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宏觀經濟兩大政策
近日,國土部向各省國土部門下發了《關於嚴格落實異常交易地塊上報制度有關問題的函》,要求各縣級國土部門對2011年以來的成交地塊進行清理,對漏報的地塊應在6月30日前補充上報。價格監控體系進一步升級。此外,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落實房地產調控的通知》中,對於限購給出的總體原則,房價上漲較快、房地產調控壓力較大的城市,只要符合這一原則,就都可以實施限購政策,限購令也同時升級。
對房價體系進一步監控
合富置業市場部首席分析師龍斌表示,政策主要就是穩定房價,加強對各地房價、地價監測,以便能夠第一時間掌握市場動向,加強監管。對樓價地價應該沒有直接影響,但將會問責地方、督促地方重視監管問題落到實處。
地產經濟學家鄧浩志認為,從最近整體市場動向來看,目前不少熱錢仍在追逐住宅產品,比較突出的表現是熱錢從限購的城市轉戰部分不限購的小城市。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動向,所以擴大了監控范圍。而部分地方政府尤其部分不發達地區對房地產的依賴還是比較嚴重,所以,他們對中央政策執行有「打折扣」的情況出現。中央這次清理通知也是覺察到部分小城市地方政府的行為而作出的舉動,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發生。
那麼,對房價體系的進一步監控,是否會讓樓價應聲而落?鄧浩志表示,政策整體對已經監管比較嚴厲的大城市影響比較大,對此前監管相對不嚴的小城市也有一定影響。而影響的層面主要集中在土地市場,對一手住宅市場的影響不大,短期內也不會影響到房價的走勢。
限購擴大至三四線城市
對於限購令升級,限購范圍還將繼續擴大到三、四線城市這一舉動,鄧浩志認為,如果熱錢持續沖擊中國住宅市場,那麼三、四線城市限購可能是有必要的。因為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央宏觀調控成果穩住「錢太多」這個問題,則三、四線城市的炒家自然會退去,那時候限購也不再需要。他同時認為,限購仍舊只是一個過渡性措施,限購的目的是為十二五期間計劃中的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爭取時間。如果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能按計劃推出,緩解了住房壓力,則放開限購是水到渠成。如果這個計劃完成不了,或者有較大差距,住房供求矛盾仍舊突出,那麼只要限購一放開,房價還會出現暴漲。
2.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3. 去產能 去庫存 去杠桿 降成本 補短板什麼意思
1、去產能,即化解產能過剩,是指為了解決產品供過於求而引起產品惡性競爭的不利局面,尋求對生產設備及產品進行轉型和升級的方法。 201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了2017年去產能目標。
2、狹義去庫存化僅指降低產品庫存水平,譬如企業降低原材料庫存,這一點可能較快實現。廣義去庫存化,即消化過剩產能的過程不會很快結束,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使得消化過剩產能要比狹義的去庫存化更長期、更痛苦。
3、「去杠桿化」是指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減少杠桿的過程,而「杠桿」指「使用較少的本金獲取高收益」。這種模式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為不少企業和機構所採用,但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會帶來巨大的風險。
4、成本是商品經濟的價值范疇,是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人們要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或達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須耗費一定的資源(人力、物力和財力),其所費資源的貨幣表現及其對象化稱之為成本。
5、補基礎設施建設短板,解決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滯後,中心城區地下管網老舊、水電氣暖及環衛設施不配套等問題。
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短板,解決結構優化調整緩慢,實體經濟發展不快,金融產品有效供給不足,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產業投資增量減少,增長新動力不足,投資需求降低等問題。
(3)國有企業去杠桿的目標擴展閱讀: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國際市場持續低迷,國內需求增速趨緩,我國部分產業供過於求矛盾日益凸顯,傳統製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出。
當資本市場向好時,高杠桿模式帶來的高收益使人們忽視了高風險的存在,等到資本市場開始走下坡路時,杠桿效應的負面作用開始凸顯,風險被迅速放大。
對於杠桿使用過度的企業和機構來說,資產價格的上漲可以使它們輕松獲得高額收益,而資產價格一旦下跌,虧損則會非常巨大,超過資本,從而迅速導致破產倒閉。
4. 2020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有哪六大亮點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要加快住房租賃市場立法,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企業發展。加強住房市場監管和整頓,規范開發、銷售、中介等行為。
專家認為,當前,當前一線城市的房產所得,遠遠超過了經營主業所得,加速資金流向非實體經濟。
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關鍵在於穩定市場預期,減少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行為。要徹底解決樓市中存在的矛盾,最根本的還是推進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建立,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穩定市場預期,預期穩則供求穩,供求穩則房價穩,房價穩則市場穩。
此次政治局會議再次顯示決策層對房地產調控的思路,即從依賴行政指令向側重市場的長效機制轉變。可以預見,土地供應制度、住房金融體系、房地產稅收等一系列制度建設將步入快車道,以長效機制引導市場穩預期,這無疑是抓住了樓市調控的真諦。
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長效機制的推出和建立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建立必然會有一個過程。因此,應圍繞中央“去庫存、去杠桿”的總目標,強化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在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因勢利導把政策細化為“一城一策”甚至“一區一策”,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空間,從而為長效機制的建立贏得時間和空間。
下一步,房地產稅收、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等將是重要看點,長效機制的建立將有效防止樓市故態復萌,真正促使住房回歸居住的本質屬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項安波認為,新的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將很可能取得新的突破:“對於混合所有制改革,文件已經齊備,接下來是與重要領域的行業體制改革相結合,如何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方面需要有實質性的新的進展,比如說,科技型的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能不能搞一些員工持股試點,因為政策比較明確,優先支持等等,所以應該有一些工作。”
項安波表示,在經過2016年試點之後,國企改革如果能夠在市場化方向進一步推進和拓寬,比如市場化選定經營管理者等,那麼國有企業的活力將進一步得到提升,從而釋放更多紅利。
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
要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
對此,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認為,這個是老問題,有產者有恆心,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大家對未來更有預期,更敢去投資、消費,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家都去投資消費,才能促進經濟的活力和發展。不過難點是舊的問題沒解決新的問題又出來了,政府官員不理舊事,導致問題越來越積累。越積累就越難解決,形成惡性循環。如果這個政策如果能夠實施,將會對明年經濟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助力。
5. 如何才能有效實現去杠桿的目標,最根本的手段可能還在於改革
「供給側改革」可能會從五個方面進行:一是降低過剩產能。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過剩產能不僅本身不具有發展潛力,還占據大量的生產要素造成新興產業不能得到充分發展。我國目前處於「三期」疊加階段,如果不能有效降低過剩產能,很有可能錯過這一實現轉型升級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二是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壟斷行業長期以來效率較低、缺乏市場活力,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等。可採取降低准入門檻,鼓勵行業競爭的方法來激發壟斷行業企業活力,提高生產效率。打破壟斷將有助於提高市場活力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三是要素市場的改革。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的合理流動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所在。要素改革要落腳於建立和完善城鄉間生產要素的流動、交易、優化的體制。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使其享受城市化進程的溢出效應,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四是產業轉型升級。我國的製造業發展大都存在著粗放式發展的問題,產業轉型升級意味著製造業向精緻生產的方向發展,向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方向提升。提高產業創新能力和製造業的國際化水平,真正落實「中國製造2025」規劃。
五是金融市場改革。因為我國金融市場還不完善,與實體經濟的傳導還不通暢。以股票市場為例,如何有效防範緩解金融風險,建立能夠服務於實體經濟,保護投資者利益,形成有效監管的市場是「供給側改革」的焦點所在。
6. 金融業如何去杠桿防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業成為大規模外溢效應的渠道,國際資本流動透過金融機構網路跨境交易形成的外部沖擊日益顯著,實行靈活匯率的國家也難免資本流動沖擊。2008年面對外部沖擊,歐盟內部各國紛紛「以鄰為壑」,各自為國內所有銀行存款提供全額擔保,避免資金外流維持銀行系統的流動性。「蒙代爾三難困境」理論框架受到質疑,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貨幣政策是全球流動性周期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對國際跨境信貸流動和金融市場杠桿有重大影響,匯率自由浮動難以抑制資本流動確保貨幣政策獨立。受流動性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從「三難困境」:無法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變為資本自由流動還是貨幣政策獨立的「兩難」選擇。其政策含義是:實施宏觀審慎管理,加強金融市場杠桿交易監管,切斷外部沖擊傳導渠道,可確保貨幣政策獨立穩定金融形勢。
流動性的實質源於貨幣創造,第一層次是貨幣當局供應基礎貨幣創造流動性。第二層次是銀行以及影子銀行體系通過信用擴張期限轉換派生存款創造流動性。這意味貨幣政策能否不受干擾服務於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宏觀經濟目標,取決於貨幣當局是否能夠控制流動性來源。
從流動性供給層次看,基礎貨幣提供的流動性要比市場內生杠桿交易衍生的流動性穩定。貨幣乘數代表了銀行、影子銀行體系等信用(債務)創造貨幣的程度,一定程度也表明了金融系統的杠桿水平。中國貨幣乘數從2011年3.79升至2017年4月的5.33,達到1997年以來的歷史高位。
貨幣乘數高表明基礎貨幣不足,貨幣供應的增長嚴重倚賴貨幣派生渠道信用創造貨幣,流動性更多是由債務杠桿交易提供。這類杠桿交易主要由風險偏好上升驅動,金融機構加杠桿加大同業拆借、回購等短期融資,配置公司債券、信託受益人權益(公司貸款、信託產品和理財產品)等長期限風險資產,減持優質流動性資產,導致風險資產價格上漲,扭曲風險溢價信用利差縮窄,催生資產泡沫。市場交易量增加烘托下,表面上市場流動性充裕,但這類債務杠桿交易衍生的流動性具有脆弱屬性,資金流動對境內外息差、匯差極敏感。一旦出現市場壓力撤資,這些流動性就可能迅速消失,刺破資產泡沫引致危機。
7. 如何理解「結構性去杠桿」
經濟學家潘向東分析,「結構性」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從總量看,我國宏觀內杠桿率容趨穩,結構性去杠桿的目標是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不再追求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下降。二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的去杠桿要求。我國國有企業杠桿率比較高,要實現國企杠桿率的穩步下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比較大,要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在做好「堵後門」的同時也做好「開前門」;我國居民杠桿率上升較快,要抑制居民杠桿率的上升勢頭。
如果政策過度緊縮、融資快速下滑,會導致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引發市場避險情緒上升,進而出現市場低迷、成交量萎縮,甚至導致市場失去正常的價格發現和融資功能,這不僅不利於企業正常融資、不利於實體經濟增長,還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如果去杠桿節奏過慢,則會使杠桿率進一步上升。因此,在杠桿率上升趨緩、經濟增速有所下行的情況下,「穩杠桿」是較為合適的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