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日元匯率

Ⅰ 日元匯率什麼時候會漲啊

日元匯率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看匯率的漲跌，需要從多方面考慮。

1.日本財政部對貨幣的影響要超過美國，英國或德國財政部。日本財政部的官員經常就經濟狀況發布一些言論，這些言論一般都會給日元匯率走勢造成影響。

2. 利率

隔夜拆借利率是主要的短期銀行間利率，由BOJ（日本央行）決定。BOJ也使用此利率來表達貨幣政策的變化。

3. 經濟和財政政策署

經濟和財政政策署的職責是闡述經濟計劃和協調經濟政策，包括就業，國際貿易和外匯匯率。經濟和財政政策署是影響日元匯率走勢的因素之一。

4. 國際貿易和工業部

負責指導日本本國工業發展和維持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其重要性比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已經大大削弱，當時日美貿易量會左右匯市。

5. 金融因素

日經255指數是本主要的股票市場指數。當日本匯率合理的降低時，會提升以出口為目的的企業股價，同時，整個日經指數也會上漲。有時，情況並非如此，股市強勁時，會吸引國外投資者大量使用日元投資於日本股市，日元匯率也會因此得到推升，日元匯率走勢上行。

交叉匯率對日元匯率走勢有影響，例如，當EUR/JPY上升時，也會引起USD/JPY的上升，原因可能並非是由於美元匯率上升，而是由於對於日本和歐洲不同的經濟預期所引起。

6. 經濟數據

影響日元的較為重要的經濟數據包括：GDP，Tankan survey（每季度的商業景氣現狀和預期調查），國際貿易，失業率，工業生產和貨幣供應量（M2+CDs）。

下圖是匯金黃金網的日元匯率走勢圖：

Ⅱ 我像知道日元匯率最近會不會漲

影響到日元的主要因數：北京時間16:36，美元兌日元報91.22/24。
日本財政部：日本制訂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唯一部門。日本財政部對貨幣的影響要超過美國，英國或德國財政部。日本財政部的官員經常就經濟狀況發布一些言論，這些言論一般都會給日元造成影響，如當日元發生不符合基本面的升值或貶值時，財政部官員就會進行的口頭干預。

日本央行：在1998年，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新法律，允許央行可以不受政府影響而獨立制訂貨幣政策，而日元匯率仍然由財政部負責。

利率：隔夜拆借利率是主要的短期銀行間利率，由BOJ決定。BOJ也使用此利率來表達貨幣政策的變化，是影響日元匯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日本政府債券：為了增強貨幣系統的流動性，BOJ每月都會購買10年或20年期的JGBs。10年期JGB的收益率被看作是長期利率的基準指標。例如，10年期JGB和10年期美國國庫券的基差被看作推動美元/日元利率走向的因素之一。JGB價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通常會利好日元。

經濟和財政政策署：該部門於2001年1月6日正式替代原有的經濟計劃署(Economic Planning Agency，EPA)。職責包括闡述經濟計劃和協調經濟政策，包括就業，國際貿易和外匯匯率。

國際貿易和工業部：該部門負責指導日本本國工業發展和維持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其重要性比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已經大大削弱，當時日美貿易量會左右匯市。

經濟數據：較為重要的經濟數據包括GDP，短觀調查，國際貿易，失業率，工業生產和貨幣供應量(M2+CDs)。

日經255指數：這是日本主要的股票市場指數。當日本匯率合理的降低時，會提升以出口為目的的企業是股價，同時，整個日經指數也會上漲。有時，情況並非如此，股市強勁時，會吸引國外投資者大量使用日元投資於日本股市，日元匯率也會因此得到推升。

交叉匯率的影響：例如，當歐元/日元上升時，也會引起美元/日元的上升，原因可能並非是由於美元匯率上升，而是由於對於日本和歐洲不同的經濟預期所引起。

Ⅲ 日元匯率影響因素與什麼有關

日元匯率走勢影響因素包括：日本財政部（MOF）政策、公告，日元利率、經濟和財政政策署、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金融因素（有日本政府債券、日經255指數、以及交叉匯率）及經濟因素。

1、日本財政部（MOF）

日本財政部，是日本制訂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唯一部門。日本財政部對貨幣的影響要超過美國，英國或德國財政部。日本財政部的官員經常就經濟狀況發布一些言論，這些言論一般都會給日元匯率走勢造成影響。

2、利率

隔夜拆借利率是主要的短期銀行間利率，由BOJ（日本央行）決定。BOJ也使用此利率來表達貨幣政策的變化，是影響日圓匯率走勢的主要因素之一。

3、經濟和財政政策署

經濟和財政政策署的職責是闡述經濟計劃和協調經濟政策，包括就業，國際貿易和外匯匯率。經濟和財政政策署是影響日元匯率走勢的因素之一希財網（www.csai.cn）小編整理。

4、國際貿易和工業部

負責指導日本本國工業發展和維持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其重要性比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已經大大削弱，當時日美貿易量會左右匯市。

5、金融因素

影響日元匯率走勢的金融因素包括：日本政府債券、日經255指數、以及交叉匯率。

日本政府債券指10年期JGB的收益率被看作是長期利率的基準指標。例如，10年期JGB和10年期美國國庫券的基差被看作推動USD/JPY利率走向的因素之一。JGB價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通常會利好日元，使日元匯率走勢上揚。

日經255指數是本主要的股票市場指數。當日本匯率合理的降低時，會提升以出口為目的的企業股價，同時，整個日經指數也會上漲。有時，情況並非如此，股市強勁時，會吸引國外投資者大量使用日元投資於日本股市，日元匯率也會因此得到推升，日元匯率走勢上行。希財網（www.csai.cn）小編整理。

交叉匯率對日元匯率走勢有影響，例如，當EUR/JPY上升時，也會引起USD/JPY的上升，原因可能並非是由於美元匯率上升，而是由於對於日本和歐洲不同的經濟預期所引起。

6、經濟數據

影響日元的較為重要的經濟數據包括：GDP，Tankan survey（每季度的商業景氣現狀和預期調查），國際貿易，失業率，工業生產和貨幣供應量（M2+CDs）。

Ⅳ 1500日元多少人民幣

時間：2020年一月6日。1日元=0.06444人民幣，1人民幣=15.5178日元，1500日元等於96.6632人民幣。

綜觀日元總會在經濟大幅衰退時暴跌(貶值)，且極易受到亞洲地區和世界其它地區金融動盪的影響，但日元的升值卻往往與經濟基本面關聯性不高，通常日元升值的時候，日本經濟並不理想，往往剛走出谷底，而且日元升值幅度大，通常一次連續攀升 10% 以上，這與日本經濟特性與國際匯市關系密切。

另外日本每次波動後經過一段時間，一般會回到1：120日元(約1日元：0.83美分)附近，主要因為日本、美國和歐洲其它主要國家的經濟實力對比，從80年代後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因此從中期來看，日元再波動一段期間之後，通常會回到長期的均衡價位。

(4)早期日元匯率擴展閱讀：

影響匯率的因素

日本財政部，是日本制訂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唯一部門。日本財政部對貨幣的影響要超過美國，英國或德國財政部。

日本央行。在1998年，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新法律，允許央行可以不受政府影響而獨立制訂貨幣政策，而日元匯率仍然由財政部負責。

利率。隔夜拆借利率是主要的短期銀行間利率，由BOJ決定。BOJ也使用此利率來表達貨幣政策的變化，是影響日元匯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日本政府債券。為了增強貨幣系統的流動性，BOJ每月都會購買10年或20年期的JGBs。10年期JGB的收益率被看作是長期利率的基準指標。例如，10年期JGB和10年期美國國庫券的基差被看作推動USD/JPY利率走向的因素之一。JGB價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通常會利好日元。

經濟和財政政策署。於2001年1月6日正式替代原有的經濟計劃署(Economic Planning Agency，EPA)。職責包括闡述經濟計劃和協調經濟政策，包括就業，國際貿易和外匯匯率。

國際貿易和工業部，負責指導日本本國工業發展和維持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其重要性比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已經大大削弱，當時日美貿易量會左右匯市。

經濟數據。較為重要的經濟數據包括：GDP，Tankan survey(每季度的商業景氣現狀和預期調查)，國際貿易，失業率，工業生產和貨幣供應量(M2+CDs)。

日經255指數。日本主要的股票市場指數。當日本匯率合理的降低時，會提升以出口為目的的企業是股價，同時，整個日經指數也會上漲。有時，情況並非如此，股市強勁時，會吸引國外投資者大量使用日元投資於日本股市，日元匯率也會因此得到推升。

交叉匯率的影響。例如，當EUR/JPY上升時，也會引起USD/JPY的上升，原因可能並非是由於美圓匯率上升，而是由於對於日本和歐洲不同的經濟預期所引起。

Ⅳ 日元歷史

從日元升值的經驗和教訓看中國人民幣

日元每次升值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一些短期利益通過國內外商品價格相對變化促進民族工業盡快自立自強，迫使其提高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在進口原材料和石油等方面節省大量的外匯；使那些受低匯率保護的、效率低下的出口企業或利益集團受到沖擊，有利於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匯率上升又使日本有產階級的財富大幅增值 ；促進資本輸出和日元的國際化進程；給日元對外借貸帶來增值效益；減輕還貸負擔。
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
戰後，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餘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佔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一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也因此從1946-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1960年的23.4%。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的出口產業增速加快，出口貿易急劇增長。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後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日元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由於受惠於長達20餘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於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並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在這種產業背景下，日本才於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
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也因此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了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後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採取了只說不做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後，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不斷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終於激化，「廣場協議」由此產生。此後，日元升值進入第三階段。
與之相比較，以汽車為例，分析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僅為310萬輛，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的汽車產量所佔比重不過5.74%，其汽車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佔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遠不及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更無法與「廣場協議」時的水平相比。
以上事實還可以說明，日本經濟正是在低匯率的保護下發展起來的。如果迫於壓力，人民幣必須升值的話，可能帶來的後果如下：
溫和升值。一國貨幣只要存在升值預期，外資或者熱錢就會大量湧入，壓迫該貨幣繼續升值。以日本為例，1985年的「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大幅升值。這之後的10年間，日元匯率平均每年上升5.2%。也就是說，如果國際資本在日本買入某一資產，如股票、房地產、債券、日元等，即使這一資產沒有盈利，它也可以通過匯率的變化獲得每年5.2%的增值率。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國際資本進入日本，買入日本的股票。此後日元升值，股票上漲，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進入日本。這種狀況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進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二是導致日本國內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實行的是非常寬松的低利率貨幣政策，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刺激了日本房地產、股票價格繼續大幅上升，日本的泡沫經濟也因此生成。日本經濟從1986年開始出現泡沫現象，到1989年底達到頂峰：日經平均股價上漲到38915.87日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1990年起，日本金融機構和房地產公司倒閉破產現象時有發生，泡沫開始破滅。這一悲劇後來被公認為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尚未復甦的罪魁禍首之一。
劇烈升值。中國的外貿規模約為7000億美元，直接或間接與貿易相關的就業人口超過1個億，匯率劇烈升值，將使中國的出口形勢急劇惡化。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外國進口產品價格低廉，沖擊國內市場，這不僅會造成中國失業人數的增加，也會給中國最終擺脫通貨緊縮帶來困難。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有所減緩，只會對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另外，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世界及國內經濟環境中，許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人民幣突然升值，顯然沒有好處。

Ⅵ 人民幣和日幣

各位知日圈經常去日本的小夥伴們最常接觸的就是中日匯率上的問題了，今天11月20日的中日元匯率為1:16.9175。

那麼問題就來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貨幣符號為「¥」，「Y」的中間有兩橫，發音為「yuan」，怎麼就和日元那麼像呢？

日元貨幣符號為「￥」，英語發音為「yen[jen]」，中間為一橫，和人民幣的貨幣符號僅只有中間一橫兩橫的微小區別，如果是世界上對中日兩國都不太熟悉的人，那麼很容易將中日兩國的貨幣符號搞混。

於是國際標准化組織ISO4217訂定其標准代號為JPY，為了區別於人民幣，可將日元記作：JPY￥。

我們雖然都知道人民幣讀作「yuan」，日元讀作「yen」，首字母都是「Y」，但是世界各國為了分清貨幣更好的計算貨幣，都是故意將單位符號差別弄大並且方便使用。

難道這個拉丁字母「Y」在中日兩國人的心中就那麼重要，寧願重復而且容易產生歧義都不願意更換字母，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存在怎樣的考究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的歷史，「￥」在一開始是日元（JPY）和人民幣（CNY）兩種貨幣的共用符號。

日元的本國貨幣單位寫作「円」，而中國的本國貨幣單位寫作「圓/元」，後來發行新版人民幣後逐步廢除了「圓」的單位。

但是在早期，中國大陸使用的國際貨幣符號和日元一模一樣都是「￥」，國際標准化組織認為一模一樣的國際貨幣符號不利於金融交流和往來，才硬要將中國的的符號從一橫改成了兩橫，並且和日元貨幣符號區分全形輸入和半形輸入。

中國在改變符號初期，政府曾建議使用「RMB¥」作為和日本區分貨幣符號，也曾經推行過短暫的時間。

接著我們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日元和人民幣的前世今生，我們先來看看日元的歷史。

「円」在晚清傅雲龍所著《游歷日本圖經·卷二十·日本文學 上·日本文表附錄日本異字》中指為「圓」的俗字，可見「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漢字，是日本假借過去的漢字。

早在日本江戶時代中期，日本人太宰純在《倭楷正訛》一書中就大量列舉了俗字。

其中俗字「円」的來源就是「圓」一字的變體，「圓」字去掉了中間的「員」，並用過分簡單的橫豎筆畫代替。

這種做法頗有些像中國大陸剛開始為了掃清文盲時將漢字過分簡化的做法，例如「餐」就簡化為了「歺」，便於俗世快速認同並且使用。

日文漢字「円」與中文的「圓」意義完全相同，還和韓語中「圜」（원）為同源字。

江戶時代中國的硬幣曾在日本被廣泛使用，導致許多日本人至今還認識「圓」這個漢字。

現代日語的本國貨幣單位書寫則採用的是簡化俗字「円」。

熟悉日語的朋友們都知道，漢字「yuan」的發音中「y」是參與發音的，而在日語中，「円」的發音為「en」，但是在原先的日語英語標准拼音法中是「yen」，「y」並不參與發音。

而日本當今沿用「yen」的用法，和幕府過渡到明治時代的英美人的串標不無關系。

因為英美人將日元串標為「yen」並且帶向國際，所以日本一直採用這種貌似不合理的讀音寫法。

世界史上第一本英和和英辭典是赫本所著的《和英語林集成》，全世界首版發行為1867年。

在這本辭典中將日語中的所有「e」和「we」音全部都標注成了「ye」，並且標注英文發音[je]，因此日本國內的「円(en)」就成了「円(yen)」了。

「円(yen)」的誕生其實最早源於1830年W.H.梅德韋傑夫赫斯特所著的《英和和英語匯》中所犯下的小紕漏。

W.H.梅德韋傑夫赫斯特並沒有到訪日本，這一點和《菊與刀》的作者本傑尼克特類似。

他所聽到的日語是在雅加達當地的日本人口中聽取的，而恰巧在雅加達的日本人保留了相當一部分的日語古語口音，在日語古語中一部分的「e」偏向於「ye」，讀作[je]，索引的假名一覽的「エ・え(e)」也同時收錄在「e」和「ye」當中。

因為歐美人的西洋語言中將「e」設定為「ye」的方式更能夠方便西洋語言的交流，不會產生西洋詞語混淆現象，例如法語的前置「en」現象，當今雖然國際上通用「円yen[jen]」，並且採用這種讀音，而且日本也在國際上採用這種讀音，但是本國都是「円en」這么來教和讀的。

這就是為何日語專業的同學最初在學習日語時也會碰到「yi」和「ye」這樣讀音的原因了。

語言天賦極高的赫本隨後發現了這一語言錯誤，並且在1886年的赫本式羅馬字第三版中，將除了「円」和格助詞的「へ(he)」以外，所有的「エ」開頭都改回「e」，不再使用「ye」。

雖然赫本檢查出了這個錯誤，但是用語習慣還是一直保留至今。

日語的「y」其實是為了方便西洋人了解日語而出現的紕漏，現代日語的本國母語使用者是不用「y」

Ⅶ 20世紀初期日元匯率和購買力大概是什麼樣的

1945年，360日元兌換1美元，這是在美軍同意之下日元的最低匯率，這個匯率持續了26年不變。1947年日本國內批發物價指數，比戰前上漲48倍。1948年該指數上漲到128倍。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政策開始發生調整，繼續支持日本政府將日元兌換美元的低匯率政策。日元的低匯率，並不是完全依據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折算得來的，背後還有美國的戰略考慮，要扶持日本恢復元氣，平衡戰後亞洲的經濟與政治勢力。日元低匯率政策很快就見到了效果，日本經濟在1950年開始恢復，到1975年僅用25年的時間，日本經濟發展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強的國家。

Ⅷ 1980日元摺合多少人民幣

時間：2020年1月六日。1日元=0.06444人民幣，1人民幣=15.5178日元。1980日元等於127.5954人民幣。

日元匯率在金本位制前趨跌，制定金本位後較穩定。1884年與美元比價是100日元等於100美元。禁止黃金輸出期間，匯價基本在100日元合49美元。1930年1月11日，黃金輸出禁令解除，恢復舊平價的金本位制。

1949年4月25日規定1美元等於360日元，1日元等於2.46852毫克黃金，1971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決定日元浮動。70年代以後，日元匯價幾經波折，在1979年～1982年間，一直是1美元兌210～270日元，80年代以來，日元在國際市場上日趨堅挺。

日本鈔票正面文字全部使用漢字（由左至右順序排列），中間上方均印有「日本銀行券」字樣。

背面則有用拉丁文拼音的行名「NIPPON GINKO」（日本銀行）、貨幣單位名稱「YEN」（圓）字樣。各種鈔票均無發行日期，發行單位負責人是使用印章的形式，即票面印有紅色「總裁之印」和「發券局長」圖章各一個。

(8)早期日元匯率擴展閱讀：

綜觀日元總會在經濟大幅衰退時暴跌(貶值)，且極易受到亞洲地區和世界其它地區金融動盪的影響，但日元的升值卻往往與經濟基本面關聯性不高，通常日元升值的時候，日本經濟並不理想，往往剛走出谷底。

而且日元升值幅度大，通常一次連續攀升 10% 以上，這與日本經濟特性與國際匯市關系密切。

另外日本每次波動後經過一段時間，一般會回到1：120日元(約1日元：0.83美分)附近，主要因為日本、美國和歐洲其它主要國家的經濟實力對比，從80年代後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因此從中期來看，日元再波動一段期間之後，通常會回到長期的均衡價位。

Ⅸ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