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去杠桿債券違約

Ⅰ 政府要去杠桿這意味著什麼

去杠桿主要有三個層次，一是政府去杠桿，二是金融去杠桿，三是企業去杠桿。

政府去杠桿，就是削減政府債務，對中國而言重點是地方政府債務。其實中國政府整體債務佔GDP比重與美國、日本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相比，還不算高，去杠桿的需求不是太迫切。主要問題是不透明，讓中央領導、銀行心裡沒底。所以我覺得與其說政府去杠桿，不如說是調結構更合適。

在經濟繁榮時期，金融市場充滿了大量復雜的、杠桿倍數高的投資工具。如果大部分機構和投資者都加入「去杠桿化」的行列，這些投資工具就會被解散，而衍生品市場也面臨著萎縮，相關行業受創，隨著市場流動性的大幅縮減，將會導致經濟衰退。

(1)金融去杠桿債券違約擴展閱讀：

影響：

美國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的最新觀點是，美國去杠桿化進程，已經導致了該國三大主要資產類別（股票、債券、房地產）價格的整體下跌。

格羅斯認為，全球金融市場目前處於去杠桿化的進程中，這將導致大多數資產的價格出現下降，包括黃金、鑽石、穀物這樣的東西。「我們經常說總有機會存在於市場的某個地方，但我要說現在不是時候。」

格羅斯表示，一旦進入去杠桿化進程，包括風險利差、流動性利差、市場波動水平、乃至期限溢酬都會上升。資產價格將因此受到沖擊。 而且這個進程將不是單向的，而是互相影響、彼此加強的。

比如，當投資者意識到次貸風險並解除在次級債券上的投資杠桿時，那些和這些債券有套利關系的其他債券、持有這些債券的其他投資者、以及他們持有的其他品種，都會遭受影響。這個過程可能從有「瑕疵」的債券蔓延到無瑕疵的債券，並最終影響市場的流動性，進而沖擊實體經濟。

Ⅱ 對於近期P2P行業集中出現問題的幾點思考

集中暴雷的原因：
原因一、自融
自融的風險不言而喻，事實上，一些網貸平台的成立初衷便帶著自融的影子。在監管不明的時候，不易看出端倪；但在信息披露、監管收緊的背景下，這些平台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直到資金鏈斷裂，被迫跑路或清盤。
任何行業在高速發展中難免出現渾水摸魚者，但是隨著政府監管的收緊，利益不再，這些平台自然會逐漸被「出清」，這對正規平台以及整個行業的長遠發展，都是件好事。
原因二、去杠桿
整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收緊應該是這一輪危機的最主要原因。在實體經濟去杠桿的背景下，市場流動性整體收緊，債務性投資品都面臨或多或少的壓力，連債券市場、私募市場也頻發違約事件，更不必說P2P網貸行業。
在去杠桿大環境下，P2P平台資金流入大幅度減少，但是平台運營成本與合規成本卻在上升。這樣的窘境，對那些資金實力較強的平台而言還不算什麼，對資金匱乏的平台來說便是噩耗了，平台經營無法繼續維持，最終只能清盤或跑路。
原因三、備案延期
備案延期，一方面給了市場更多時間去准備，而另一方面，它也成為壓死部分平台的最後一根稻草。

Ⅲ 理財觀察、資管「剛兌」、垃圾債違約,讓你看到了什麼

債券成大資管主要配置資產被稱為未來最具發展潛力之一的大資管行業，截至2015年底管理規模已達38萬億元，相當於去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67.67萬億元的一半。具體來看，公募基金佔8.34萬億元，券商資管佔11.89萬億元，私募基金佔5.07萬億元，基金專戶4.16萬億元，基金子公司專戶8.57萬億元，期貨資管0.1萬億元。

關於資金投向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債券是資產配置的大頭。據不完全統計，其中約5.98萬億元投向債券，3.84萬億元投向股市，1.51萬億元投向信託計劃，此外還有銀行委託貸款、票據等。

事實上，2015年資產管理行業的資金洶涌流入債市。表現最明顯的就是，與股票型產品發行低迷相反，債券策略產品受到投資者熱捧。據某券商營業部人士反映，券商固收型資管產品在銷售中受到投資者追捧，常見「秒殺」。收益方面，債券策略型券商資管產品今年一季度跑贏同類機構產品，前十名中佔去半壁江山。

債券型基金同樣火熱。根據私募排排網數據統計，2016年一季度新發行債券策略基金共168隻，數量已超過2015年全年發行數量（200隻）的八成。從產品類型來看，券商依然是債券策略產品的最大發行機構，產品數量多達110隻，佔比超過六成。

私募排排網研究員楊建波認為，一季度債券型私募基金新發行量大幅增長，與一季度股市暴跌、弱勢震盪有一定關系。他稱:「經濟較差的環境下，債券投資收益好於股票收益。今年以來，私募基金發行受股市影響較小的債券類產品和量化投資產品比較多，尤其是券商資管更傾向於發行低風險產品。」

一方面是投資者的「買債」熱情有增無減，一方面是國內信用債違約風險事件頻頻被曝出。自今年以來，債券違約的頻率明顯加大。繼南京雨潤短融未能足額償付、構成實質性違約之後，近日，東北特鋼也被爆陷入債務危機，並迅速成為信用市場上新的熱點。業內人士指出，信用違約是債券投資不得不面臨的風險，並且信用風險暴露趨於常態化。

海通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姜超對此表示，除了估值風險和兌付風險，相關債券暫停交易將導致機構難以出貨止損，對貨幣基金等流動性要求較高或即將到期的產品損傷較大；若出現兌付風險的主體採取暫停交易措施，需防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雙重沖擊。

據了解，自2014年超日債違約開始，我國公募債共發生違約事件16起，覆蓋民企、央企、地方國企等各類主體，擴散至短融、中票、公司債、企業債等各種債券類型。「受經濟下滑、企業承壓加劇的影響，債券投資者面臨的違約風險越來越大。」德晟資本分析稱。

對此，楊建波指出，債券違約事件增多環境下，意味著投資者要承擔更高的風險，投資者也將會要求更多的風險補償，債券收益率有望繼續上升，而對於資質不佳的企業來說，發行債券的價格也會更低，收益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已披露年報的10家上市銀行數據顯示，各行債券投資增速明顯提升，這主要是受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影響。業內普遍認為，出於收益率相對穩定以及資本考量，銀行利率債配置意願難衰減。

踩雷概率大增基金如履薄冰

債市風險愈演愈烈，資管機構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大，其中公募基金作為投資「大頭」受到的波及也較為直接。隨著越來越多的違約事件發生，債券基金踩雷的概率大增。固收類基金旱澇保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如何加強信用風險的防範成為擺在基金經理面前的難題。

4月11日，中國鐵路物資股份公司發布公告稱，由於該公司業務規模持續萎縮，經營效益有所下滑，正在對下一步的改革脫困措施及債務償付安排等重大事項進行論證。鑒於此，該公司相關債務融資工具於當日起暫停交易，待相關事項確定後，再申請恢復交易。一天之後，浙交投發布子公司債務違約的公告。

債券違約現象密集出現，部分基金也因此不幸「踩雷」。相關媒體根據去年年報的統計表明，3家基金公司旗下的4隻債基或許被牽扯其中，它們總共持有債券的市值合計為1.11億元。具體說來，易方達基金旗下的易方達純債1年定期開放債券A與長城基金旗下的長城久盈分級債均持有「13鐵物資MTN002」:其中，易方達純債1年定期開放債券A持倉總量為50萬張，持倉總市值為5037.50萬元，占基金凈值比例為4.91%，占債券市值比是2.78%；長城久盈純債分級債持倉總量為40萬張，持倉總市值為4030.00萬元，占基金凈值比例為7.88%，占債券市值比是7.32%。

此外，萬家基金旗下的貨幣市場基金萬家現金寶與混合債券型基金萬家雙利債券均持有「15鐵物資SCP005」，兩只基金持倉總量分別為15萬張、5萬張，持倉總市值分別為1500.02萬元、500.95萬元，持倉市值分別占基金凈值比例為5.03%、6.15%，占債券市值比例分別為11.28%、7.51%。

「信用債違約事件正成為債券基金不得不規避的"地雷"。從構成實質性違約的山水水泥、東北特鋼再到已經暫停交易的中鐵物資，真是防不勝防。」北京一位債券基金經理表示，債券違約剛剛開始，信用風險暴露趨於常態化，信用債會出現較大分化，基金投資需要篩選，甚至操作手法都要改變。

去年至今發生的十餘起違約債券中，基金公司集體「中招」的不在少數。如此前山水水泥中票、雨潤短融違約事件中，涉「雷」基金公司在10家以上。

債市風險給基金經理頭上「懸了一把劍」。「當前風險防範應該置於投資策略的首位，對於資金管理人而言，切實做好信用風險篩查和合理控制久期風險是有效手段。」有基金經理認為，二季度債券操作或需以休整為主，同時可關注後期市場下跌帶來的交易機會。信用利差目前已處於極低的水平，加上近期信用事件頻發，二季度信用利差走擴概率較大，可適當調整信用債的持倉。

對於如何選擇債券投資標的，創金合信鑫安保本基金擬任基金經理王一兵表示:「未來在投資信用債時，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將是信用分析的關鍵，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民企，也適用於國企類別的發行主體，弱化國企或央企背後隱含的政府隱形信用增強因素。不踩雷，將是規避向下折損風險的第一要素。」

在債券的投資上，把握好波段性投資機會則成為不少基金經理的共識。上海某中型基金公司的債券型基金經理表示，對風險的管控會成為今年投資業績好壞的關鍵。在債券市場信用事件頻發和權益市場間歇性巨震的大背景下，努力守住風險底線，同時努力把握出現的每個投資機會，通過靈活的大類資產配置獲取超額收益。

據悉，為了防止信用債違約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個別基金公司已經對購買即將到期的企業債所佔流通盤比例作了規定，如果去除掉機構持有部分後，一旦超過一定比例，就不允許公司交易買入。

目前債市投資已經進入新常態，雖然目前損失率仍然不高，但未來會越來越市場化，對基金公司的風控要求將越來越高。

債轉股重啟引資管熱議

另一債市大事件是國內債轉股重啟的腳步漸行漸近。作為上世紀末為國企脫困祭出的「利器」之一，債轉股在當前不良資產急升的背景下受到高關注。目前來看，關於債轉股操作尚存在許多爭議，對銀行到底影響如何，資管公司能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正在討論之中。

所謂債轉股，是指國家組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把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控股（或持股）與被控股的關系，債權轉為股權後，原來的還本付息就轉變為按股分紅。國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實際上成為企業階段性持股的股東，依法行使股東權利，參與公司重大事務決策，但不參與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在企業經濟狀況好轉以後，通過上市、轉讓或企業回購形式回收這筆資金。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進入深水區，中國推進高負債企業去杠桿化的迫切性提升，債轉股被認為是解決債務問題的開端。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出席二十國集團（G20）華盛頓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期間曾經表示，中國正在醞釀改革給全社會降杠桿，比如外界正在討論的債轉股，但還沒有確定實施方案。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出席4月14日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記者會上也表示，債轉股是項新政策，細節仍在討論。

雖然債轉股是處理不良資產的國際常用舉措之一，但始終具有爭議。高盛在3月研究報告中表示，要想讓債轉股真正有助於解決中國不良資產的問題，需要滿足以下條件。首先，債轉股需要合理架構並市場定價，比如價格和交易結構需要反映投資風險和回報；其次，長線上，允許債務人獲利退出；其三，退出機制到位，退出方式包括上市或並購。海外投資人擔心，如果運用不當，債轉股措施將給中國僵屍企業繼續存活的契機，或是此措施只能短期美化銀行資產負債表，無益於消解銀行業的長期風險。

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日前發表文章稱，大部分債轉股的結果都是「假股真債」，使得企業去杠桿只是停留在報表上，宏觀經濟的真實杠桿率被掩蓋，實體經濟過度杠桿化的風險加大。如果只是通過債轉股，把銀行的不良債權轉移到表外去，沒有在財務上對其潛在損失率做充分的處理，那麼，宏觀經濟下行產生的銀行壞賬風險只是被暫時隱匿了，而不是被化解了，債轉股在這里扮演的是自欺欺人的報表魔術師角色。

不過，也有行業人士對債轉股的實施充滿期待。華泰證券分析師羅毅表示，從總體看，債轉股有利於實現「靴子落地」的效果，銀行的隱含不良資產得到積極處置，企業端的改革得以順利推進；銀行以股東身份參與企業運作，也將提振市場對於企業發展的信心。

目前來看，債轉股似乎正漸行漸近，據國開行某高層透露，首批債轉股規模為1萬億元，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等銀行入選第一批債轉股試點。據悉，銀行有望自建資管公司承接債務。

3月8日，中國最大民營造船廠熔盛重工（現更名為華榮能源）發布公告稱，擬向22家債權銀行發行141億股，向1000家供應商債權人發行30億股，共發行171億股，以抵消公司的171億元債務。

招商證券認為，盡管現有《商業銀行法》禁止銀行持有企業股權。不過公告表明「銀行可以通過債權人"指定實體"持有股權，比如子公司，如若該方法能夠實施，或將成為未來不良貸款處置的一種備選方案。」未來不良貸款置換為股權的案例或將越來越多。

「具體形式上，或採用債轉股試點與投貸聯動試點配合。」姜超預計，銀行或將成立新的資產管理公司（AMC），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撬動社會資本，直接承接銀行債務。其中，該股權投資基金作為GP（普通合夥人），銀行理財資金或類似資管計劃作為LP（有限合夥人）。

部分資管公司也看準了債轉股的投資機會。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總裁張曉松表示，資管公司實行債轉股，從法律上看不存在什麼障礙。而其他金融機構還存在一些限制，長城資管希望能夠成為中國首先的債轉股試點資產管理公司。

在業內人士看來，債轉股要真正落地並起到積極的效果，仍需要經歷一系列的監管細則，而一旦其重啟的大幕真正拉開，整個大資管的產業鏈也將順勢而動。

打破剛性兌付推動轉型

長期以來，中國債券市場，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與國企的債券一直都被籠罩在剛性兌付的「魔咒」之下。隨著近年來債務違約風險事件頻發，部分債券通過政府出面協調幫助發行人、銀行和承銷商等相關機構解決處置，或發行人債務重組等方式最終實現償付，但債券市場打破剛性兌付已成為趨勢。一旦剛性兌付被徹底打破，整個國內資管市場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事實上，剛性兌付同樣已成為資管發展和轉型的「攔路虎」。近日一份由光大銀行和波士頓咨詢公司共同發布的報告披露，過去三年，我國市場管理資產總規模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51%，但在此期間很多資金處於閑置狀態。

BCG合夥人、中國金融業智庫負責人何大勇表示，在我國剛性兌付的環境下，客戶資金成本黏性高，客戶並不真正承擔自身投資的風險，而資管機構難以持續獲得匹配的低風險優質資產，從而對資管行業的產品收益率、新增規模和風險管理造成疊加影響。

「剛性兌付導致資金價格扭曲，推高無風險收益。伴隨著近兩年風險事件頻發，打破剛兌成為監管與從業者的共識。但打破剛兌難以一步到位，需要監管機構、資管機構和投資者三方共同有計劃地迎接"後剛兌"時代，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何大勇認為。

基金行業呼籲打破剛性兌付的聲音也一直存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近日表示，解決資管市場的問題核心在於打破剛兌，推動完成基金產品募集規范成為他到任後最重要的工作。

在業內人士看來，打破剛性兌付是國內資管市場成長的必經階段。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表示，「允許債券違約，打破剛性兌付有利於市場的公平和自我調節，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債券出現違約。如果剛性兌付一直存在，意味著高風險高收益的債券將受到追捧，這顯然不利於提高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也不利於債市的中長期發展。」

央企「剛性兌付」的幻想已被打破，此前違約的保定天威集團和中煤集團山西華昱能源均為央企持股的下屬子公司，中國鐵路物資更是直接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並持有100%利益的央企之一。而2014年3月，「11超日債」的違約不僅打開了債券市場的潘多拉魔盒，也讓信用債剛性兌付成為歷史。打破剛性兌付的同時，其可能給市場帶來的潛在沖擊也不可忽視。雖然債市打破剛性兌付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但違約事件發生後，當事公司也面臨各種追償窘境，這令市場人士開始關注違約發生後的投資者保護和救濟途徑。

上海某債基基金經理表示，雖然目前債市中，真正打破「剛性兌付」的案例寥寥，但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持續，以及地方政府維持「剛性兌付」難度加大，預計未來幾年打破「剛性兌付」的案例會有較大幅度增加；因此，現在債券市場的投資邏輯，不得不提高控制信用風險的比重，尤其是針對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一定要小心其中的違約風險。

有基金經理還指出，由於中國債券市場剛性兌付剛剛打破，債券投資者面對的是債券承銷商不盡責、投資者討債無路、持有人會議無用、法律起訴效果不佳的困境。另外，由於中國目前沒有對沖信用風險的工具，債權人利益很難保證。

未來隨著違約債券數量的增多，剛性兌付終將被打破。去年12月25日，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經濟在變化，誰也不能保證，買了債券，每一家發債的主體都能夠按時兌付，具備一定能力的投資者有一定風險分析的能力，還有風險承擔的能力。如果發生風險，那就打破剛性兌付，市場該怎麼解決怎麼解決。如果都是沒有風險承擔能力和風險分析能力的投資者進到這個市場的話，一旦發生風險，最後還要政府介入，這就形不成一個市場了。

Ⅳ 民營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頻現該怎麼解決

近一段時間以來，債券市場信用風險加速暴露，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團接連出現債券違約，引發了市場的擔憂。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債務違約，體現出金融與政府債務雙重監管大背景下，一些企業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出現了問題，債券市場的風險整體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則出現了企業發債10億元幾乎全部流標的情況。5月21日，東方園林發布公告稱，公司公開發行不超過15億元的債券已經獲批，原本計劃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券，實際發行規模僅0.5億元。業內人士認為，在信用收縮的大環境下，資質較差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資壓力進一步加大，這可能將繼續加快相關信用風險的暴露。

WIND統計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已經發生至少19起債券違約事件，涉及發行主體11家，合計債券余額為176.04億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團、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外，新增違約主體5家，分別為上海華信、富貴鳥、凱迪生態、神霧環保和中安消。與2016年不同的是，本輪違約多集中在民營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發了市場對風險蔓延的擔憂。

中金公司認為，本次「違約潮」並非事出偶然，本輪債務違約加速受去年底來融資環境收緊所驅動，尤其是資管新規出台後銀行非標資產快速回表為地方政府與民企的資金鏈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同時，多項去杠桿宏觀政策疊加，包括財政支出放緩、地方政府融資及基建投資監管趨嚴，表內信貸額度偏緊等，也加劇了企業融資的壓力。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記者表示，這一情況的發生，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調整所致。由於中國經濟區域發展差異較大，違約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形勢相對較差的地區。從行業來看，違約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臨較大行業分化和環保壓力的傳統產業。

上市公司發債熱情高漲

Wind統計顯示，今年以來上市公司信用債發行規模已達4465.34億元，而去年同期僅為979.41億元，增幅高達355.92%。大幅攀升背後，上市公司償債壓力進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債規模已達28188.96億元。其中，年內償債規模將達5436.61億元。即使扣除年內發行的短融，償債規模仍達3666.11億元。

從行業分布來看，按照細分行業分類，房地產發債規模最高，達到了864.9億元，緊隨其後的是電力能源行業，達到了831.9億元，采礦行業發債規模也達到了215億元。這三類行業發債規模占上市公司發債總量的比例達42.81%。Wind統計顯示，在年內上市公司債券到期情況方面，包含多個細分行業的製造業到期債券規模為1761億元，其次為電力能源行業，到期規模為822.6億元，房地產行業為717.86億元。

東方金誠評級公司首席分析師蘇莉認為，強監管下發生的信用收縮對債券發行人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融資成本和再融資難度有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對「借新還舊」過度依賴的企業沖擊較大。具體來說，部分負債高企、盈利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的民營企業或較為邊緣化的國企，尤其是處於產能過剩領域企業或成為信用風險暴露的集中區；部分面臨債券到期和回售壓力的房地產企業，在再融資難度明顯上升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新的違約主體。

另一方面，公開信息顯示，年報公布後，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關注。以飛樂音響為例，5月18日，上交所對其下發2017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問詢函要求該公司結合業務構成、資金使用安排、經營情況，說明報告期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並要求上市公司結合短期借款規模、流動資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償債風險以及應對措施。

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整體可控

盡管債券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仍然整體可控。李迅雷強調，從違約金額來看，信用債違約金額比例還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遠遠低於目前銀行的壞賬水平，在一個正常的范圍內。李迅雷表示，從金融監管角度來講，要打破剛性兌付，所以不排除接下來還有不少公司出現違約。他指出，應當要有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意識，做好預期引導。

中信證券則認為，近期頻繁爆發的信用風險事件，各家主體違約的導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風險的積聚與爆發不在貨幣政策或流動性環境，而在於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在穩杠桿和防風險目標下，預計原有風險處置將更加溫和，防範新風險積聚。未來信用風險總體會更為緩和，但結構上低評級主體仍然面臨一定風險。

中金公司建議，在政策層面，要遏制風險蔓延，短期內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及較穩定的政策預期，保持社融增速環比在一個較合理的水平有助於穩定總體融資條件及總需求，同時盡快頒布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及過渡期的安排也有助於「非標」資產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風險。中長期制度建設方面，金融去杠桿不能「單兵突進」，平穩去杠桿需要財稅體制改革及低質量信用資產平穩退出機制等方面的配合。

蘇莉認為，近期及後續可能出現的違約案例是我國信用債市場去除剛性兌付面紗之後呈現的信用風險本來狀態，信用風險的還原和釋放將促使信用債市場回歸信用風險定價的本源，引導投資者理性平衡信用風險與收益，有助於消除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不過，在相對集中暴露信用風險的階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機構集體非理性和踩踏效應導致風險傳染性加劇。建議債券市場投資者提升信用風險識別和組合管理能力，對債券風險的暴露制定應對預案，冷靜應對信用風險。

Ⅳ 人民日報：不能動不動就拿納稅人錢為國企違約買單

債券市場要想健康持續發展，必須打破剛性兌付，這應該成為共識.
近日，東北特鋼債券違約事件，因其第一大股東是遼寧省國資委，引起廣泛關注。投資人希望能夠財政兜底予以兌付，企業大股東則試圖以「債轉股」「債轉貸」等方式解決。當地政府、主承銷商和投資人能否通過市場規則和法治方式達成共識、破解困局，考驗各方智慧。
債券違約有增加趨勢。談到近期幾起違約事件，財政部負責人直言，「援助但不兜底」。的確，對於國企債券違約的處置，應該用市場化手段、堅持法治化方向。債券發行是一種市場行為，不可避免有違約的風險。而長期以來，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對國企債券違約風險漠視，存在著剛性兌付依賴。在發生兌付風險時，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維持政府信用，也總是動用納稅人的錢，補市場的窟窿。當前，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為國企兜底的能力越來越弱，一旦發生國企債券違約，動輒幾十億元，政府即便想兜底也有心無力；更重要的是，剛性兌付使國企債務風險越來越高，杠桿率不斷提高，風險積累也越來越大。
打破剛性兌付，恢復建立良性債券市場，需要讓市場在債券的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國企的違約問題固然不同於一般企業，政府應該給予一定援助，但援助不等於兜底。作為市場主體，國企應該按照市場規則處理債務違約問題。國企之所以債務規模偏大、債務率過高，主因就是把政府當保姆、當靠山，而金融機構也患「國企崇拜」病，總覺得政府可以兜底。
長期以來，剛性兌付成為「行規」，金融機構、投資者忽視了背後的風險，導致債券市場價格失靈，風險信號失靈。債券市場剛性兌付如果一直硬撐下去，泡沫只會越來越大，杠桿越來越高。東北特鋼資產負債率遠超警戒線，各種貸款、債券還是一路綠燈，債務居然超400億元，就是一個例證。
如何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發展的投融資體制？實際上，長期存在的剛性兌付，使得債券市場扭曲失真。「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指出，「有序打破剛性兌付」，「局部的風險該釋放的也要及時釋放，打破剛性兌付，反而有利於降低長期和全局風險」。債券市場要想健康持續發展，必須打破剛性兌付，這應該成為共識。剛性兌付打破，信用債的定價回歸市場，企業再發債券，其利率就會由市場根據不同行業的投資風險定價，利率和資金會優化配置，一些落後產能發行債券就會越來越難，這對於去產能、去杠桿，國企的深化改革、產業的轉型升級作用巨大。
對政府來說，則要釐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的邊界。在市場經濟機制下，政府應該權責對等，該由市場來做的事情，不越位、不缺位。不能動不動就拿納稅人的錢來為國企的違約買單。同時，政府「援助不兜底」，該作為的必須作為。處理債券違約，要有底線思維，立足於防範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應該看到，目前債券市場整體違約率很低，構不成系統性區域性債務風險。
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絕不能倒退，債券處置也必須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發債企業、地方政府、承銷機構和市場監管部門應發揮各自作用，既不兜底，也要堅決防止逃避債務的惡意違約，盡最大努力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Ⅵ 一個國家債務違約會有什麼後果啊對這個國家來說!

國家債務違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主權債務評級被下調，債券價格下降，收益率提高，也就是今後該國的融資成本會飛漲，最終政府無法從國際金融市場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以應對政府支出，可能會導致更加緊縮的財政政策，降低經濟增速和產出增長。甚至主權評級的降低會連累該國的金融機構證券評級，使得該國金融行業整體蕭條，去杠桿化增加，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加劇，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減產裁員～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Ⅶ 民營企業頻現債務違約中國如何實現「良好的去杠桿」

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在《關於去杠桿化的深入理解》（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一文中，將去杠桿過程分成了「糟糕的通貨緊縮去杠桿」「良好的去杠桿」「糟糕的通貨膨脹去杠桿」三個類別。而所謂良好的去杠桿是指貨幣增加供給，以緩解因債務減少及緊縮形成的通縮壓力，形成正增長，負債/收入比率下降，名義GDP增長率超過名義利率。
達利歐發現，有些國家去杠桿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社會劇變，甚至引發戰爭，有些則能通過有序的調整，經濟恢復到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狀態。而好的去杠桿能平衡好債務減記、緊縮政策、財富轉移和債務貨幣化的關系。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直言，如果不改變營商環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場的改革，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只是一個口號。
去杠桿進入新階段，最佳的圖景是中國能夠通過「和諧去杠桿」，不僅將經濟恢復到平衡狀態，還能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實現「美好生活」。「結構性去杠桿」的提出讓整個去杠桿的路徑更為清晰，然而相應的配套改革卻是缺位的，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民間資本將有可能在未來有進一步收縮的風險，經濟活力也會黯然失色。

內容來源：鳳凰網

Ⅷ 哪些行業的信用債企業存在較大的違約可能

貸款流向「五小」（浪費資源、技術落後、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和兩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及產能過剩）等國家限制、控制甚至淘汰類的行業。這類行業本身就對社會發展存在不良的影響，加上國家政策（如稅收、財政等）的限制，很難有大的發展，甚至可能成為政府直接勒令退出市場和破產關閉的對象，從而造成信貸機構不良貸款和呆賬、壞賬的出現。這一類企業違約可能非常高。

一般的話慎入行業有：房地產、建築、紡織服裝、有色金屬、化工、煤炭、鋼鐵等風險較大，出現結構性產能過剩且短期內難以明顯好轉的行業。
嚴格控制或退出類：
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造紙等行業國家明確淘汰落後產能的行業，主要包括小鋼鐵、小水電、小水泥、小煉油、小煤窯、小玻璃、小造紙、小礦山、小化工、小葯廠、小火電等行業。

Ⅸ 上市公司債務違約會退市嗎

公司債務違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主權債務評級被下調，債券價格下降，收益率提高，也就是今後該國的融資成本會飛漲，最終政府無法從國際金融市場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以應對政府支出，可能會導致更加緊縮的財政政策，降低經濟增速和產出增長。

甚至主權評級的降低會連累該國的金融機構證券評級，使得該國金融行業整體蕭條，去杠桿化增加，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加劇，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減產裁員。

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即由於東道國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 , 致使外商無法按時、足額收回到期債權本息和投資利潤。

Ⅹ 浙江女首富的「首負」，30億負債是如何在一天內產生的

但涉獵范圍之廣，對於企業來講不全然都是好處，就拿地產和互聯網領域來講，一者資金投入大，運營周期長，資金迴流慢，二者投資風險大，收益不可控，再加之持續性投入等因素的影響，導致了新光集團的流動性出現問題。

對此經濟學家宋清輝分析稱，「債券違約的原因包括經營不善、現金流不佳、對外擔保等各種因素。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事件頻發，尤其是涉及了較多的上市公司，這是由於在經濟增速下滑和去杠桿的背景下，一些民營企業杠桿率過高而又無法再借新還舊，導致違約情況出現。債券違約也使得一些債券基金跌幅巨大，參與的投資者也損失慘重，投資者在購買債券基金也要仔細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