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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杠桿率警戒線

發布時間:2021-08-09 21:32:45

『壹』 用宏觀經濟學分析我國為防範金融風險做出的舉措

第一、抑制資產泡沫
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都是由資產泡沫被刺破引起的,日本20世紀90年代發生金融危機就是這個原因,由此我國防範金融風險也必須抑制資產泡沫。
所謂資產泡沫,就是指資產價格上漲過快。在我國,資產價格只統計兩種:一種是股價,另一種是房價。抑制資產泡沫既要防止股價漲得太快,又要防止房價漲得太快。目前我國抑制資產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樓市,因為我們估計未來五年內,我國資本市場基本上是平穩上升的過程,股市是慢牛,未來的資產泡沫不可能出現在股市,理由主要是:現在的證券監管部門把監管作為第一要務,對於內部交易、買殼賣殼、資本大鱷,還有場外配資等問題非常關注,不可能出現問題;另外,新股發行(IPO)速度在加快,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價抬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為什麼說目前抑制資產泡沫的核心是樓市呢?住房供給與剛性需求的關系,這是觀察房地產最主要的角度。如果住房供給過多,超過剛性需求了,就會形成泡沫。現實中,經常有住房供給超過剛性需求的現象,這是房地產業的特點。房子只要有居住功能就必然有另外兩個屬性:投資屬性和金融屬性。這兩個屬性一定會引發另外兩個需求:投資性需求和投機性需求。投資性需求指買房是為了收房租;投機性需求指買房是為了拉動房價,賺取差價。住房供給一旦大幅超過了剛性需求,泡沫就會被刺破,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市場波動就是因此產生的。
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資本無處可投,銀行就把資本貸給人們買房買地,人們買房之後再抵押給銀行,之後獲取70%的貸款再投資,這種買房子的目的不是為了居住,不是剛性需求,是投資和投機性需求,由此拉動住房價格不斷上升。美國為了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要求日元每年升值5%,每年不做任何事情都有5%的回報,導致外資大量涌進日本。流進日本的大量外資也是買房買地進行投資或投機。可這並沒有使日本出現問題,因為在日本當時的建築法下,房子過度增加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需求旺盛,但房子供給是基本穩定的。後來日本修改了建築法,允許拆掉舊房建新房,導致住房供給突然增加。到1989年初,一些日本經濟學家預測,住房供給遠遠超過了剛性需求,如果繼續放任的話住房泡沫就要被刺破了,建議政府趕快實施緊縮政策,於是日本政府在1989年3月開始實施緊縮政策,首先把股市泡沫刺破了,造成大量的上市公司出現虧損,這些上市公司開始拋售房子;緊接著外資流出。與此同時,日本實行房價稅,就是擁有多套房產的個人要交稅,這導致擁有多套房產的個人也開始拋售房子。上市公司、外資和擁有多套房產的個人,三大力量同時向市場拋售房子,最終房地產泡沫在1990年被刺破。到現在為止日本還沒有完全從危機中走出來。
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房地產泡沫不能繼續吹大,但現在也不能被刺破,只能抑制。對此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出台中短期對策,一個是建立長效機制。中短期對策有兩條:一條是嚴格約束投資性需求和投機性需求,因為由這兩類需求拉動的住房供給一定會超過剛性需求。剛性需求不限制,可以放開,但是投資性需求和投機性需求必須受到嚴格限制,現在採取的是限購和限貸政策。一線城市每戶家庭最多隻能買兩套房子,再買就是投機性需求了,就要嚴格限購限貸了;另一條是約束開發商的行為,嚴格控制其融資渠道,控制新房價格。另一個辦法是建立長效機制。什麼是長效機制呢?就是實施租售同權政策、調整一線城市的布局。中央提出建設雄安新區。雄安新區的功能是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北京發展的空間布局。首都功能就是四個:政治中心、國際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除此之外都是非首都功能。比如,經濟中心不是首都功能,大量的企業會被遷走。再比如,教育、金融、醫療等都不是首都功能,很多大學、研究機構、金融機構和醫療機構會被遷走或在別的地方開設分支機構。這些功能的外遷,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出,由此北京的房價自然會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說,防範金融風險第一件事是抑制資產泡沫,重點是樓市而不是股市。
第二、穩住外匯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外匯出了問題,因此對外匯的波動要謹慎對待。2016年中國外匯開始出現波動,一個是人民幣持續貶值,二是外匯儲備持續減少。人民幣持續貶值和外匯儲備持續減少會帶來金融風險,因此2016年初國務院提出要穩住外匯,從2016年10月開始迄今推出了三條對策。
1、,已經放開的領域一定要堅持繼續放開,不能再回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去。凡是承諾放開的領域就繼續堅持,比如,一張身份證一年可以兌換5萬美元,但沒有放開的暫時不再放開。對於個人來講,在外匯方面有三個領域沒有放開:一是海外不動產投資,曾經討論過要不要放開,後來明確暫時不放開。二是海外的證券投資,就是在國外證券市場上進行股票投資,也曾討論過要不要放開,現在也明確暫時不放開。三是海外的投資類保險。我們放開了消費類保險,比如,個人可以購買美國的醫療類保險,但投資類保險就沒有放開。以上三項不僅沒放開,還在逐漸收緊。比如,從2017年8月21日起,在海外刷銀行卡單筆超過1000元人民幣的,銀行就需向有關方面報告;如果連續25天刷卡單筆超過1000元人民幣的,銀行需要核查是正常消費還是轉移外匯資金。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穩住外匯。
2、,限制海外並購。但是對於技術類並購則繼續支持。對於海外收購新產品製造企業這種技術類的並購會大力支持,但是非技術類並購則要嚴格審查。海外不動產投資,海外收購酒店、影院、體育俱樂部等,這類投資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3、,支持海外投資使用本幣人民幣,尤其是「一帶一路」投資。未來「一帶一路」投資使用人民幣投資,不再動用外匯儲備。這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好處。「一帶一路」投資中我們是主導方,有權選擇貨幣的種類。目前已經有69個國家和地區把人民幣作為其外匯儲備,比如歐央行就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人民幣和盧布即將以金價作為基礎實現直接兌換。2016年,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人民幣與盧布直接兌換一旦成功,會大幅減少外匯儲備的消耗,這對穩住外匯有巨大的意義。
大致上穩住外匯就是這三個對策:一是外匯改革中承諾已經放開的政策會繼續堅持;二是對技術類並購予以支持,非技術類並購嚴格審查;三是「一帶一路」投資中盡量使用人民幣。這三條對策執行好了,外匯就基本上穩住了。
第三、穩住債務
很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是由債務引起的,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還引發了一場國際性的金融危機。
債務分三種:個人債務、企業債務和政府債務。
一是個人債務。一般認為,我國的個人債務不會太高,因為中國人比較節儉、保守,不像美國人習慣於借貸消費,習慣於儲蓄。近些年,我國個人負債率上升很快,2015年我國個人負債為GDP的30%,2016年為44%,總量達到了74萬億元,雖然沒有達到警戒線,但其過快上升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二是企業債務。我國企業負債率明顯偏高,其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高,已經遠遠超過了警戒線。因此中央提出去杠桿的重中之重是國有企業。決策層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決心是堅定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一個是中國聯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改制中,國家讓出了絕對的控股權。另一個例子是東北特鋼。過去我們是剛性兌付,購買國有企業的債券最後國家都給兜底了。但東北特鋼是破產重組的,不再是剛性兌付。中國聯通混改和東北特鋼破產重組這兩個例子告訴大家,只要下決心把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降下來,國有企業的負債率就一定會降下來。其實這個過程中會給民營企業提供很多機會。
三是政府債務。現在看來,中央政府債務並不高,因為我們安排每年的財政預算時會堅持一個原則,即當年的赤字率不能超過當年GDP總量的3%。主要是地方政府負債率太高,雖然賬面上不高,但潛在的負債率卻很高。其中政府平台債務實際上是政府債務,但表現為企業債務。後來地方政府又多了兩條增加債務的途徑:PPP項目和產業引導基金。一是盲目擴大PPP項目,甚至是包裝出PPP項目來,PPP項目是要政府回購的,表現為企業負債,實際上也是政府負債。2016~2017年,PPP項目負債超過4萬億元。二是地方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產業引導基金應該動用財政支出。但地方財政往往通過銀行借款,表現為企業負債,實際上也是政府負債。PPP項目和產業引導基金在過去兩年增加了6萬億元的地方性債務。
總體來講,穩住債務要關注個人債務過快上升,解決好國有企業負債率過高的問題,解決好地方政府潛在債務上升問題,防止發生金融風險。
第四、治理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混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改革引起的,改革方向是對的,但是如果規則沒有跟上,就會出現秩序混亂;二是由金融創新引起的亂象。
我國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整個國家的負債率很高。過去幾年放開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經濟領域出現了各類投資公司、保險公司、基金。這個改革方向沒有錯,但是相關規則沒有跟上,於是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我國2014年放開各類投資公司,投資公司的投資承諾回報一度達20%~30%,這種商業模式顯然不能維系。再比如,放開各類基金。基金本該是用自有資金投資,但一些基金動用的是銀行資金,我們一清理外圍基金,股市就大跌。基金現在存在的很多問題,與相關條例缺乏有關。
還有金融創新引起的亂象,比如比特幣。比特幣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比特幣很難被監管,出現較多藉助於比特幣進行洗錢、犯罪的行為;二是比特幣的數量依賴於挖礦的速度,其數量不是政府可以調控的;三是以太幣、萊特幣、瑞波幣等各種數字貨幣的不斷產生,會對比特幣的價值產生很大的沖擊,其價值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其中潛在的風險是我們未知的,因此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聯合叫停ICO。各種金融創新中蘊含的風險是對監管部門巨大的挑戰。
我們所講的治理金融秩序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由改革伴生的,一個是由金融創新引起的。金融亂象怎麼解決,要研究,這是金融治理的方向。
第五、運用好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
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未來一段時間,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基調。2002年我國的貨幣供應量M2隻有16萬億元,2017年是165萬億元,翻了差不多10倍。衡量一個國家貨幣是否超發了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即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例。我們現在貨幣供應量佔GDP的比重在200%以上,如果貨幣供應量再繼續這樣多下去,會引發金融風險。
反映貨幣政策的重要指標就是貨幣供應量和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過去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是兩位數,2017年6月份開始降到一位數了,增長速度是8.8%。2017年7月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信號釋放後,很多企業提出了輕資產的目標,出現了大量賣資產的現象,因為這種高負債、高增長的模式只有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才能維系,一旦國家堅定不移地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種高負債、高增長的模式肯定維系不了。
另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金融風險經常在順周期下積累。在順周期,人們往往會認為未來很好,不顧及風險,會盲目擴張,盲目負債,結果留下了爆發金融風險的可能。順周期時期,恰恰是金融風險積累時期。因此,在順周期的時候,給機構、業務設計一個控制風險積累的辦法,採取逆周期政策,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這是宏觀審慎政策的目標。另外,市場中行業之間、上下游之間以及企業之間的風險會相互傳染,控制這些傳導性風險,也是宏觀審慎政策的目標。預計未來一段時間還會有很多新規則出台,來防止這種風險的蔓延。

『貳』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叄』 國企資產負債率仍然偏高嗎

對,仍然偏高。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並對國企去杠桿提出要求。這是一個多月以來,中央會議第二次就國企降負債和去杠桿作出部署。專家指出,中央對國企去杠桿問題高度重視,在當前毫不鬆懈的政策環境和資產負債約束、結構性去杠桿、分類管控等手段支持下,國企去杠桿正駛入快車道。
國企資產負債率仍然偏高
5月11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還指出,要堅持全覆蓋與分類管理相結合,完善內部治理與強化外部約束相結合,通過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管理,做到標本兼治,促使高負債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盡快回歸合理水平。
此前4月2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也明確,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
「兩次會議的密集關注體現了中央對國企降杠桿和防範金融風險的高度重視。當前不少企業債務和杠桿率高,這可能產生一定收益,但同時也帶來較大風險,而且最終可能由銀行買單,對整個金融系統產生不良影響。」北京科技大學企業與產業發展研究所所長何維達對本報記者分析。
近幾年,去杠桿、減負債是國企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任務。據國資委數據,2017年國企資產負債率比上一年下降0.4個百分點,為65.7%。不過,這一水平仍處高位。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對本報記者表示,國企去杠桿是目前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資產負債約束有望給出國企資產負債的上限標准,結構性去杠桿和分類管控則針對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從而對國企去杠桿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
運行好轉也要持續去杠桿
「如果把企業經營中的資金、資本比喻為血液,去杠桿、降負債就是要想辦法『止血』、『補血』、『造血』。」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這樣形容去杠桿的重要性。事實上,近年來為降低國有企業負債率,監管部門已出台多項措施。
在「止血」方面,既要加大清理不良資產,降低虧損;也要防控高風險業務等,把「出血點」止住。例如,國資委確定針對三大類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控制標准,其中工業企業為70%,非工業企業為75%,科研設計企業為65%,以更加精準地控制風險;此外,把98家中央企業進行業務分類,將負債水平超過了警戒線、償債能力比較弱的企業納入重點管控,控財務杠桿等。
在「補血」方面,本輪去杠桿主要是通過引入各類資本,優化結構實現良性發展,包括增股權融資、通過債轉股增加資本等。2017年中央企業通過股票市場和產權市場融資超過3500億,對央企資本結構有很好的優化。目前已有17家中央企業和有關機構簽訂了債轉股的協議,債轉股的框架協議達到了5000億。
一系列的舉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國資委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9%,較年初下降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地方國有企業負債情況亦有所好轉。
以去杠桿倒逼國企改革
當前,對於不少國有企業來說,負債率和銀行貸款余額偏高仍是不爭的事實。專家分析,去杠桿一方面是要解決負債率偏高這個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
在馮俏彬看來,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而去杠桿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點。把這個當務之急解決好,想辦法把負債率降下來,可以同步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尋找更大空間,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
「從長期來看,還是要加強市場化改革,讓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主約束的市場主體。當企業因為投資失誤、經營不善而出現資產負債率過高的情況時,債務方面的風險可由企業自行承擔,必要的時候進行破產退出或者兼並重組,強化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責任。」馮俏彬說。
專家同時指出,本輪國企去杠桿是在中央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作為2018年重要任務時提出來的,同時新一輪國企改革也正處於攻堅突破的階段。在此背景下,去杠桿的推力可能會更強。不久前,國資委已明確表示,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到2020年央企平均資產負債率比2017年底再降低2個百分點。隨著一系列更具體、更有力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措施落地實施,國企去杠桿有望取得實質性突破,並探索建立起長效機制。

『肆』 國際上公認的負債率的警戒線為多少

國際公認的標準是負債率應該控制在20%以下,即20%是所謂的「警戒線水平」。

因為負債率是將外債與經濟總規模結合起來分析外債狀況,所以,利用負債率測算一國經濟對外債的依賴程度,確實是一個較好的指標。

計算公式

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

1、負債總額:指公司承擔的各項負債的總和,包括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

2、資產總額:指公司擁有的各項資產的總和,包括流動資產和長期資產。

(4)宏觀杠桿率警戒線擴展閱讀

反映企業財務結構是否合理的指標有:

(1)凈資產比率=股東權益總額/總資產

該指標主要用來反映企業的資金實力和償債安全性,它的倒數即為負債比率。凈資產比率的高低與企業資金實力成正比,但該比率過高,則說明企業財務結構不盡合理。該指標一般應在50%左右,但對於一些特大型企業而言,該指標的參照標准應有所降低。

(2) 固定資產凈值率=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原值

該指標反映的是企業固定資產的新舊程度和生產能力,一般該指標應超過75%為好。該指標對於工業企業生產能力的評價有著重要的意義。

(3)資本化比率=長期負債/(長期負債+股東股益)

該指標主要用來反映企業需要償還的及有息長期負債占整個長期營運資金的比重,因而該指標不宜過高,一般應在20%以下。

『伍』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陸』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柒』 炒股中的杠桿是什麼意思

加杠來桿在股票上的意思是以借自款方式取得資金來購買的股票,特別是指利用保證金信用交易而購買的股票。

在投資中,所謂的杠桿作用,就是指在資本結構中,利用一部分固定利率的資金,如公司債,優先股等,來提高普通股的投資報酬率。

支付公司債利率或付於優先股的股利是事先約定的,如果企業經營所獲利潤,高於此項固定利率,則支付公司債利息或優先股股利以後,所余歸普通股股東享有的利潤便大為增加。

(7)宏觀杠桿率警戒線擴展閱讀:

杠桿比率=正股現貨價÷(認股證價格x換股比率)

杠桿反映投資正股相對投資認股證的成本比例。假設杠桿比率為10倍,這只說明投資認股證的成本是投資正股的十分之一,並不表示當正股上升1%,該認股證的價格會上升10%。

以下有兩只認購證,它們的到期日和引伸波幅均相同,但行使價不同。從表中可見,以認購證而言,行使價高於正股價的幅度較高,股證價格一般較低,杠桿比率則一般較高。

但若投資者以杠桿預料認股證的潛在升幅,實際表現可能令人感到失望。當正股上升1%時,杠桿比率為6.4倍的認股證A實際只上升4.2%(而不是6.4%),而杠桿比率為16.2倍的認股證B實際只上升6%(而不是16.2.%)。

『捌』 中國經濟風險可控嗎

有序去杠桿, 風險可控。

盡管已初見成效,但去杠桿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難點,需要通過有力但有序的措施,使宏觀杠桿率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

去杠桿,國有企業是重中之重。但高杠桿的國企集中在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去杠桿與去產能、補短板等任務相交織,情況復雜。

「市場化債轉股和兼並重組應成為重點攻堅方向。目前已有部分企業陸續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未來應擴大到更多負債率較高、產品有市場、有競爭能力的企業。」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表示。

去杠桿,要發揮企業自身的積極性。「如果企業自身不走出過度擴張、過度負債的傳統路子,不主動聚焦核心業務,那麼去杠桿就成為金融企業的獨角戲,成效不會明顯。」一名銀行業人士表示。

高杠桿的形成,與我國的金融、財稅和國企等體制機制緊密相關。去杠桿要堅持著眼長遠、深化改革,強化根源治理。

在金融領域,要豐富金融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在財稅領域,明確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在國企領域,要深化國企改革優化資本結構……從根源上去杠桿、防風險,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去杠桿從本質上來說是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金融生態,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董希淼表示。

守住底線,才有底氣。只要我們直面挑戰,主動作為,就一定能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為經濟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來源:新華網

『玖』 什麼叫違約重生

違反約定,再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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