出，債券違約事件增多環境下，意味著投資者要承擔更高的風險，投資者也將會要求更多的風險補償，債券收益率有望繼續上升，而對於資質不佳的企業來說，發行債券的價格也會更低，收益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已披露年報的10家上市銀行數據顯示，各行債券投資增速明顯提升，這主要是受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影響。業內普遍認為，出於收益率相對穩定以及資本考量，銀行利率債配置意願難衰減。

踩雷概率大增基金如履薄冰

債市風險愈演愈烈，資管機構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大，其中公募基金作為投資「大頭」受到的波及也較為直接。隨著越來越多的違約事件發生，債券基金踩雷的概率大增。固收類基金旱澇保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如何加強信用風險的防範成為擺在基金經理面前的難題。

4月11日，中國鐵路物資股份公司發布公告稱，由於該公司業務規模持續萎縮，經營效益有所下滑，正在對下一步的改革脫困措施及債務償付安排等重大事項進行論證。鑒於此，該公司相關債務融資工具於當日起暫停交易，待相關事項確定後，再申請恢復交易。一天之後，浙交投發布子公司債務違約的公告。

債券違約現象密集出現，部分基金也因此不幸「踩雷」。相關媒體根據去年年報的統計表明，3家基金公司旗下的4隻債基或許被牽扯其中，它們總共持有債券的市值合計為1.11億元。具體說來，易方達基金旗下的易方達純債1年定期開放債券A與長城基金旗下的長城久盈分級債均持有「13鐵物資MTN002」:其中，易方達純債1年定期開放債券A持倉總量為50萬張，持倉總市值為5037.50萬元，占基金凈值比例為4.91%，占債券市值比是2.78%；長城久盈純債分級債持倉總量為40萬張，持倉總市值為4030.00萬元，占基金凈值比例為7.88%，占債券市值比是7.32%。

此外，萬家基金旗下的貨幣市場基金萬家現金寶與混合債券型基金萬家雙利債券均持有「15鐵物資SCP005」，兩只基金持倉總量分別為15萬張、5萬張，持倉總市值分別為1500.02萬元、500.95萬元，持倉市值分別占基金凈值比例為5.03%、6.15%，占債券市值比例分別為11.28%、7.51%。

「信用債違約事件正成為債券基金不得不規避的"地雷"。從構成實質性違約的山水水泥、東北特鋼再到已經暫停交易的中鐵物資，真是防不勝防。」北京一位債券基金經理表示，債券違約剛剛開始，信用風險暴露趨於常態化，信用債會出現較大分化，基金投資需要篩選，甚至操作手法都要改變。

去年至今發生的十餘起違約債券中，基金公司集體「中招」的不在少數。如此前山水水泥中票、雨潤短融違約事件中，涉「雷」基金公司在10家以上。

債市風險給基金經理頭上「懸了一把劍」。「當前風險防範應該置於投資策略的首位，對於資金管理人而言，切實做好信用風險篩查和合理控制久期風險是有效手段。」有基金經理認為，二季度債券操作或需以休整為主，同時可關注後期市場下跌帶來的交易機會。信用利差目前已處於極低的水平，加上近期信用事件頻發，二季度信用利差走擴概率較大，可適當調整信用債的持倉。

對於如何選擇債券投資標的，創金合信鑫安保本基金擬任基金經理王一兵表示:「未來在投資信用債時，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將是信用分析的關鍵，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民企，也適用於國企類別的發行主體，弱化國企或央企背後隱含的政府隱形信用增強因素。不踩雷，將是規避向下折損風險的第一要素。」

在債券的投資上，把握好波段性投資機會則成為不少基金經理的共識。上海某中型基金公司的債券型基金經理表示，對風險的管控會成為今年投資業績好壞的關鍵。在債券市場信用事件頻發和權益市場間歇性巨震的大背景下，努力守住風險底線，同時努力把握出現的每個投資機會，通過靈活的大類資產配置獲取超額收益。

據悉，為了防止信用債違約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個別基金公司已經對購買即將到期的企業債所佔流通盤比例作了規定，如果去除掉機構持有部分後，一旦超過一定比例，就不允許公司交易買入。

目前債市投資已經進入新常態，雖然目前損失率仍然不高，但未來會越來越市場化，對基金公司的風控要求將越來越高。

債轉股重啟引資管熱議

另一債市大事件是國內債轉股重啟的腳步漸行漸近。作為上世紀末為國企脫困祭出的「利器」之一，債轉股在當前不良資產急升的背景下受到高關注。目前來看，關於債轉股操作尚存在許多爭議，對銀行到底影響如何，資管公司能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正在討論之中。

所謂債轉股，是指國家組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把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控股（或持股）與被控股的關系，債權轉為股權後，原來的還本付息就轉變為按股分紅。國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實際上成為企業階段性持股的股東，依法行使股東權利，參與公司重大事務決策，但不參與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在企業經濟狀況好轉以後，通過上市、轉讓或企業回購形式回收這筆資金。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進入深水區，中國推進高負債企業去杠桿化的迫切性提升，債轉股被認為是解決債務問題的開端。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出席二十國集團（G20）華盛頓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期間曾經表示，中國正在醞釀改革給全社會降杠桿，比如外界正在討論的債轉股，但還沒有確定實施方案。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出席4月14日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記者會上也表示，債轉股是項新政策，細節仍在討論。

雖然債轉股是處理不良資產的國際常用舉措之一，但始終具有爭議。高盛在3月研究報告中表示，要想讓債轉股真正有助於解決中國不良資產的問題，需要滿足以下條件。首先，債轉股需要合理架構並市場定價，比如價格和交易結構需要反映投資風險和回報；其次，長線上，允許債務人獲利退出；其三，退出機制到位，退出方式包括上市或並購。海外投資人擔心，如果運用不當，債轉股措施將給中國僵屍企業繼續存活的契機，或是此措施只能短期美化銀行資產負債表，無益於消解銀行業的長期風險。

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日前發表文章稱，大部分債轉股的結果都是「假股真債」，使得企業去杠桿只是停留在報表上，宏觀經濟的真實杠桿率被掩蓋，實體經濟過度杠桿化的風險加大。如果只是通過債轉股，把銀行的不良債權轉移到表外去，沒有在財務上對其潛在損失率做充分的處理，那麼，宏觀經濟下行產生的銀行壞賬風險只是被暫時隱匿了，而不是被化解了，債轉股在這里扮演的是自欺欺人的報表魔術師角色。

不過，也有行業人士對債轉股的實施充滿期待。華泰證券分析師羅毅表示，從總體看，債轉股有利於實現「靴子落地」的效果，銀行的隱含不良資產得到積極處置，企業端的改革得以順利推進；銀行以股東身份參與企業運作，也將提振市場對於企業發展的信心。

目前來看，債轉股似乎正漸行漸近，據國開行某高層透露，首批債轉股規模為1萬億元，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等銀行入選第一批債轉股試點。據悉，銀行有望自建資管公司承接債務。

3月8日，中國最大民營造船廠熔盛重工（現更名為華榮能源）發布公告稱，擬向22家債權銀行發行141億股，向1000家供應商債權人發行30億股，共發行171億股，以抵消公司的171億元債務。

招商證券認為，盡管現有《商業銀行法》禁止銀行持有企業股權。不過公告表明「銀行可以通過債權人"指定實體"持有股權，比如子公司，如若該方法能夠實施，或將成為未來不良貸款處置的一種備選方案。」未來不良貸款置換為股權的案例或將越來越多。

「具體形式上，或採用債轉股試點與投貸聯動試點配合。」姜超預計，銀行或將成立新的資產管理公司（AMC），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撬動社會資本，直接承接銀行債務。其中，該股權投資基金作為GP（普通合夥人），銀行理財資金或類似資管計劃作為LP（有限合夥人）。

部分資管公司也看準了債轉股的投資機會。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總裁張曉松表示，資管公司實行債轉股，從法律上看不存在什麼障礙。而其他金融機構還存在一些限制，長城資管希望能夠成為中國首先的債轉股試點資產管理公司。

在業內人士看來，債轉股要真正落地並起到積極的效果，仍需要經歷一系列的監管細則，而一旦其重啟的大幕真正拉開，整個大資管的產業鏈也將順勢而動。

打破剛性兌付推動轉型

長期以來，中國債券市場，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與國企的債券一直都被籠罩在剛性兌付的「魔咒」之下。隨著近年來債務違約風險事件頻發，部分債券通過政府出面協調幫助發行人、銀行和承銷商等相關機構解決處置，或發行人債務重組等方式最終實現償付，但債券市場打破剛性兌付已成為趨勢。一旦剛性兌付被徹底打破，整個國內資管市場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事實上，剛性兌付同樣已成為資管發展和轉型的「攔路虎」。近日一份由光大銀行和波士頓咨詢公司共同發布的報告披露，過去三年，我國市場管理資產總規模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51%，但在此期間很多資金處於閑置狀態。

BCG合夥人、中國金融業智庫負責人何大勇表示，在我國剛性兌付的環境下，客戶資金成本黏性高，客戶並不真正承擔自身投資的風險，而資管機構難以持續獲得匹配的低風險優質資產，從而對資管行業的產品收益率、新增規模和風險管理造成疊加影響。

「剛性兌付導致資金價格扭曲，推高無風險收益。伴隨著近兩年風險事件頻發，打破剛兌成為監管與從業者的共識。但打破剛兌難以一步到位，需要監管機構、資管機構和投資者三方共同有計劃地迎接"後剛兌"時代，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何大勇認為。

基金行業呼籲打破剛性兌付的聲音也一直存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近日表示，解決資管市場的問題核心在於打破剛兌，推動完成基金產品募集規范成為他到任後最重要的工作。

在業內人士看來，打破剛性兌付是國內資管市場成長的必經階段。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表示，「允許債券違約，打破剛性兌付有利於市場的公平和自我調節，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債券出現違約。如果剛性兌付一直存在，意味著高風險高收益的債券將受到追捧，這顯然不利於提高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也不利於債市的中長期發展。」

央企「剛性兌付」的幻想已被打破，此前違約的保定天威集團和中煤集團山西華昱能源均為央企持股的下屬子公司，中國鐵路物資更是直接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並持有100%利益的央企之一。而2014年3月，「11超日債」的違約不僅打開了債券市場的潘多拉魔盒，也讓信用債剛性兌付成為歷史。打破剛性兌付的同時，其可能給市場帶來的潛在沖擊也不可忽視。雖然債市打破剛性兌付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但違約事件發生後，當事公司也面臨各種追償窘境，這令市場人士開始關注違約發生後的投資者保護和救濟途徑。

上海某債基基金經理表示，雖然目前債市中，真正打破「剛性兌付」的案例寥寥，但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持續，以及地方政府維持「剛性兌付」難度加大，預計未來幾年打破「剛性兌付」的案例會有較大幅度增加；因此，現在債券市場的投資邏輯，不得不提高控制信用風險的比重，尤其是針對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一定要小心其中的違約風險。

有基金經理還指出，由於中國債券市場剛性兌付剛剛打破，債券投資者面對的是債券承銷商不盡責、投資者討債無路、持有人會議無用、法律起訴效果不佳的困境。另外，由於中國目前沒有對沖信用風險的工具，債權人利益很難保證。

未來隨著違約債券數量的增多，剛性兌付終將被打破。去年12月25日，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經濟在變化，誰也不能保證，買了債券，每一家發債的主體都能夠按時兌付，具備一定能力的投資者有一定風險分析的能力，還有風險承擔的能力。如果發生風險，那就打破剛性兌付，市場該怎麼解決怎麼解決。如果都是沒有風險承擔能力和風險分析能力的投資者進到這個市場的話，一旦發生風險，最後還要政府介入，這就形不成一個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