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引導金融資源市縣流動

『壹』 重磅信號！央行定調2021年十大工作任務 信息量很大

導讀：1月6日央行官網消息，2021年央行工作會議於1月4日召開，總結2020年主要工作，分析當前形勢，部署2021年工作。

作為新一年央行工作的「風向標」，2021年央行工作會議近日召開。會議部署了2021年工作十大重點，向市場傳遞了多個重磅信號。

此次會議定調了2021年的十項工作任務。

一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二是繼續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信貸政策精準滴灌作用，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三是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重大決策部署，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勵機制。

四是加快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主要金融活動、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納入宏觀審慎管理。

五是持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強風險排查，做好風險應對。

六是深度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嚴密防控外部金融風險，穩步擴大金融雙向開放。

七是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八是深化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改革。

九是持續改進外匯管理和服務。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十是提升金融服務和管理水平。

會議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繼續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信貸政策精準滴灌作用，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繼2020年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四季度例會首提「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後，央行工作會議再次指出，要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重大決策部署，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勵機制。做好政策設計和規劃，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發展領域傾斜。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在深入分析當前經濟金融形勢的基礎上，會議要求，2021年人民銀行系統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穩字當頭，抓住重點，守住底線，敢於擔當，認真履行國務院金融委辦公室職責，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為此，會議提出了2021年十項工作任務。其中，第一項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保持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深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帶動存款利率市場化。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引導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回顧2020年，央行堅持總量政策適度、降低融資成本、支持實體經濟三大政策取向，搞好跨周期設計。三次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提供1.75萬億元長期流動性。累計推出9萬多億元的貨幣政策支持措施。前瞻性引導利率下降，推動實現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目標。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我國成為全球率先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也是少數實施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之一。

從央行工作會議來看，支持實體經濟仍將是2021年的重點工作方向。會議的第二項要求提出，「繼續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信貸政策精準滴灌作用，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如，延續實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兩項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下稱「兩項直達貨幣政策工具」）。繼續運用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三農」、科技創新、小微和民營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牽頭發揮金融支持小微企業政策合力。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金融服務有效銜接。

前不久，央行聯合銀保監會等五部委下發的《關於繼續實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政策有關事宜的通知》，明確兩項直達貨幣政策工具均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且相關資金總額控制在國務院批準的額度內。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2021年還是強調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一方面，保持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是從總量上為經濟平穩增長創造合理的信貸環境。另一方面，在總量的目標下更加強調靈活精準，聚焦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緩解，如科技創新、綠色金融、三農小微和民營企業等。

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重大決策部署

相比於2020年，央行2021年工作會議將「綠色金融」相關內容專門單拎出來做了部署，並且在十大工作任務中排在第三位。會議要求，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重大決策部署，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勵機制。

具體來看，要做好政策設計和規劃，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發展領域傾斜，增強金融體系管理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能力，推動建設碳排放交易市場為排碳合理定價。逐步健全綠色金融標准體系，明確金融機構監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勵約束體系，完善綠色金融產品和市場體系，持續推進綠色金融國際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2021年的重點任務之一，提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要求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

隨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20年第四季度例會上，曾首次提及「促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為目標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在此情況下，監管是否進一步加大對綠色金融的監管指標，引發業內關注。

光大證券研究所金融業首席分析師王一峰認為，預計2021年將在MPA（宏觀審慎評估）考核體系中進一步加大對綠色金融的考核力度。今年是以結構性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發力點。推測信貸政策執行情況將繼續納入MPA考核，對製造業、普惠金融、綠色金融領域信貸支持力度不減，同時提升對國家重大科技創新領域的金融支持。

據央行數據，2020年三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1.5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6.3%，其中單位綠色貸款余額11.51萬億元，占同期企事業單位貸款的10.5%。分用途看，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產業貸款和清潔能源產業貸款余額分別為5.56和3.08萬億元，比年初分別增長17.1%和9.3%。分行業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綠色貸款余額3.52萬億元，比年初增長9.9%；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綠色貸款余額3.33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0.3%。

央行行長易綱在新加坡金融科技節上的視頻演講表示，截至2020年6月，中國綠色信貸余額已逾11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規模約1.2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二。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部分綠色金融試驗區已經對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的場景融合進行了探索。在湖州，當地政府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搭建了綠色金融綜合服務平台，減少環境氣候相關信息不對稱，幫助綠色企業、項目與金融機構快速對接。人民銀行還可通過該平台監測銀行綠色貸款等數據。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曾撰文指出，隨著碳中和目標的提出，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也將進一步深化，銀行的信貸業務也需要進一步向低碳產業傾斜，加強對綠色產業的支持。與此同時，在強化的減排目標下，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車、碳捕獲與封存（CCS/BECCS）等綠色產業發展潛力巨大，也將為銀行帶來可持續發展機遇。

『貳』 四川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的「十二五」 金融業發展主要任務

圍繞金融總部商務區、西部金融機構中心、西部金融市場和交易中心、西部金融服務中心等四個方面，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支持，完善政策措施，加強組織領導、統籌協調和分工協作， 基本建成西部金融中心。
——加快建設金融總部商務區。按照整體規劃、分步建設、集聚發展的原則，進一步完善金融總部商務區空間布局規劃和產業發展規劃，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完善和提高配套功能，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導國內外金融資源向成都金融總部商務區集聚，完善金融總部商務區管理體制和招商機制，加快聚集發展，加強品牌宣傳， 提升金融總部商務區形象， 打造具有國 際影響力的金融集聚區。
——加快建設西部金融機構中心。 創造良好發展環境，鼓勵國內外各類知名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在成都金融總部商務區設立區域性總部、法人機構或分支機構。按照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原則，整合地方金融資源，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推進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改革，不斷壯大實力。加快省級銀行、保險、金融租賃和信託公司建立和重組。積極支持證券、期貨法人機構壯大資本實力，整合資源，擴大業務范圍。支持和推進有條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到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和跨省、跨區域發展， 增強在西部和全國的輻射力。
——加快建設西部金融市場和交易中心。鼓勵金融機構進一步利用全國性金融市場， 開發創新產品， 增強服務功能， 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特色優勢產業、重點優勢企業和一大批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的融資服務。 積極爭取和開展國家各類金融創新試點，努力使成都成為國家在西部地區的金融創新試驗區， 結合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特色， 設立新的市場， 引進新的產品和交易品種，不斷擴大交易規模。加快推進各類區域性要素交易市場建設。建立金融資產交易所、酒類交易所、大宗商品交易所。積極穩妥推進場外交易市場建設。積極探索建立保險交易平台。積極推進林權、礦權、水權、排污權、碳交易等產權交易市場建設。依託西南聯合產權交易所， 加強統一、 集中、 規模化的產權市場建設。 加快推進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進場交易和涉訟資產進場交易步伐。力爭將成都建設成為既有西部地區特色和優勢、 又有全國影響力的金融市場和交易中心。
——加快建設西部金融服務中心。積極推動金融後台服務業集聚區建設， 規劃建設第二金融後台服務集聚區，加快完善各種配套功能， 全力引進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的數據中心、 資金清算中心、銀行卡中心、 研發中心、 呼叫中心、 災備中心等後台服務機構，使成都金融後台服務業集聚區成為全國金融後台服務機構最多、配套服務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後台服務中心。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鏈， 大力引進和培育金融客戶服務、現金押運服務、呼叫服務、數據處理、軟體設計等服務現代金融企業的相關企業，為金融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支持。加大金融軟硬體的研發和製造，搭建金融機構與相關服務外包企業的溝通協作平台，加快發展金融軟硬體配套產業，把成都建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金融服務外包中心之一。
（二）大力引進和發展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組織。
——積極引進和發展各類金融機構。積極引進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託、基金、資產管理等各類內外資金融機構以及與金融業密切相關的中介機構在川設立區域性總部、法人機構或分支機構。 引導金融機構到省內二級城市或縣域設立分支機構。支持外來金融機構與本地金融機構開展股權和業務合作， 壯大市場主體，增強市場活力。積極支持在川金融分支機構發展成為區域總部和管理總部。發展和壯大地方法人金融機構， 增強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競爭力， 打造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品 牌。 積極支持民間資本根據國家政策參股或發起設立金融機構。
——大力發展和引進各類股權投資基金。研究出台鼓勵股權投資基金的扶持政策， 積極搭建基金與企業的對接平台、建立進入通道、完善退出機制， 支持在川投資基金的運作和發展。吸引國內外業績突出、管理經驗成熟的投資機構設立風險投資、產業投資等各類投資基金， 積極引導社會資本進行股權投資。 探索和完善政府出資的引 導基金的運作機制， 充分發揮引導基金的作用。支持四川產業振興發展基金等重點產業投資基金發展壯大。積極創造有利於股權投資的政策環境、輿論環境和制度環境，規范股權投資行為。 努力建設以 成都為中心，以德陽、 綿陽等二級城市為依託的、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西部股權投資基金基地。
——大力引進和培育金融中介服務機構。 積極引進信用評級、資產評估、融資擔保、投資咨詢、會計審計和法律服務等與金融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來川設立法人機構、區域總部和分支機構，進一步加強政策支持和執業監督， 規范中介服務機構的執業行為，增強行業自 律， 提高中介服務機構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能力。 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 完善中介機構執業標准體系， 促進金融中介服務行業規范化管理。 ——發展壯大地方商業銀行。按照政府主導、 市場運作的原則， 整合城市商業銀行資源，組建區域性地方法人銀行， 通過吸收合並、增資擴股、引進戰略投資者、上市等方式，打造西部資本實力最強、輻射能力最大的現代商業銀行。支持地方商業銀行引進民間資本和境內外合格戰略投資者，增強資本實力。堅持差異化、特色化發展， 強化內控機制建設，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增強盈利能力。支持地方商業銀行穩步跨區域發展。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商業銀行上市。
——積極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發展。因地制宜，分類推進農村信用社股權改造和產權改革。 全面取消資格股，循序推進股權結構優化， 提高法人股比重。 支持符合條件的縣（市） 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銀行改制組建農村商業銀行； 積極向國務院爭取在部分城鄉 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市探索以市為單位組建農村商業銀行；完成「三州」 農村信用社以州為單位的統一法人改革； 全省各級人民政府及相關信用社要積極創造條件，推動暫不具備農村商業銀
行組建條件的農村信用社進行股權改造，組建股份制的農村信用社， 適時逐步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 支持農村商業銀行跨區域發展。支持符合條件的農村商業銀行上市。
——大力培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堅持「四 個優先支持」 原則， 即優先支持有明晰的農村金融市場發展戰略的發起人、優先支持批量化組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起人、優先支持已經成功探索出農村金融商業運作模式的發起人、 優先支持自願到中西部地區設立機構的發起人。在有條件的市（州）組建市級總分行制村鎮銀行。探索村鎮銀行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支持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壯大。支持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引進戰略投資者， 提升管理水平和經營業績；通過資產重組整合和增資擴股，做大做強。 支持省內信託公司立足四 川、 面向 全國，逐步轉型為提供特色理財和長期融資服務的現代信託企業，支持省外信託公司來川展業。加快推進遺留問題信託公司重組登記、金融租賃公司破產重組。支持和鼓勵大型企業集團在川設立財務公司，增強優勢產業發展的融資能力。引導財務公司依託企業集團所在產業開展多種業務。支持消費金融公司探索業務拓展有效路徑。鼓勵本地大型投資控股集團積極開展兼並收購，整合地方金融資源， 發展成為全國一流的金融控股集團公司。
——規范發展地方准金融機構。加大政策引導和扶持，深入推進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 加強全省融資性擔保體系建設，大力發展非金融機構支付組織， 增強地方准金融機構的發展實力，全面提升對中小企業、「三農」 的金融服務能力。加強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日常監管，建立健全現場、非現場監管體系以及分類監管制度，防範系統性風險， 為地方准金融機構發展創新良好的環境。 鼓勵符合條件的公司通過增資擴股、上市融資， 做大做強。 結合四川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按照先行先試的原則，鼓勵金融機構引進、 開發、 推廣有利於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符合國家金融監管要求的各種金融產品和業務。
——加快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一是加快信貸管理體制和機制創新。 引導銀行業機構結合四川實際，探索信貸管理模式創新，優化信貸管理流程，簡化貸款審批手續，建立科學的風險防範機制， 提高信貸管理效率。擴大信貸抵押擔保物范圍，積極推廣動產抵押、商標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等新型信貸產品。探索產業供應鏈生產模式下的供應鏈金融。二是推動中小企業金融產品和信貸模式創新。 鼓勵銀行業機構建立中小企業支行、科技支行等面向中小企業服務的專營機構。探索開展依託行業協會、 農村專業經濟組織、社會中介等適合中小企業需求特點的信貸模式創新。健全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和再擔保機制。三是積極拓展個人金融業務。 鼓勵銀行設立個人金融服務專門機構，加強產品研發，利用新型服務手段，滿足多元化的個人金融服務需求。加大消費信貸產品創新力度，鼓勵發展消費品小額貸款公司。 改進住房抵押貸款和大宗消費貸款服務方式，鼓勵銀行與信用擔保公司和零售企業合作開展信用銷售業務。
——推進多層次金融市場創新。一是積極推動股權投資、信託、租賃、保險直投、資產證券化等直接融資方式創新。 支持境內外金融機構在川開展各類投資銀行創新業務，支持有條件的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鼓勵有序開發跨機構、跨市場、跨產品的金融業務，推廣貸款轉讓、 信貸資產證券化等信貸資產二級市場業務。二是穩步發展金融衍生品交易。 依託全國性市場， 推動金融機構和企業穩步開展股指期貨、利率互換、遠期結售匯、外匯掉期等金融市場創新業務。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特別是地方法人金融機構開發設計風險轉移和對沖工具， 合理配置風險。積極穩妥發展期貨市場， 引導更多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利用期貨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規避風險。支持國內外金融機構研發部門落戶四川，提升本地金融衍生品創新能力。
——加快保險服務創新。創新服務方式，拓展服務領域，發展新型機構。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補償和資金融通功能，大力拓展保險新業務領域，不斷拓寬保險覆蓋面。擴大農業保險覆蓋區域和試點品種， 加快建立巨災風險分擔機制。大力推進健康養老保險發展，積極參與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建設。 探索保險公司特別是人壽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管理的可行路徑和方式。進一步推廣和完善全省商業健康保險服務平台建設， 實現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融合式發展。 積極發展各種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責任保險。積極推動出口 信用保險發展。積極發展專業性健康保險公司，積極爭取設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
——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金融創新試點。積極爭取國家各類金融創新試點工作在四川先行先試。爭取成為國家科技金融合作創新試點省份、有條件的市（州）及高新園區成為創新試點區。積極參與和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 積極推進財政支持金融服務「三農」 機制創新試點工作。 探索以市（州）或重點工業園區為對象建立金融創新示範區。鼓勵外資銀行和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按照國際通行准則開展離岸金融業務。 利用城鄉統籌綜合試點相關政策，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鼓勵和支持各類資本進入農村金融市場， 創新融資擔保模式，擴大農村動產和不動產有效擔保物范圍， 開發符合農村金融需求特點的產品和服務。
——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拓寬政策性銀行支農功能，擴大政策性業務范圍。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到縣域、鄉鎮，到農村和落後地區、偏遠地區、革命老區設立分支機構，加大對「三農」 的金融支持力度。穩步推進省聯社管理體制改革， 積極探索有利於發揮縣域金融活力的管理模式，切實發揮農信社支農主力軍作用。積極落實各項扶持政策，支持農業銀行「三農事業部」 制改革，大力培育和發展適合「三農」 特點的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通過機構新設、延伸服務和流動服務等方式，全面解決金融機構空白鄉鎮金融服務問題。以實施四川省農村支付結算「迅通工程」 為抓手，切實改善農村支付服務環境。
——改進農村金融服務方式。支持銀行業機構創新工作方式， 增大授信審批許可權，簡化授信程序和審批手續。推進涉農銀行機構拓展中間業務范圍，及時開發適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金融服務需求多元化的產品和服務。 鼓勵銀行業機構為藏區牧民定居行動計劃、彝區三房改造行動計劃和農業產業化提供有效信貸支持。鼓勵銀行業機構發展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服務。制訂和完善農村微小型金融組織從金融機構融資支持「三農」 的政策措施。積極推進政策性農保、農村小額人身保險、養老和健康保險等各項保險發展。探索農業災害風險分散機制和農村信貸與農業保險相結合的銀保互動融資機制。 推動農村金融服務電子化、信息化建設。
——拓寬農村可利用 金融資源。鼓勵有條件的市（州）搭建農村產權交易平台，推動農村資產合理流動。支持金融機構依法開展權屬清晰、風險可控的大型農用設備、林權、四荒地使用 權等抵押貸款。擴大農村動產抵押擔保物范圍。在有效保護農民基本權利基礎上， 探索開展農村房屋產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等農村產權直接抵押貸款。
——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扶持。積極支持金融機構開展涉農業務。充分利用政策性資金支持農田水利建設。對金融機構開展涉農業務實行財政和稅收政策扶持。鼓勵銀行對涉農貸款實行有區別的信貸管理和考核政策。支持全省各級人民政府按照有關政策投資融資性擔保公司，不斷增強其支農能力。搭建農村融資平台，促進銀行業機構與融資性擔保公司 、 保險公司、農業企業和農業專業合作組織加強合作。加強農村金融人才培養，建設一支
責任心強、業務素質高的農村金融隊伍。 ——做大信貸規模， 優化信貸結構。 嚴格控制對「兩高」 和產能過剩行業的 信貸投放， 鼓勵圍 繞四 川「 7 + 3 」 產業發展規劃和「八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行動計劃」，加大對電子信息、 汽車製造、 油氣化工等優勢產業以及新一代信息、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和生物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加大信貸資金對產業園區建設、產業轉移的支持。 加強對經濟薄弱環節和民生領域的信貸服務。增加對中小企業和涉農信貸的投入，確保貸款增速不低於全部貸款平均增速。
——積極推進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加大企業上市後備資源培育力度，建立省、市（州）、 縣三級培育體系和服務網路， 培育重點企業，使1000家企業通過上市或其他渠道直接融資。深化與上交所、深交所和香港交易所的全面合作， 推動符合條件的企業加快上市進程， 支持企業到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和境外資本市場上市融資， 支持有條件的境外上市公司在 A 股市場上市融資。強化各級地方政府和監管機構通力合作的綜合監管體系， 建立上市公司指導機制，完善上市公司重大風險溝通機制、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促進上市公司持續健康發展。鼓勵上市公司通過增發、 配股以及發行公司債、可轉債等多種方式再融資。支持上市公司通過並購重組、資產注入、整體上市等方式整合資源，促進產業融合和結構升級。
——大力發展債券融資。 大力推動企業利用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公司債等在銀行間市場及資本市場融資。建立企業債務融資培育機制， 提升企業信用等級，盡快達到發行條件。積極通過財政貼息、風險補償等方式支持中小企業集合發債。鼓勵金融機構依託金融市場創新融資產品。支持符合條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發行次級債券、混合資本債券、普通金融債券。 探索發行項目收益債券籌措重點項目建設資金。積極推動票據業務創新， 擴大票據交易規模。
——積極拓展其他融資渠道。積極利用信託融資、金融租賃、保險直投、資產證券化等多種直接融資方式，拓寬融資渠道，擴大融資規模。鼓勵保險資金投資我省交通、能源和水利等城鄉 基礎設施項目。鼓勵有條件的重點項目 通過資產證券化融資。加強政府融資平台運作管理， 有效發揮平台公司融資功能。大力扶持有限合夥等新型民營投資企業，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 支持地方商業銀行和符合條件的境內企業借用國際短期商業貸款。

『叄』 金融市場的主要功能是什麼為什麼金融市場的這些功能對每個經濟主體都是很重要

功能

國際金融市場是指國際間的資金融通與資金交易的市場。

主要功能：市場機製作用；保障作用；國際結算中心的作用；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作用。

現有模式：自然演進型和人工創造型。

(3)合理引導金融資源市縣流動擴展閱讀：

一、形成條件

1．政局穩定。這是最基本條件。

2．有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力。對外開放，貿易具有一定規模，對外經濟交往活躍。

3．外匯管制少，基本上實現自由外匯制度，管理很松，征低稅或免徵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較松，較優惠。

4．國內發達的金融市場。機構、信用、體制、設施、通訊。

5．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通訊設施完善。

6．國際金融人才。高素質能提供高效率服務。

二、特點

（1）無形市場，一般無固定場所，也有有形市場。

（2）機構眾多，復雜（銀行、金融機構），世界范圍。

（3）通過現代化電訊網路開展業務。

『肆』 學術論文劉光溪《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我國金融業深受大一統管理體制的影響，這一體製造成高度的金融壟斷、高度的金融壓抑、高度的金融監管，嚴重製約了地方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微金融機構的發展，導致地方金融監管與調控的缺失，國家高度壟斷了金融資源。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各種專業性、管理性金融機構先後從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門分離出來，並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的主要特點，從而奠定了近30年來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內在基礎。
中國入世後，金融業逐步對外開放承諾形成剛性的制度約束，我國金融業掀起新一輪橫斷層面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由於改革主線是在分業監管體制和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上做文章，沒有在縱向層面進行放權讓利，打破金融壟斷，而是中央金融部門進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資源，成為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金融資源壟斷者；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中小微企業、三農經濟、縣域經濟等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服務的薄弱領域，地方金融資源稀缺進一步加劇，存在嚴重的金融壓抑。近幾年來，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金融，充分發揮金融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各種新興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務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成為我國地方金融業重要的補充。在我國地方金融機構中，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長期以來是中小微企業重要的資金供給者，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的現實狀況，無疑加大了民間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門與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導致金融運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成為當前社會各階層和民間大眾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和焦點，建立國家與地方分層有序的金融監管體系成為必要。國家「十二五」規劃第一次提出「強化地方政府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的責任」，明確指出地方金融發展和管理體系建設的問題，十分符合我國經濟金融在縱向結構及橫向結構均存在巨大差異的現狀。2012年1月6日，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意識和責任，有利於堅持發揮中央監管部門指導、協調和監督作用，維護金融業改革發展戰略、金融宏觀政策、監管規則與標準的一致性和權威性，又能引導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大力改善金融環境，促進經濟和金融健康發展。2013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清理規范。2013年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強調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務、預警提示風險、完善抵質押登記、宣傳普及金融知識等方面，抓緊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措施；切實落實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投資（咨詢）公司、股權投資企業等機構的監管和風險處置責任，加大對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的打擊懲處力度；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地方金融市場秩序。
中央金融業的高度集中壟斷、地方正規金融的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的高度脆弱交疊存在，是近30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實狀況。本文擬從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10個方面的不匹配問題，探討如何構建和完善分層有序的金融管理體系，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推動金融業市場化改革與發展，進一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為地方經濟金融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金融支撐和保障。
一、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的不匹配問題
（一）我國金融體制縱向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國家金融政策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權和經濟差異化發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在法律法規賦予的許可權范圍內，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調節政府與非政府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國內與國外之間金融資產的流量與存量的各種行政性行為。金融政策主要通過利率、匯率等價格機制以及存款准備金、公開市場業務等數量供求機制，調節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實現市場供求平衡，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對金融法規進行完善和補充，實現一定政策傾斜突破和差異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補充職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據經濟目標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測性、靈活性和可變性，才能適應市場調節需求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
國家各金融部門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權與操作權，有利於確保國家金融政策的權威性與統一性，然而卻忽視了金融政策靈活性、可變性的本質特徵。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各個省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習慣、教育水平、文化傳統、信用狀況、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地域的差異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對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約，間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別是緊縮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應。在我國金融政策操作實踐中，擴張性和緊縮性金融政策呈現出嚴重的不對稱效應。近10年來，我國緊縮性金融調控政策很難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顯然，國家相關部門統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慮各個地方對金融政策差異化的需求，比較難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導致國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與不對稱性。地方經濟作為金融資源供給主要落實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調控對象，它的發展需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權與調控權，形成國家金融政策為主導，地方差異化金融政策為補充的金融政策體系，才能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狀況，滿足地方經濟差異化、多元化發展的金融服務需求。
2.國家金融法律法規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規是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主要規范規定各種金融市場活動主體具有長效性行為以及相關經營交易活動。不同的法律法規體系決定了金融業發展的不同路徑。作為單一制國家，我國金融領域的立法權主要集中在全國人大。國務院辦公廳、一行三會、外管局、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委分別從各自監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規以及部門規章。上述的法律法規基本上涵蓋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方方面面，並詳細規定了各行業在市場准入、持續監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場行為，成為金融改革、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金融法律法規與金融政策相比較，在較長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是其主要特點。
然而，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保證中央立法權的權威性，卻對金融業發展形成種種制度性約束：一是全國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必然造成金融資源的高度壟斷集中，形成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風險的防範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發展，其結果必然是銀行捆綁財政，中央財政部門成為金融風險最後承擔者；二是形成金融資源配置馬太效應，加劇了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落後地區、農村地區很難獲得金融資源的支持；三是間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經營機制，各大金融機構很難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特色化、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造成所謂地方正規金融高度壓抑，發展嚴重滯後；四是地方民間金融作為地方經濟差異化發展主要資金供給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發展，進一步加劇了民間金融發展的不規范和脆弱性。
我國現行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級人大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權，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空白、缺失與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金融服務縣域經濟、「三農」經濟、小微企業、民生經濟等實體經濟質量的提升。結果，發展地方特色金融，成為地方政府被動被逼被迫的選擇。地方政府發布各種指導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發展，這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金融法律法規貫徹落實的難度，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和地方金融機構培育和發展，國家應賦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金融調控權和監管權，以此推動地方金融監管體制建立與完善，加快市場化改革發展。
3.國家金融業垂直監管與地方金融監管權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規決定了金融業監管模式與金融機構組織結構。我國金融機構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是我國金融業主要特點。國家相關部門集中了我國金融業主要監管權，一行三會一局、財政部金融司、發改委財金司是我國金融業的主要監管者。
由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分業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監管體系導致監管條條分割，監管鏈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導致監管成本增加，經營風險、道德風險的出現不可避免。以國有銀行改革為例，金融資源供需失衡導致巨額的三角債與銀行不良資產的出現，特別是四大國有銀行在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第二次剝離不良資產，其規模遠遠超過了第一次剝離水平。同時，由於受到金融監管成本與監管效率的制約，外匯管理局、證監會、保監會大多在州（市）一級設立監管機構；銀監會只在經濟發達縣級設立分支機構或者辦事處；人民銀行作為縣級唯一健全金融監管機構，由於部門職能限制，很難發揮扶持地方金融發展的作用。顯然，高度集中、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系很難真正實現有效監管，還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真空、監管弱化、監管滯後的出現。
近年來，隨著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特別是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機構的培育和發展，國家相關監管部門已無力激發地方各類金融市場主體的活力，難以完善對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的管理。各種游離於正規金融之外的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在存貸利差過高情況下，加重了民間金融經營的投機性與風險性，違約破產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加大，容易引發社會動盪。因此，參照我國分稅制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實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調的金融改革，讓渡部分金融管理權給地方政府部門，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話語權，是健全地方各項金融監管制度，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責任，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有效途徑。
4.國家金融資源統一供給與地方金融資源缺失和差異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資源只有發揮市場基礎性配置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才能實現金融資源價值最大化。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是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實際控制者，然而與消費、投資、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聯系的金融資源需求主要來自地方項目單位，這就造成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的不一致。在過去30年金融制度變遷過程中，中央金融資源供給導向和地方金融資源需求導向雖然交替存在，但從總體上看，金融資源需求導向占據了主導地位。事實上，國家金融部門並沒有真正掌握金融資源配置的主導權，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巨大壓力所趨使。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現象，導致國家與地方之間、各金融機構總行與分行之間存在層層委託代理關系，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的社會成本增加，不利於我國經濟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廣。金融資源的過渡集中，國家以權力配置金融資源成為必然，各個地方政府只有通過跑（步）部進京，尋求金融資源分配的政策傾斜。結果，權力干預有形之手代替市場無形之手配置金融資源，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同時，進一步推動地方政府加強對地方金融資源的調控配置，以滿足貼近市場、貼近基層的金融資源差異化需求。
5.國家信用資金指導性配額與地方項目市場化資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國取消了信貸計劃指標，對銀行機構信貸規模採取存貸比例控制，但事實上還存在變相的信用資金計劃分配問題。在過去10多年信用資金指導性分配過程中，人民銀行主要通過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額、存貸比控制以及選擇性貨幣政策如消費者信用控制、證券市場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會信用總規模。以信貸資金分配為例，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信貸額度發放指導性計劃對各大商業銀行進行調節；各大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規定計劃限額范圍內在內部層層分解，下達各級分行年度信用資金分配計劃，實現了通過信貸分配計劃對各省級分行進行二次控制。同時，人民銀行各省級分行還監控轄區內信貸資金分配計劃，加強對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資金計劃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後地區信用資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機構分支式的組織結構則為信用資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於地方實體經濟的各種落地項目是按照風險收益的市場化原則進行經營，在利率管制、匯率管制的情況下，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這就促使各金融機構總部通過信用資金跨省市調動，主動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結果導致地方金融發展的長期非理性，金融資源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從縣、州（市）兩級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國各地金融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更加突出，使得貼近基層、貼近市場以及經濟落後地區的金融資源更加稀缺。顯然，作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關系依然是一種以政府為主體的配額交易關系，使得落後地區風險較大或者收益較低的項目很難獲得正規金融支持。
（二）我國金融體制橫斷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金融分業垂直監管與金融資源橫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演進路徑中，金融業基本上形成了分業監管模式。由於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金融監管不僅形成條條分割式的監管體系，還存在「九龍治幣」的問題，造成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監管效率低下，金融監管弱化、金融監管真空、金融監管滯後成為不可避免現象，這不利於金融風險及時防範與化解，同時還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個監管部門之間難以實現金融信息共享，這不利於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作用。以債券發行監管為例，發改委、證監會、人民銀行分別負責非上市公司債券、上市公司債券以及中期商業票據發行的監管權，財政部則代理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為此，溫家寶在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債券市場管理不統一，市場互聯互通不順暢，不利於完善債券市場管
理體制，建立統一準入制度和監管標准，落實監管責任，擴大債券市場規模，營造良好的市場制度環境。
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制與「九龍治幣」金融監管模式容易形成監管真空，存在監管套利，導致監管成本過大，監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業普遍實行混業經營的大背景下，金融監管邊界越來越模糊，這從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機構逐步實現綜合經營，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和金融資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信息資源的優勢，主動優化配置金融監管資源，為金融業發展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2.我國金融高貨幣化與金融發展低效率不匹配。經濟落後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增長需要積累一定貨幣資金。貨幣資金積累越多，計劃投資的規模就越大，經濟增長也就越快。M2是用來度量貨幣資金供應重要指標，它與名義GDP比值（貨幣化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金融發展程度。西方發達國家貨幣化指數接近1左右時，普遍存在一個倒U的拐點，此時，一個國家金融發展建立了相對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貨幣化指數全面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貨幣化指數並沒出現歷史性拐點，而是繼續保持上升趨勢。2005年，我國貨幣化指數創下歷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後一直保持相對較高水平，並沒出現所謂的貨幣化拐點。
高貨幣化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高度集中壟斷的結果，這也是我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高貨幣化是國家通過對貨幣供應量控制滿足消費、投資、出口等方面貨幣資金需求，獲得了巨額的貨幣紅利，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高貨幣化沒有真正反映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還從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金融業運行效率十分低下，計劃的貨幣資金與信貸資金供給仍然是我國信用資金主要供給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壟斷、地方正規金融存在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疊，造就了我國金融的高貨幣化現象。結果，我國貨幣政策不對稱效應出現了，地方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作為縣域金融的重要補充，間接地抵消了縮緊性貨幣政策的效應，緊縮性貨幣政策在我國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中央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部門聯系會議，形成穩定固定的監管機制，實現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結合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現實狀況，組建金融國資委是實現超級監管的有效途徑。金融國資委不僅將管理財政部、匯金所持中央級國有金融資產，還將使中國人民銀行逐步從管理出資人職責及部分金融監管職責中退出，銀監會、保監會及證監會三家監管機構將從出資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監管職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體系建設過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鑒中央金融國資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國資委的管理經驗，組建地方金融國資委，改變地方金融機構由國資委、金融辦等部門多頭管理而不統一的現狀。成立地方金融國資委有利於理順地方金融機構出資人管理職能，實現地方金融機構之間管理信息的橫向共享，促進金融資產保值與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動地方金融發展。

『伍』 金融市場能夠迅速有效的引導資金合理流動,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的原因有哪些

蘇聯長你是2B

『陸』 在金融市場上能夠引導貨幣資金合理流動和配置的是

利率和市場結構

『柒』 劉光溪：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突破

劉光溪：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突破2014年中國金融
—加快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內生需求型轉變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縣域經濟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城鄉統籌發展，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關鍵。中央在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縣域經濟」概念，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決好農業、三農、農民問題，關鍵在於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才能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進一步強化和提升縣域經濟發展定位。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縣域經濟需要縣域金融提供資金聚集、價格發現、風險管理和成本管理，才能實現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提升縣域經濟增長的活力。2012年1月6日，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三農金融改革，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構建多層次、多樣化、適度競爭的三農金融服務體系，並要求小金融機構立足當地、立足基層，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報告提出，要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的金融支持。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優化「三農」金融服務，統籌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協同作用，發揮直接融資優勢，支持經中央批準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推動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國家高度重視縣域金融極度薄弱的現狀，這也是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普遍關注的焦點和難點。在過去近30年的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壟斷、地方正規金融高度壓抑、民間金融高度脆弱的發展格局[1]，而縣域金融改革始終遵循了外生供給型的發展路徑。要正確理解這種制度安排的內在邏輯，需要認真分析、認真研究我國經濟金融制度的演進路徑，尋求縣域金融外生供給變化的動態演化過程，從而正確理解它是如何通過慣性趨勢達到當前狀態，才能實現縣域經濟發展金融瓶頸突破，建立符合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務體系。
一、縣域金融外生供給型制度安排的內生邏輯
制度演進如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是一個不斷選擇和發展的連續過程。今天的制度幾乎總是表現出與昨天的、常常是一個世紀或者更早的制度強烈的聯系[2]，而未來的制度又是今天制度演進的結果。我國縣域金融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幾十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進的結果。
（一）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民間金融基本生存權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選擇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主導下，金融國有化成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必然選擇。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金融業屬於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在此背景下，各種私營金融業不可避免地開始從分散走向集中，進行公私合營的改造。1952年5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指示，對全國金融業進行全面改造，淘汰錢庄和私營銀行；對實行公私合營銀行進行人員整編、機構合並。中國人民銀行制訂「徹底改造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行庄」方針，對私營錢庄實施公私合營，或者自行淘汰；對合營或聯營的大銀行整頓合並為一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除損益自理外，業務、人事歸當地中國人民銀行管理[3]。人民政府通過沒收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全部官僚資本，把它們改造成為國營銀行，把全部私營銀行和錢庄改造為在國家銀行領導下的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由國家集中經營銀行信貸、保險業務和黃金、白銀、外國貨幣交易[4]。
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各種私營銀行、錢庄、信託公司改造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的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由北京總管理處進行統一管理。1959年，公私合營銀行的各地分支機構並入當地人民銀行[5]。金融業公有制改造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於穩定社會、打擊投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消滅所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借貸制度，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合作金庫、錢庄、典當、各省地方銀行機構、農工銀行、農民銀行、縣銀行[6]等縣域金融機構由於官僚資本、私人資本等性質被終止、沒收與兼並，形成國有的、統一的全國性金融機構，完全摧毀和剝奪了原來已經存在的、以民間金融為主體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
（二）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金融體制剝奪三農金融發展權
1956年，我國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體制。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無論是企業或者個人的經濟活動均納入了國家指令性計劃，整個社會沒有商品生產與交換，也沒有市場機制，國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經濟。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基本上否定了現代金融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金融機構只是作為國家財政預算的一個核算部門，建立全國統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體製成為必然。
實際上，早在1953年，人民銀行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通過「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把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7]。1959年以後，公私合營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其它國有銀行先後並入當地人民銀行，形成了大一統金融體制，其分支式的組織機構分布全國各地，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全國唯一的國家銀行，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所有單位和個人只能與國家銀行發生信貸關系，商業信用被禁止[8]。農村信用社被集體化、准國有化後，已經不是合作性質的基層金融組織機構，以利息、租金為基礎的三農信貸交易被全面禁止，錢庄、典當以其它合作性質的金融機構全面停止了經營或者被並入當地人民銀行，三農金融發展權實際上已經完全被剝奪。
（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剝奪了三農金融內生需求權
確立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成為新中國趕超美國等發達國家最主要途徑。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只有把私營企業改造成國營企業，把多數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裡，才能保證經濟剩餘的積累流向重工業部門，擺脫重工業優先發展資源短缺的約束。1956年，我國建立了工場手工業式的農業合作社，這是一種共同勞動、共同所有的人民公社化經營模式，但是一種低級、落後、愚昧和強制性的原始公有制，是中國幾千來農民革命均貧富思想的集中體現，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的高級農業合作社。這種農業合作社基本上排斥了商品經濟在農村地區的存在，國家通過統銷統購政策強制性佔有農村剩餘產品。
為了實現農村金融剩餘的集中和農村金融資源轉化為對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政府通過信貸資金的「統收統支」將農村信用社納入了公有制經濟體系[9]。農村信用社已經不是農民自願入股參與的基層金融組織，更多的是承擔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政治任務。所有社員不論自願與否都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組織，並且只有入社的義務，不能享受退社的自由和權利[10]。隨著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農村信用社最終被人民銀行合並，成為政府獲取農村金融剩餘的工具。國家通過對農產品剩餘和農村金融剩餘的強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限制生產要素流動，扭麴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成為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廉價佔有農村剩餘資源的主要手段[11]。農村剩餘資源被強制性剝奪，商業性生產、交換、消費基本上不存在，農村金融內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結果，城鄉二元分治問題嚴重，三農問題代價沉重，城鎮化推進緩慢，農業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大規模農業人口長期處於貧困之中[12]。
（四）小農經濟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內生性金融服務需求
我國傳統上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但只存在農民個人佔有，不存在個人所有土地制度[13]。農民只能向大土地所有者或者集體租種土地，主要以實物地租形式繳納，貨幣地租、勞役地租只是部分存在[14]。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長期在廣大農村占據統治地位，所要求的貨幣化、商業化、市場化程度較低，只有少量以貨幣為中心的商業性交換。廣大農村生活在這種以傳統為紐帶小農經濟社會里，內部自生性經濟變化只是很小的因素，缺乏足夠的經濟進步[15]，基本上延續了父輩的生活足跡，導致農村地區長期以來缺乏內生性金融服務需求。貨幣化支付只是起著非常小的作用，經濟生活貨幣化並沒有占據主導地位，而每一項工作任務都具有貨幣化報酬，是市場經濟社會存在的前提條件[16]。
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作為一種低級公有制模式，基本上排斥了貨幣經濟在農村地區的存在，反而強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我國農村地區沒有真正出現現代化農業生產。1979年，我國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農民主要以余糧的實物形式上繳給國家，通過勞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換和調節勞動力的使用，這種非貨幣化的生產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我國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和落後地區，直到本世紀初才發生根本性改變。實物地租或者勞役地租一方面反映了物資匱乏，另外一方面說明了農戶手中沒有足夠用於交換的資金。工作和生活沒有普遍貨幣化，這意味著生產者普遍缺乏市場，對於貨幣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規的社會[17]，很難產生內生性金融服務需求。
（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非自由契約的制度安排嚴重地束縛了三農金融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路線，部分省市開始探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扭轉一大二公社會主義實踐造成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的現狀，首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問題。1985年，全國土地經營制度改革任務基本完成，人民公社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背景下所進行的一種所有權模糊的土地制度改革，不可能突破所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束縛。土地所有權是國家和集體所有，農戶只能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但這種制度改革適應了我國人口眾多、市場化水平低、財政收入低和經濟落後的基本國情，極大解放了農村社會生產力。

[1]劉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國金融[J],第15期.
[2]庫爾特.多普菲,2004.演化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2頁.
[3]張徐樂,2006.生存與消亡：上海私營金融業的公私合營,當代金融家[J],第2期.
[4]劉少奇,195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R].
[5] http://ke..com/view, 2012.公私合營銀行.
[6]縣銀行主要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協助的一種股份公司組織,其本質就是現代村鎮銀行,1947年,全國已經成立縣銀行總數544家。葉世昌,潘連貴,2001. 中國近代金融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93頁.
[7] http://www.pbc.gov.cn,中國人民銀行歷史沿革,2012.
[8] http://www.pbc.gov.cn,中國人民銀行歷史沿革,2012.
[9]姚會元,陳儉,2008.三農信用制度異化問題探析,學術交流[J],第11期.
[10]何廣文, 2006.三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思路,銀行家[J],第2期.
[11]何廣文,2006.三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思路.銀行家[J],第2期.
[12] http://cpc.people.com.cn,2012.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張占斌,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政治經濟學解析.
[13]高德步,2001.世界經濟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36-37頁.
[14]厲以寧,2002.資本主義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40頁.
[15]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8頁.
[16]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33頁.
[17]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33頁.
[18]林業、草地、海灘等公共資源都是採用承包責任的使用方法,其產權歸集體所有.
[19]中國銀監會,關於調整放寬三農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三農建設的若干意見》,銀監發〔2006〕90號.
[20]劉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國金融[J],第15.
[21]王軍,2011.縣域經濟創新發展的體制支撐[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265頁.
[22]溫鐵軍,2008.三農合作基金會的興衰史.中國改革[J],第8期.
[23]楊德平,2011.我國二元經濟轉換中的三農金融,博士論文[D].中國人民大學.

『捌』 劉光溪: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內生需求型轉變

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內生需求型轉變 2015 中國金融
劉光溪

縣域經濟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城鄉統籌發展，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關鍵。中央在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縣域經濟」概念，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決好農業、三農、農民問題，關鍵在於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才能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進一步強化和提升縣域經濟發展定位。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縣域經濟需要縣域金融提供資金聚集、價格發現、風險管理和成本管理，才能實現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提升縣域經濟增長的活力。2012年1月6日，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三農金融改革，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構建多層次、多樣化、適度競爭的三農金融服務體系，並要求小金融機構立足當地、立足基層，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報告提出，要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的金融支持。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優化「三農」金融服務，統籌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協同作用，發揮直接融資優勢，支持經中央批準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推動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國家高度重視縣域金融極度薄弱的現狀，這也是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普遍關注的焦點和難點。在過去近30年的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壟斷、地方正規金融高度壓抑、民間金融高度脆弱的發展格局[①]，而縣域金融改革始終遵循了外生供給型的發展路徑。要正確理解這種制度安排的內在邏輯，需要認真分析、認真研究我國經濟金融制度的演進路徑，尋求縣域金融外生供給變化的動態演化過程，從而正確理解它是如何通過慣性趨勢達到當前狀態，才能實現縣域經濟發展金融瓶頸突破，建立符合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務體系。
一、縣域金融外生供給型制度安排的內生邏輯
制度演進如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是一個不斷選擇和發展的連續過程。今天的制度幾乎總是表現出與昨天的、常常是一個世紀或者更早的制度強烈的聯系[②]，而未來的制度又是今天制度演進的結果。我國縣域金融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幾十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進的結果。
（一）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民間金融基本生存權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選擇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主導下，金融國有化成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必然選擇。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金融業屬於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在此背景下，各種私營金融業不可避免地開始從分散走向集中，進行公私合營的改造。1952年5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指示，對全國金融業進行全面改造，淘汰錢庄和私營銀行；對實行公私合營銀行進行人員整編、機構合並。中國人民銀行制訂「徹底改造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行庄」方針，對私營錢庄實施公私合營，或者自行淘汰；對合營或聯營的大銀行整頓合並為一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除損益自理外，業務、人事歸當地中國人民銀行管理[③]。人民政府通過沒收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全部官僚資本，把它們改造成為國營銀行，把全部私營銀行和錢庄改造為在國家銀行領導下的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由國家集中經營銀行信貸、保險業務和黃金、白銀、外國貨幣交易[④]。
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各種私營銀行、錢庄、信託公司改造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的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由北京總管理處進行統一管理。1959年，公私合營銀行的各地分支機構並入當地人民銀行[⑤]。金融業公有制改造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於穩定社會、打擊投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消滅所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借貸制度，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合作金庫、錢庄、典當、各省地方銀行機構、農工銀行、農民銀行、縣銀行[⑥]等縣域金融機構由於官僚資本、私人資本等性質被終止、沒收與兼並，形成國有的、統一的全國性金融機構，完全摧毀和剝奪了原來已經存在的、以民間金融為主體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
（二）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金融體制剝奪三農金融發展權
1956年，我國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體制。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無論是企業或者個人的經濟活動均納入了國家指令性計劃，整個社會沒有商品生產與交換，也沒有市場機制，國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經濟。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基本上否定了現代金融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金融機構只是作為國家財政預算的一個核算部門，建立全國統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體製成為必然。
實際上，早在1953年，人民銀行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通過「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把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⑦]。1959年以後，公私合營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其它國有銀行先後並入當地人民銀行，形成了大一統金融體制，其分支式的組織機構分布全國各地，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全國唯一的國家銀行，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所有單位和個人只能與國家銀行發生信貸關系，商業信用被禁止[⑧]。農村信用社被集體化、准國有化後，已經不是合作性質的基層金融組織機構，以利息、租金為基礎的三農信貸交易被全面禁止，錢庄、典當以其它合作性質的金融機構全面停止了經營或者被並入當地人民銀行，三農金融發展權實際上已經完全被剝奪。
（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剝奪了三農金融內生需求權
確立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成為新中國趕超美國等發達國家最主要途徑。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只有把私營企業改造成國營企業，把多數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裡，才能保證經濟剩餘的積累流向重工業部門，擺脫重工業優先發展資源短缺的約束。1956年，我國建立了工場手工業式的農業合作社，這是一種共同勞動、共同所有的人民公社化經營模式，但是一種低級、落後、愚昧和強制性的原始公有制，是中國幾千來農民革命均貧富思想的集中體現，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的高級農業合作社。這種農業合作社基本上排斥了商品經濟在農村地區的存在，國家通過統銷統購政策強制性佔有農村剩餘產品。
為了實現農村金融剩餘的集中和農村金融資源轉化為對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政府通過信貸資金的「統收統支」將農村信用社納入了公有制經濟體系[⑨]。農村信用社已經不是農民自願入股參與的基層金融組織，更多的是承擔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政治任務。所有社員不論自願與否都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組織，並且只有入社的義務，不能享受退社的自由和權利[⑩]。隨著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農村信用社最終被人民銀行合並，成為政府獲取農村金融剩餘的工具。國家通過對農產品剩餘和農村金融剩餘的強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限制生產要素流動，扭麴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成為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廉價佔有農村剩餘資源的主要手段[11]。農村剩餘資源被強制性剝奪，商業性生產、交換、消費基本上不存在，農村金融內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結果，城鄉二元分治問題嚴重，三農問題代價沉重，城鎮化推進緩慢，農業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大規模農業人口長期處於貧困之中[12]。
（四）小農經濟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內生性金融服務需求
我國傳統上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但只存在農民個人佔有，不存在個人所有土地制度[13]。農民只能向大土地所有者或者集體租種土地，主要以實物地租形式繳納，貨幣地租、勞役地租只是部分存在[14]。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長期在廣大農村占據統治地位，所要求的貨幣化、商業化、市場化程度較低，只有少量以貨幣為中心的商業性交換。廣大農村生活在這種以傳統為紐帶小農經濟社會里，內部自生性經濟變化只是很小的因素，缺乏足夠的經濟進步[15]，基本上延續了父輩的生活足跡，導致農村地區長期以來缺乏內生性金融服務需求。貨幣化支付只是起著非常小的作用，經濟生活貨幣化並沒有占據主導地位，而每一項工作任務都具有貨幣化報酬，是市場經濟社會存在的前提條件[16]。
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作為一種低級公有制模式，基本上排斥了貨幣經濟在農村地區的存在，反而強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我國農村地區沒有真正出現現代化農業生產。1979年，我國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農民主要以余糧的實物形式上繳給國家，通過勞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換和調節勞動力的使用，這種非貨幣化的生產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我國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和落後地區，直到本世紀初才發生根本性改變。實物地租或者勞役地租一方面反映了物資匱乏，另外一方面說明了農戶手中沒有足夠用於交換的資金。工作和生活沒有普遍貨幣化，這意味著生產者普遍缺乏市場，對於貨幣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規的社會[17]，很難產生內生性金融
伴隨著城市化、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制度性障礙開始顯露出來。土地是農民最主要的資產，但只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18]，土地難以實現流轉，進一步限制了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經營，三農地區市場化水平極端低下。自由契約是現代商業化正常運轉的前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一種土地資源分配製度，是依靠政府指令使農戶與集體共同達成協議，而不是在自由契約基礎上所形成的市場機制，從而對土地資源交換與流轉形成制度性約束。農村土地自然失去了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等方式創造利潤的機會，農民也不能享受土地價格上漲所帶來的級差地租。結果農村土地生產成本很高，而使用效率很低，農村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受到進一步限制，難以形成滿足農村正規金融發展所需要的資源。
二、縣域金融外生供給型制度安排的主要問題
建國30年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制度，嚴重地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若要徹底揚棄這種制度再次進行社會變革顯然是不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1978年，我國進行二次改革主要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條件下進行漸近式的改革，這次改革既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是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相應地，我國大一統金融體制主要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改革，這種外生供給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導致基層金融機構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監管能力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並且金融發展只能逐步突破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限制，結果造成內生需求型縣域金融高度壓抑，基本處於空白狀態，難以滿足縣域經濟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需求。
（一）姓國姓民體制障礙束縛了縣域民間金融發展
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並沒有具備農業現代化生產條件，傳統小農經濟占據主導地位，三農經濟的市場化、貨幣化水平較低，需要小額、分散、靈活的金融服務。土地作為農民的主要資產，只有土地經營權，沒有土地所有權，這種制度安排限制了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經營，同時也不能以土地經營權擔保向外來正規金融機構獲得信貸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緣、地緣基礎之上的各種民間金融，是一種基於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種無抵押、無擔保的小額信用融資，較好滿足了農村地區差異化金融服務需求，消除了借貸雙方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信貸配給，民間金融因此成為我國縣域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世紀80-90年代，民間金融為三農經濟、鄉鎮企業提供大量金融服務，對縣域正規金融發展形成重重競爭壓力和沖擊力，但同時也出現了部分金融風險。面對民間金融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金融管理部門不是合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而是通過強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締、禁止各種民間金融活動。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原因：一是中央金融監管部門難以對基層金融風險實施有效控制；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所形成的認識，難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思想束縛，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在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的國際化背景下，我國民間金融卻不能真正地享受國民待遇，實現陽光化、透明化經營，而縣域正規金融形成高度金融壓抑，難以滿足縣域經濟特色化、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需求，這導致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由於四大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在縣域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務的空白，2006年，中國銀監會允許金融業對所有社會資本放開[19]，但通過嚴格的市場准入條件限制民間金融發展，民間資本多元化發展格局仍未完全放開。2008年銀監會允許設立「只貸不存」小額貸款公司。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出台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實施細則。相關政策的實質性內容並沒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體制性障礙，民間金融仍然在夾縫中尋求生存。最突出的就是金融領域玻璃門與彈簧門現象，表面上看民間資本受鼓勵進入金融業，但實際上各種制度安排對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形成約束。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但要大規模、大面積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還存在較長的時間。
（二）分業垂直體制導致縣域金融脫離縣域經濟發展
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一直以來遵循機構改革範式，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先後從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獨立出來，並通過分支式組織結構在全國各縣市形成基層金融服務體系。分支式組織結構較快解決了縣域金融服務主體缺乏問題，但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商業化經營逐漸成為國有銀行主要追求目標。在利潤最大化驅動下，四大國有銀行分支式組織結構為縣域信用資金向大中城市和發達地區集中提供了便利，導致貼近基層、貼近三農、貼近項目信用資金普遍缺乏，加劇縣域金融資源稀缺。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作為中央金融管理部門，通過分業垂直的分支式組織結構對金融業進行監管。由於受到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和市場化改革的影響，大多中央金融監管部門主要集中省市一級，人民銀行成為大多數縣級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門，但由於職能受限，不可能對縣域金融實施有效管理。
30年金融體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國有銀行經歷了金融壟斷到金融市場化、國際化改革的路徑。但從總體上看，主要是進行橫斷層面的改革，並沒有在縱向層面進行放權讓利[20]。無論是商業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機構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組織結構，不受地方政府管轄，只對上級行負責，造成了縣域正規金融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在利潤最大化和監管風險最小化雙重驅動下，必然導致縣域金融脫離縣域經發展，縣級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很難獲得特色化、差異化的金融支持，嚴重剝奪了縣域金融對實體經濟配置的活力。
（三）農村信用社准國有化制度安排導致脫農進城趨勢
1979年，中央政府決定恢復農村信用合作社組織地位，辦理三農各項金融業務，執行國家金融部門的職能任務，縣聯社歸農業銀行管理。農村信用合作社已經不是農民自願入股組成，實行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而是大部分出資來自國家，農民出資只佔很少部分的准國有銀行，已經失去了基層農戶合作的性質。這意味著農村信用社是中央政府推動的自上而下的外來型金融組織，並不是誕生於三農內生性需求的金融服務主體，這實際上限制了民間資本進入正規金融合作服務領域，壓制了民間金融的發展。
1996年，農村信用社與中國農業銀行正式脫鉤，由中國人民銀行託管。1999年以後，人民銀行組建了地（市）聯社，對縣聯社實施管理。2003年，國務院進行以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為核心信用社改革，推動農村信用社組建成為省級聯社、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人民銀行把農村信用社的管理權移交給省政府，退出對信用聯社的管理。省政府成為農村信用社出資人，成立省聯社對全省農村信用社實施有效管理。省聯社作為獨立法人縣聯社的聯合體，其產權屬於省級政府，通過統一的人事制度、財務制度和信用資金計劃對縣聯社實施管理和控制。縣聯社徹底失去了名義上合作性質獨立法人地位，間接成為省聯社下屬准分支機構，成為三農資金向地級市和省會城市集中的抽水機。省國企的行政管理職能進一步強化，而三農服務職能進一步弱化，這與縣域和三農金融服務體系強化與創新趨勢不相一致。
（四）外生型三農金融服務難以平衡商業性與政策性
我國三農金融體制改革始終沒有跳出外來機構範式這一模式，即重視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存在，而不重視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持與服務。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性銀行，主要任務是落實好國家宏觀調控和強農惠農政策，具有很濃的計劃經濟色彩，並不對三農經濟提供小額、分散的金融服務。農業銀行作為服務三農經濟的商業性銀行，2007年，中央對農業銀行確立了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改革原則，要求農業銀行強化三農市場定位和責任。2009年，中國銀監會要求農業銀行建立適應三農金融服務的事業部管理機制。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要求農業銀行穩步推進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支持農業銀行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大縣域「三農金融事業部」試點省份范圍。農業銀行商業化經營與中央金融管理部門三農金融服務行政化目標相沖突，農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並沒有強化對三農金融服務的支持，而是對大部分鄉鎮營業網點進行大規模撤並，造成三農金融服務主體缺失加劇。郵政儲蓄銀行主要對三農地區提供匯兌業務，只提供有限的農業貸款。農村信用社作為一個商業化運作金融機構，既要承擔國家政策性農貸制度的職能，又要實行市場化運營，始終游離於政策性與商業性之間。

（五）突破條條框框認識的誤區，加大對縣域新型金融組織體系培育
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銀行等金融機構，從根本上解決外生供給強制型金融制度的問題。一是鼓勵金融機構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入股。二是建立具有合作性質的農業產業基金、農業創投公司、三農資金互助社。三是充分發揮小額貸款公司融資功能，對小微企業提供特色化融資服務。四是鼓勵引進股權投資基金，對特色產業、優勢產業進行孵化，培育市場制度。
（六）建立具有開發性質的縣級政策性金融服務機構
商業化金融機構難以實現政策性與商業性業務之間的平衡，而縣域金融薄弱現狀需要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專業性服務，實現對縣域經濟的培育和開發。一是成立土地銀行，我國是典型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農業大國，土地是廣大農民主要資產。土地集體所有權的限制需要探索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模式，成立縣級土地政策性銀行將土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與土地級差收入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了土地的規模化、集體化、集約化經營。二是成立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業生產周期長，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大，需要政府提供農業風險保障。政策性農業保險實現財政手段與市場機制有效對接，通過創新政府補償方式，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較好地分散農業風險，促進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三是成立政府農業信貸機構。成立不以盈利為目的農業信貸機構，對三農提供農產品抵押貸款、災害補貼、差價補貼以及倉儲等其它涉農貸款。四是成立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針對農民貧困，自身信用等級較低，自身擔保能力有限，農村資金普遍匱乏情況，成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或者農業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主要為農林牧漁等農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等涉農生產提供擔保。
（七）加快推進縣域金融市場化改革基礎設施建設
縣域金融改革突破先行先試需要加大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一是加大對縣域分支機構和鄉鎮金融網點建設，為推進從解決三農金融「缺失」向解決三農金融「薄弱」的轉變奠定基礎。二是建立農戶、小微企業信息披露機制和信用評定機制，推廣信用村、信用鄉鎮建設，全面提升基層信用水平和信用意識。三是大力推進現代支付系統建設，節約基層金融運行成本，為誠信環境建設奠定基礎。四是加大對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房屋所有權「三權」的權證登記頒證、確權評估、流轉服務工作，為三農「死資產」票據化、資產化、證券化流動奠定基礎。五是建立農村產權綜合交易平台、產權中介服務評估平台，推動農村產權交易，在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前提下增加農民收益，形成促進農民土地流轉的機制，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增加農民收益，為金融招商引資奠定基礎。
（八）構建縣域金融發展的引導機制、風險補償機制、風險分擔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
一是整合涉農項目資金，加大對農業產業化重點產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和涉農金融的補貼力度，引導金融資金、民間金融更多地投向特色產業、優勢產業，形成縣域金融發展引導機制。二是建立小微企業、農戶貸款、「三權」抵押新增貸款風險補償專項資金，構築風險補償體系。三是探索財政資金分擔風險擔保機制，形成政府、金融機構、擔保中介機構、農戶共同分擔的貸款風險機制和土地流轉機制，提升「三權」抵押貸款融資的能力和條件。四是創新農戶互保、聯保等信用融資模式，形成借款人之間的風險分擔機制。五是建立全方位農民保障體系，確保農民目前生活有提升，長遠生計有保障；充分利用基金理財功能，成立土地保障基金，用於土地流轉、農業保險補貼以及農民養老保險支出，促進土地流轉。

[①]劉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國金融[J],第15期.
[②]庫爾特.多普菲,2004.演化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2頁.
[③]張徐樂,2006.生存與消亡：上海私營金融業的公私合營,當代金融家[J],第2期.
[④]劉少奇,195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R].
[⑤] http://ke..com/view, 2012.公私合營銀行.
[⑥]縣銀行主要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協助的一種股份公司組織,其本質就是現代村鎮銀行,1947年,全國已經成立縣銀行總數544家。葉世昌,潘連貴,2001. 中國近代金融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93頁.
[⑦] http://www.pbc.gov.cn,中國人民銀行歷史沿革,2012.
[⑧] http://www.pbc.gov.cn,中國人民銀行歷史沿革,2012.
[⑨]姚會元,陳儉,2008.三農信用制度異化問題探析,學術交流[J],第11期.
[⑩]何廣文, 2006.三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思路,銀行家[J],第2期.
[11]何廣文,2006.三農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思路.銀行家[J],第2期.
[12] http://cpc.people.com.cn,2012.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張占斌,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政治經濟學解析.
[13]高德步,2001.世界經濟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36-37頁.
[14]厲以寧,2002.資本主義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40頁.
[15]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8頁.
[16]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33頁.
[17]海爾布羅納,米爾博格,2010.經濟社會的起源[M],李陳華等譯.上海馬三聯書店,第33頁.
[18]林業、草地、海灘等公共資源都是採用承包責任的使用方法,其產權歸集體所有.
[19]中國銀監會,關於調整放寬三農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三農建設的若干意見》,銀監發〔2006〕90號.
[20]劉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國金融[J],第15.
[21]王軍,2011.縣域經濟創新發展的體制支撐[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265頁.
[22]溫鐵軍,2008.三農合作基金會的興衰史.中國改革[J],第8期.
[23]楊德平,2011.我國二元經濟轉換中的三農金融,博士論文[D].中國人民大學.

『玖』 怎樣建立農村資金迴流的長效機制

一是加快構建農村金融體系。目前，農村金融體系的不完整和農村金融組織的功能不健全正日益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農村經濟發展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影響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發展。從縣域實際看，農業發展銀行局限於政策性支農，農業銀行體制上的因素難以提供支農資金，只有農信社在孤軍奮戰。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三駕馬車」作用，當務之急是要按照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金融改革作出的整體部署：加快構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的農村金融體系。

二是運用法律手段支持「三農」。盡快制定支農資金管理法規，如《農村投資管理法》，制定縣域內金融機構承擔支持「三農」義務的政策措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各類金融機構在縣及縣以下機構、網點新增存款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資金用於支持當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同時，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活動，激活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引導社會資金向農村市場流動，壯大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

三是提高政策性資金支農比重。首先正確運用貸幣信貸政策支農效應，積極發揮央行的資金調劑融通作用，尤其是擴大對欠發達縣域支農再貸款的投放，緩解支農資金不足的矛盾。其次增加財政支農資金總量，提高財政支農資金在總支出的比重，使國家支農資金穩定增長。

四是切斷農村資金外流渠道。由於資金外流嚴重，承擔支農「主力軍」重任的農信社面臨資金實力不足的困境。面對遍布鄉村大大小小的農村經濟組織、中小企業和廣大農戶的多樣化資金需求，農信社顯然力不從心，資金來源渠道少，吸存能力較弱，資金來源與運用的矛盾十分突出。盡管國有商業銀行撤出農村留下大片陣地，但「吸血機」功能尚未切斷，加上郵政儲蓄機構的吞噬，組織資金舉步維艱。據調查，湖南某縣農信社到2月末各項存款余額6.7億元，僅佔全轄各項存款總額的27.5%，而貸款卻佔全轄總額的48.6%。因此要建立金融支持的補償機制，保證農業領域的內生金融資源在本領域的廣泛使用。在目前市場無法調節的情況下，必須採用政府強制手段保證內生金融資源在本土使用，限制農村資金外流，加快郵政儲蓄資金迴流於農村。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行政督導作用，通過政府協調、牽頭，促使地方涉農單位、「農字型大小」企業在農信社開戶、存放資金，要求農口部門的預算外資金特別是各種農業發展基金、財政預算外資金必須存放在農村信用社，擴大農信社資金來源，聚集更多資金以利支農。與此同時，農信社應強化服務意識，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暢通結算渠道，更好地服務於客戶。

五是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小額農貸機制。小額農貸運營成本較高，在財務上其獨立性也較差，為保障其可持續發展，國家財政部門應建立小額農貸補償機制，對目前處於農村資金投放主渠道的農村信用社投放的小額農貸，根據其支持的農業項目的風險程度給予適當的補償，同時，鼓勵商業銀行向農村投放小額農貸，拓寬農村資金迴流渠道。

『拾』 劉光溪：《強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創新，加快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強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創新
加快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完善，我國實體經濟市場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為向經濟大國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金融體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成效顯著。中央在橫向層面形成了多層次、多類別的金融組織體系和金融市場體系，經濟貨幣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金融資產成為居民個人重要的持有資產，金融業全面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金融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流動性和風險分散機制，滿足了大規模長期性投資和大規模技術創新的需要，促進了市場專業化分工和交換。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體制改革取得的積極進步，就不可能有實體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金融業無論是管理體制還是業務運行機制，其市場化改革滯後於實體經濟，形成了大經濟小金融的發展現狀。在非公經濟對GDP貢獻占據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基本上延續了國有或者國有控股占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思路，特別是嚴格限制民營資本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體制機制障礙，制約了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的基礎性配置，對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構成層層的制度性約束。為此，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補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等制度框架，加強引導和教育，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支持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鼓勵創業投資機構和股權投資機構投資小型微型企業」。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2013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這是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和黨的十八報告後，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試點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風險自擔的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2013年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進一步豐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機構種類，支持在小微企業集中的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機構，推動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民營金融機構。
一、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是我國經濟社會大發展逼出來的結果
建國後，我國選擇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金融國有化成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必然選擇。從1952年開始，我國對國民時期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進行全面改造和整頓，各種金融機構由於官僚資本、私人資本等性質被接管、沒收、終止或兼並，成為國營或者公私合營金融機構。1959年起，全國各地金融機構陸續並入當地人民銀行，從而形成了大一統的金融體制。1978年，我國實行民生改革開放的興國戰略，從上至下對大一統金融體制進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續了人民銀行分支式組織結構的特點，國有銀行或者保險機構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機構，快速有效地彌補了省、市、縣三級金融機構普遍缺乏的問題。
此次金融體制改革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前提條件下進行漸進式的改革，政策性、商業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機構都毫無疑問堅持了向國有或集體所有制靠攏，成為所謂正規、正統的國字型大小或准國字型大小的金融機構。這種國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種內生性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對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則採取了卡壓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復無常的態度。特別是面對民間金融蓬勃發展所出現的部分金融風險時，國家金融管理部門不是通過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而是通過強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締、禁止各種民營金融活動。本世紀初，伴隨著四大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在縣域一級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務的空白，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三農經濟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迫切地需要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放寬金融市場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監管部門重新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設立金融機構，支持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
二、大力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30年的金融體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資源高度集中、縣域正規金融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高度脆弱的發展格局，導致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不一致。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蓬勃興起，這種大而不當的金融服務體系還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經濟與金融服務不協調、不匹配和不適當等問題充分暴露出來。
（一）金融資源高度集中導致民生與三農金融資源供給缺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一統金融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銀行機構、保險機構、證券機構為主體，其它金融機構為補充的現代金融體系，並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結構。這種金融制度安排為農業反哺工業，集中有限資源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導致金融資源高度集中，這在銀行業方面特別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國17家主要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為84萬億元,占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63.07%。其中五大國有銀行佔全國銀行資產比重為44.93%，佔17家主要商業銀行比重為71.47%。17家主要商業銀行高度集中銀行資源，不僅形成「大而不倒」的發展格局，更為重要的是，加劇了縣市一級金融資源供給的缺失。我國主要商業銀行高度集中了銀行資源，不僅形成「大而不倒」的發展格局，更為重要的是，加劇了我國基層金融服務的缺失。
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質的地方性金融機構，成立的初衷是立足當地，服務三農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然而，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機構不是農戶自願入股、具有合作性質的基層金融機構，主要是從上而下設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續了向集體所有、國有靠攏的模式。地方政府成為實際的出資人，縣級分支機構基本上成為准分支機構，出現脫農進城發展傾向，背離了其成立時宗旨，基層金融缺乏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
（二）區域正規金融分布嚴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在大一統金融體制的演進過程中，國有金融機構主要經歷了商業化經營和股份制改造兩次大的市場化改革。改革的結果是國有金融機構憑借其分支式組織結構的便利，把金融資源從基層向省市集中，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集中，投向效率相對較高的省市和項目，尋求更多的利益空間和發展空間，卻加劇了金融資源省市一級的分布不均。
在銀行業，東部地區法人機構佔全國比重僅為27%，卻集中了60.2%的銀行資產，其中廣東、北京、上海、山東、浙江和江蘇六省市的銀行業資產總額佔全國比重超過50%。同時，全國17家主要商業銀行機構的總部全都分布在東部地區。在保險業，東部地區法人保險數量佔全國的比例高達86.4%。在證券業，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貨公司的總部設立在東部地區的佔比分別為67.6%、97%、69.5%。金融機構總部分布不均為金融資源向東部地區集中提供了便利，東部地區的銀行貸款、債券融資、股票融資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 53.2%、76%、67.6%。在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中，48.4%銀行資產集中在東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等高度集中在國家層面的背景下，金融資源的過度向東部地區集中，必然導致國家金融政策和調控主要適用於東部發達地區，這從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金融發展權。在我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平衡的條件下，這無疑加劇了金融資源的地區分布不均，這不利於面積廣大和人口眾多的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資本的積累與經濟增長，很容易導致我國區域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出現所謂的李嘉圖陷阱。這迫切需要發展自主內生型的、以民營資本為主體的民營金融機構，彌補正規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調控權、發展權嚴重缺失限制了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
我國現有分業垂直的金融管理體制是在大一統金融體制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點。國家金融監管部門不僅主導了全國金融立法權、監管權和調控權，還通過其分支式的組織機構對省市縣三級金融實施監管。分支式的金融監管模式存在金融監管鏈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基層的金融信息，金融監管滯後、監管弱化和監管真空在所難免。更為嚴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剝奪了省市一級地方金融的調控權、監管權和發展權，難以對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民生的民營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管理。這種金融監管制度安排只是飲鴆止渴的權宜之計，並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策，只能加劇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積累與積攢。
面對眾多分散的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首先堅持了風險控制優先審慎監管原則，限制民營資本作為主發起人設立金融機構。在過去30年金融體制演進過程中，民營金融屢遭取締、禁止和打壓，只能走向地下、轉入灰色，然而卻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夾縫中迅速成長和膨脹起來，成為所謂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但同時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風險，對經濟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國民營金融機構快速發展，由此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切需要國家金融監管部門賦予省市一級地主政府金融發展權和管理權，規范和引導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
（四）縣域金融高度壓抑為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留下了大量發展空間
我國縣域金融體系是強制性外生供給制度變遷的結果，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和金融機構總部通過行政手段在縣城一級成立分支機構，解決了大一統金融體制下縣域金融機構嚴重缺失的狀況。這種金融制度一方面為縣域信用資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導致縣級銀行機構的存貸比過於低下，存在嚴重的信貸配給現象，利率機制也難以發揮價格機製作用，調節金融市場實現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國對金融機構採用統一的市場准入標准，忽視了各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巨大差異，從某種程度剝奪了基層金融發展權、監管權、調控權等方面話語權，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險機構是縣域一級主要的金融服務機構，大多隻能提供比較單一的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難以滿足民營經濟、三農經濟多樣化的資金需求，不利於經濟薄弱領域的資本積累和實體經濟的技術創新。
縣域金融制度演進必然導致縣域金融出現高度壓抑，為民間金融留下了大量發展空間，催生了民間借貸、農村合作基金、輪轉基金、民間天使基金、私人錢庄等形式多樣的民間金融機構。它們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開展各種金融服務，解決農村地區和經濟薄弱領域資金不足的困難，但主要採用分散、隱蔽等方式從事經營活動，管理和借貸形式極不規范，留下了一定的風險隱患，地方政府往往成為金融穩定最後處置的直接責任者。
（五）民間金融機構非公開化經營隱藏巨大潛在的金融風險
民間金融作為游離於正規金融體制外的非正規金融，伴隨著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重新煥發了蓬勃的生機。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誘導性制度安排，是一種自發的、內生的、貼近市場的金融行為，其活動完全遵循市場運行規則，通過利率機制自動地調節市場供求，真正地體現了金融市場上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原則，是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最直接、最為徹底的領域。上世紀90年代，部分地區民間金融機構擴張過快，出現了一定的金融風險。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基於對金融風險控制的考慮，通過強制性手段關閉、取締了各種民間金融機構。民間金融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開走向灰色、黑色領域，成為影子銀行。
游離於正規金融體制之外的影子銀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快速擴張，融資總規模約為30萬億元左右，略高於五大國有銀行貸款總規模。影子銀行快速擴張隱藏了潛在的信用危機，2011年8月以來，浙江溫州、河南鄭州、內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先後爆發民間金融危機，最後在地方政府強力介入下才暫時得以穩定。面對民間金融危機，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進一步推動銀行業築好與民間金融之間的防火牆，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審慎開展與民營金融機構的合作。這種重防範、輕合理引導其規范發展的監管理念並沒有跳出傳統壓制、限制民營金融發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間資本只能繼續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這無疑加大了民間金融運行成本和風險，導致正規金融越壓抑，民間金融就越自由快速發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所導致的體制機制障礙，合理地引導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銀行、保險、證券等民營金融機構，新一輪民間金融危機還將會爆發，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造成新一輪沖擊。
三、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的主要優勢與弱點
民營金融是相對於國有金融而言，但並不是國有金融機構中非國有持股部分，在這里，眾多分散的中小股東並不能對國有金融機構經營和管理發揮決策和主導作用。民營金融機構是由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其資本在機構中占據主導或主要控股地位，經營管理行為自主決定，風險自我承擔，優勢與弱點同樣明顯的一種原生態金融。
（一）原生態型
民營金融機構主要誕生在正規金融普遍缺乏區域，這些區域的貨幣化、商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低，實體經濟經營規模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動相對滯後，需要大量小額、分散、流動性較高的金融服務。正規金融機構在這些經濟薄弱領域設立分支機構，很難與零星、分散的客戶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系，獲得相關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發揮大型正規金融機構規模化經營的比較優勢。相比較而言，民營金融機構源於民間原始的、散發著自然濃厚鄉土氣息的信用融資需求，在其誕生的早期是一個過渡性、轉軌性和階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對廣大農村地區、農戶和中小微企業等薄弱領域、薄弱地區提供服務，體現草根性、基層性和內生性的原生態型信用本質。
（二）機動靈活性
大型金融機構為大型企業大項目提供服務，小型金融機構為小型企業提供服務，這是世界各國金融機構演進過程中自然分工的結果，它是不同規模金融機構具有不同的經營特點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憑借自身較大的規模優勢、較高的管理能力和較強的資金運作能力，能夠承受較大經營風險，很容易獲得規模報酬，主要對大型企業大型項目提供服務。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現有民營金融機構是自發誕生的，所要求的市場准入的門檻相對較低，經營規模較小，所能承受的風險也較小，但具有經營機動靈活的特點，很容易與農戶、小微企業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提供小額、期限相對較短且流動性較高的信用資金，滿足其差異化的融資需求。
（三）無擔保性
金融機構是以經營資金為主要對象的特殊企業，對貸款發放有嚴格限制的標准條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質押或保證等擔保，為貸款償還提供保證。大型企業具有較大規模經營優勢，很容易滿足借款條件，獲得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相比較而言，農戶主要分布於農村地區，由於地理位置限制，所擁有的財產價值較低，能夠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小微型企業普遍處於創業前期階段，經營風險較大，所擁有的資產價值較低，沒有規范經營的財務信息。正規金融機構基於成本和風險的考慮，只給予農戶和中小微企業較少的融資支持，這導致二者主要依賴於民營金融機構提供信用資金支持，這是一種基於信譽、血緣、地緣、友緣的無擔保關系型融資。民營金融經營比較靈活，很容易與農戶、中小微企業建立相互信任的長期合作關系，提供無抵押擔保信用融資，有效解決借貸市場由於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信貸配給，彌補大型金融機構所留下金融服務的空白。
（四）市場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國民間金融屢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國經濟薄弱領域金融服務普遍缺乏。面對廣大小額、分散、流動較高的資金需求，正規金融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難以滿足薄弱領域正常的金融服務需求。這種狀況主要是我國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所造成的，正規金融機構數量有限，提供金融產品單一，存在嚴重利率管制，導致信貸市場存在嚴重的信貸配給。相比較而言，民營金融機構是由民間資本自由發起成立的，是一種滿足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性金融機構，特別是灰色與黑色金融機構基本上不存在市場准入限制，它們的信用資金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由使用，以滿足不同經濟主體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其中利率成為調節資金供給與需求的主要價格機制，基本上體現了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市場原則。民營金融因此成為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最直接、最徹底的領域。
（五）脆弱性
金融發展與金融風險是同一問題的兩面，發展必然伴隨著風險的出現。民營金融機構源自於民間自發性內生性的金融服務需求，其快速發展同樣滋長了脆弱性，特別是在國家監管部門任其自生自滅的條件下，民營金融機構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顯，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數民營金融機構服務對象是風險較高的群體，高利貸成為普遍現象，這無疑加大農村地區的生活、生產成本和中小微企業經營成本，同時也加大了貸款收回的風險。伴隨著經濟周期變化導致經濟繁榮與衰退的交替，當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加大時，容易滋生貸款對象的投機性、龐氏性的融資需求，這導致貸款回收存在較高不確定性。另外一方面，民營金融機構小微型、經營風險較高等特點，在籌資市場上很難與大型金融機構競爭，當面臨不確定性經營風險加大時，導致信用資金來源與運用的周期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銀行和大型金融機構不對其提供流動性支持，民營金融機構是難以利用籌資市場解決所面臨的流動性困難，這容易導致民營金融機構因流動性不足而出現倒閉，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顯然，我國民營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國金融領域體制機制障礙所造成的，這加大了民間金融正常運行的風險，對經濟金融安全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四、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理論與實踐障礙
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經歷了鼓勵、禁止取締、再鼓勵的伏起宕跌演進歷程，這既有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礙，也有我國金融實踐方面的困境，這導致我國民營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在夾縫中尋求生存，難以通過陽光化、規范化的經營，逐步成長壯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撐和服務保障。
（一）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理論障礙
建國後，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金融體制，這種金融體制把民營金融當作異類，完全剝奪了民營金融的基本生存權。改革開放後，伴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過渡，我國對大一統金融體制進行改革，但這是在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進行漸近式的改革，對民間資本成立金融機構始終持有不確定、不明明朗的態度。每當部分地區出現金融風險的發展態勢時，民營金融機構往往成為最後的受害者。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溫州地區的民營金融機構獲得了蓬勃發展，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對正規金融機構經營構成了競爭威脅。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為了維護、保護國有金融機構的正常經營，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打壓限制，最後被迫關閉、被合並與兼並，逐步走向灰色區域。
在非公經濟蓬勃發展並對GDP貢獻占據主導地位的狀況下，金融領域由於經營的特殊性，存在更為嚴重的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思想束縛和理論束縛，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民間資本只有走向地下、進入灰色區域繼續生存，從而構成了我國獨特、奇特的民間金融現象，這在世界各國的金融發展史也實屬罕見。
（二）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實踐障礙
我國金融機構分布主要與五級行政管理體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層層分支式組織結構，這導致上下級之間存在層層委託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對稱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滯後，這無疑加大金融運行的成本。特別是縣城以及鄉鎮一級金融發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現象，這不僅加大了基層金融服務的缺失，也導致基層金融風險加大，難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機風險預警機制和防範機制。面對基層金融風險出現時，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基於風險、監管成本、監管信息等方面的考慮，首先禁止和取締基層金融機構特別是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上世紀80-90年代，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就是採用這種方式限制各種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
2006以來，伴隨四大國有銀行商業化經營和股份制改造，在縣域和落後地區留下大量金融服務空白，民營經濟、三農經濟、中小微企業存在巨大的資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於民間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機制，要求國家金融監管部門解決民生領域金融服務缺失的困難。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重新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資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表面上看民間資本受鼓勵進入金融業，但實際上通過嚴格的市場准入條件限制民間金融發展。其中，村鎮銀行要求大型銀行機構參與發起設立；小貸公司只貸不存，防止其規模擴張。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國成立村鎮銀行共有903家，小貸公司6555家，並且主要分布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對於全國37334個鄉鎮金融需求無疑於杯水車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機構貸款規模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僅江蘇和浙江兩省小貸公司的貸款佔全國比重高達31.13%。
2012年，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出台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實施細則，但相關政策的實質性內容並沒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體制性障礙，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與彈簧門現象並沒有從實質上得以解決。結果，現有民營金融機構只是局限在小貸、村鎮銀行、擔保公司、典當以及私募股權等幾類，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租賃等主要金融領域基本上是國有金融機構一統天下，民營資本只能參與入股，而不是由其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這導致金融市場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難。
五、加快推動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幾點建議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我國要推動實體經濟的轉型、轉軌，就必須以黨的十八大報告、《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等為指導，加快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合理規范引導民間資本成立形式多樣的民營金融機構，彌補正規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務空白，滿足不同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才能充分發揮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的配置和引導作用，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統籌發展。
（一）要從觀念上改變金融機構須有國營、國有的經營觀念
金融風險的出現與所有制無關，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國有與民營的分別界限，消除所有制認識誤區在金融領域的負面影響，統一為金融機構。要打破國有金融機構高度集中壟斷的現實狀況，合理地引導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民營金融機構，推動地方金融特別是基層金融、縣域金融市場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壓抑狀態。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體制機制隱性障礙
國家金融監管部門作為我國金融業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動放權讓利的金融體制改革，降低民營金融機構市場准入門檻，特別是要消除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與彈簧門現象，完善金融發展的差異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設，為民營資本主發起設立銀行、保險和證券等金融機構提供製度支持和保障。
（三）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調整與整合
人民銀行要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的職能，履行好法律賦予職能與職權，實施好貨幣政策宏觀調控職能，改變依賴信用資金計劃控制進行宏觀調控的計劃手段，為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留下合法的空間。銀監會、證監會與保監會等國家金融管理部門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職能，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金融監管部門，代替目前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部門聯系會議，改變目前分業垂直的監管模式，實現金融監管信息共享，為民營金融機構發展提供務實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
（四）賦予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調控權
國家金融管理部門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調控權、監管權和發展權，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門，填補地方金融監管缺失，有效地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引導和管理，與國家監管部門形成監管合力，形成分層有序的金融管理體系，共同推動民營金融機構發展。強化和落實地方人民政府處置金融風險和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責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屬地管理優勢支持民營機構的發展
地方政府部門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整合金融信息資源，實現信用信息共享，推進地方信用體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設。推動建立民營金融機構運行的監測預警機制，做好對民間融資動態跟蹤，確保民營金融機構穩定運行。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建立民營金融機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完善稅收優惠政策，減輕民營金融機構經營負擔。合理引導民間資本支持地方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制訂支持和鼓勵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拓寬薄弱領域、薄弱地區的融資渠道，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對農村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