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信託法

Ⅰ 以日本信託業的發展對我國的信託業有何啟示或借鑒

日本引入信託制度之初，也面臨信任基礎構築以及投資者保護難題，為此日本對於貸款信託等部分金錢信託採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補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託機構從信託收益中提取相應的准備金，同時還適用於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此類信託產品的風險監管約束，也可達到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目的。不過日本並不是所有信託產品都適用於上述規定，除了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其他信託產品是不適用於本金保障的規定。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自身偏好選擇信託產品，信託公司也可以根據不同信託產品制定投資策略。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剛性兌付作為一個信託公司經營策略，容易導致忽視自身責任承擔以及相關監管舉措缺位的問題，因而一旦風險問題暴露集中化，信託公司能夠使用的應對之策就非常少，損耗投資者信心。就解決信託產品剛性兌付問題而言，信託公司可以採取差異化產品設計，發行保本和非保本信託產品，適應不同投資偏好，而監管部門對於保本信託產品則可以安排更加嚴格風險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本金安全；而對於非保本信託產品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受託人職責，安排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補償機制，以此實現更好的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投資者教育，普及信託文化和理念，使投資者能夠更加充分認識信託產品投資本質。

日本信託業務發展之初，信託業務主要也是發揮融資功能，尤其是以貸款信託為主的信託產品佔比非常高。不過，與我國現階段信託業的狀況不同，自40、50年代開始，日本信託業開始執行長期金融功能，這就避免與銀行業務同質化以及惡性競爭，同時日本貸款信託法也對貸款信託資金的投向有著明確的規定，起初要求投向鋼鐵、礦產等重要國民經濟部門，而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貸款信託資金則被要求投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門。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還進一步制定了《貸款信託法》，實現了貸款信託商品化，加之門檻不高，獲得大量委託人的青睞，也間接起到了普及信託文化的作用，為發掘更大的信託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以貸款信託為代表的融資類信託產品逐步減少，目前貸款信託基本絕跡，逐步被土地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所取代，信託制度的財富管理功能、投資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業務融資化與國家經濟增長階段有很大關系，經濟增長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融資需求強烈，信託業務融資化特徵相對顯著，這本身是信託制度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表現。但是，我國信託業務融資化主要在於很多業務都是通道業務，而且很多信託資金投向了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房地產、過剩產能以及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更多發揮信託制度融資優勢去支持新興戰略產業，以此促進我國經濟轉型；信託融資化問題還在於信託與銀行的經營模式近似，同質化嚴重，雖然信託公司基本選擇風險更高的項目運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託產品同質化嚴重。目前，我國依然處於相對增長較快的階段，融資需求依然較為強烈，因為信託業需要進一步優化信託融資功能發揮的路徑，實現差異化經營目標。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強信託文化的普及，進一步發掘其他信託業務需求，從而有利於提高信託業收入來源以及未來融資信託業務收縮可能帶來的沖擊。
面對資管市場開放挑戰的日本經驗：專業化及規模化
我國信託公司曾經是我國唯一能夠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實體進行資產配置的金融機構，然而隨著我國金融監管的放鬆以及資產管理市場逐步的開放，這種優勢已經盪然無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都可以跨市場進行資產配置，信託業制度紅利嚴重削弱，信託公司經營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挑戰更大。目前，我國信託公司在通道業務、上市股權質押、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等業務市場已經被分割。
日本信託業也面臨著信託市場逐步開放的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託業也加快了這樣的改革開放步伐，1986年允許外資銀行以成立現地法人的形式，經營信託業務。1993年允許銀行和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或者是信託合同代理店來參與信託業務，2002年又允許金融機構總公司親自來從事業務，2004年修訂信託業法以後，允許通過新設信託公司或者說新設代理店的形式來從事信託業務。日本信託機構應對之策在於，一方面明確了自身所具有的從事信託業務的專業性，通過聘請或者邀請該領域專家，來提高公司整體專業運營能力。同時，密切跟蹤社會經濟發展所蘊含的業務機會，及時創新產品服務；綜合化服務增強客戶粘性，日本信託銀行兼營存款業務、證券過戶代理、不動產買賣等業務。另一方面，加大規模化經營步伐，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信託業加快了並購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託與排名第六的中央信託合並，2000年4月三菱信託、日本信託和東京三菱銀行決定實行聯合經營。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公司發展根本還在於專業化經營，因而我國信託業仍需要加強業務專業性，培育和招聘更多專業人才，深化信託制度的應用空間和范圍，加快信託業務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信託公司仍需要加強渠道建設，細化客戶管理，通過客戶管理系統，細化客戶管理策略，分析客戶金融服務需求和投資偏好，為客戶指定個性化產品推薦和財富管理方案。信託公司需要加強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應用，諸如評級體系、預警體系等，提高風險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風險文化和報告體系。信託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和宣傳，向社會和市場傳遞企業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等，增強經營透明性，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和信任度。同時，信託業也需要通過橫向兼並收購和縱向兼並收購，實現綜合化、規模化經營，提升綜合經營實力。
信託業發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經驗：制度供給與精心培育
我國政府在引進和促進信託業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面對如何培育和發展信託業，自2001年《信託法》之後才有了明確的思路，不過從當前看，信託業轉型發展的相關制度供給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隨著資管市場的加速開放，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決行業發展方向以及分業監管下的制度協調問題。
日本政府在信託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對於培育信託業非常重視。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加強有效的信託制度供給，從最初的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到後來的貸款信託法、資產流動化法，再到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的再修訂。信託業務作為一種法律關系，在大陸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進行操作，日本信託制度繼承了英美信託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較大先進性。同時，日本又根據信託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業務特定法律制度，推動信託業的商品化和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新時期信託業務的大發展，2004年日本開始著手修訂新的信託制度，這賦予日本信託公司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保證信託機構與銀行、保險等新進入競爭者保持相同的監管要求，維護行業公平競爭和有序發展。而且，日本信託業法律制度與其他不動產、稅法等都有很好的銜接，解決了大陸法系下信託業務發展的不兼容問題，有效促進了日本信託業務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戰後以及信託市場開放關鍵時期也給予了日本信託業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戰以後由於戰爭造成的災難，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資產大量流失，信託公司經營也曾一度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日本政府通過讓信託公司經營銀行業務，成功地打破這了一僵局，日本信託業從此進入了兼營階段。1953年日本又對信託業確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並提出了長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離的方針，要求信託銀行發揮長期金融職能，以信託業務為主，而原來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相繼不再經營信託業務，這樣，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東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託銀行手中。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

Ⅱ 日本信託法的修訂對於信託是不是倒退

法律的修改，更多的是解決之前法律沒辦法處理的事情。所以修改法律不可能意味著倒退。反而意味著進步。

Ⅲ 試述信託的基本法觀念

信託理論與信託理念

1、民事信託。我國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發展中國民事信託的構想。與《信託法》（如第三條）確立的「民事信託+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託（含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制度架構，他認為我國的民事信託應相當於英美法系的私益信託[ ]，而營業信託只是以經營信託業務的機構作為受託人的一種民事信託。這無疑是對信託制度本源和社會基礎的回歸——民間財產轉移與管理，對於滿足民眾迅速增長的理財需求和從根本上推動信託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日本無民事信託」的觀念已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總結大量民事信託判例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託實際上隨處可見，只是它們在性質上僅僅作為判例而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罷了。這不僅是對日本信託理論和觀念的觸動，也對我國民事信託的認識和發展極具啟示。難道我國當前的民事信託活動就僅限於小額財產管理、遺產管理和貴重物品保管等初級形式嗎？目前，學界對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信託充滿信心。隨著信託思想的普及和信託制度的健全，越來越富裕的國人必定會逐漸認識並充分運用民事信託的財產保護和增值功能。由此，受託人在「職業受託」 的基礎上也會產生「非職業受託」，不斷積聚的公民生活資料會更高效地轉化為生產資料。不論這樣的民事信託是否還保有在英國起源時的「原汁原味」，但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促動作用將是非常可觀的。

2、公益信託。我國當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業主要以基金會的形式出現。江平教授認為，目前基金會的設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較高且程序較繁瑣，與公益信託相比雖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卻沒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學界普遍呼籲，積極引入靈活、便捷的公益信託，以扭轉我國公益事業發展嚴重滯後的被動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之下，發展公益信託仍面臨著諸多障礙，一是動力不足，即各項鼓勵措施（如稅收等）還未出台，影響了委託人設立公益信託的積極性；二是機制不健全，即由於公益事業管理機構還未真正明確到位，公益信託的受託人資格難以核定，有效管理無法落實。值得期待的是，有關部門已將公益信託列入議事日程，相信不久將在我國的公益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民政部門等相關國家機關應積極推動公益信託的開展，鼓勵和保障社會捐助，實現信託業和公益事業的「雙贏」效應。

3、信託法學說。目前，學界的目光多集中於信託制度的沖突與協調，對信託理論學說的關注和研究相對滯後。中野正俊教授基於當前信託和信託法發展的實際需要，在日本信託法學界已有的「債權說」、「物權說」、「實質性法主體說」和「相對性權利轉移說」之外，提出了頗具創意的「限制性權利轉移說」，即認為信託財產並未完整地轉移財產權，而是根據信託目的限制性地轉移財產權。[ ]該學說對信託目的的重視值得贊賞，在當前的信託理論與實務中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韓國的洪裕碩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託法理論各流派的基礎上，贊成把信託分為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之後再展開解釋的「新債權說」。一直以來，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深刻地影響著亞洲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信託立法和司法，我國信託法學界至今沒有影響較大的理論學說，因此借鑒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既必要又可行。同時，信託法學界應加強與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的信託理論交流，並緊密結合信託實務操作和信託發展動向，及早提出我國自己的信託法學說。隨著我國信託法制的進一步發展，民商法與信託法之間的沖突將會越來越突出，法學界可以考慮將信託法學提升為獨立的法學二級學科，針對其獨特性展開全方位研究。

4、信託觀念。雖然信託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由來已久，但國人對信託的認識卻相當滯後。我國本身沒有信託傳統，而「一物兩權」的英美式信託與大陸法系國家「一物一權」的傳統所有權概念和法律體系相去甚遠，加之當前轉軌過程中市場信用機制嚴重缺乏，使得信託制度在我國的繼受和發展面臨諸多困擾。江平教授認為，信託的觀念與運用在我國長期處於誤解和歧義之中。洪裕碩教授也坦言，信託在大陸法系的中國和韓國會產生「異樣」的感覺。的確，由於人們對信託的普遍陌生和信託公司屢屢被整頓，社會上對信託的質疑與排擠在長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解，這對於信託觀念的培育和普及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根源，仍舊是我國的法治建設和市場經濟還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譽嚴重缺失是制約我國發展信託制度和普及信託觀念的系統性障礙。相信，隨著我國經濟的日趨發達，國民理財的需求與人們對信託的認識將會同步增長，尤其在信託理論和立法的不斷推動下，信託的獨特價值和巨大潛力必將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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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信託是什麼——七種視角下的追問

「信託火了」，這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常常聽到的話。且不說信託產品的銷售廣告已是鋪天蓋地，讓普通公眾也對這個行業產生了好奇。當信託業資產規模超越保險，坐上金融業第二把交椅，不管人們過去對這個行業有什麼看法，都再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了。實際上，在數年之前，信託還是少有人知的事物。不少金融專業的畢業生求職時都不知道有這個去向，倒是很多學法律的人曾經在法制史教材上看到過中世紀的英國發展出了這么一種重要、獨特又讓人摸不清頭腦的制度。信託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之中，也不過是寂寂無名的一部小法，而且單門獨戶，彷彿與其他法律格格不入。所以，不知道信託，實屬正常。對信託充滿困惑甚至懷疑，也是不足為奇。不過，當信託業有了如此規模，在資金融通和為投資者創造收益方面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是時候該重新問一問：信託到底是什麼？一、投資者的視角目前，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信託是一種投資渠道。如果只有少量存款，還要以此支付各種生活開銷，那麼只能放在家裡或者存到銀行。但如果坐擁大筆可流動資金，就不僅需要保管了。銀行利率太低，股票投資也存在諸多問題，人們希望用富餘資金去投資，以獲取相對較高的回報。人們可能會自己興辦或者參股企業。但是有魄力、精力和能力去辦企業的人總是少數，合適的投資機會也不好找。這時候，人們可能想找個專業的投資機構去幫他尋找好的投資項目，這樣的話，人們就可以考慮信託投資了。信託公司是可以用投資者託付的資金進行投資的專業機構。從最直觀的角度看某一個信託項目，信託公司匯集了不同投資人的資金然後投給某一個融資企業。說信託是「合法的非法集資」是很形象的，但是存在本質區別。信託公司是經過嚴格審批而設立的金融機構，它具有全面的投資能力，可以發放貸款，可以進行股權投資，當然也可以進行證券投資、購買債券，等等。由於信託投資非常靈活，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損害投資者利益，甚至擾亂金融秩序。因此，我國對信託業設定了很高的准入門檻，並且非常注重對信託業務的監督管理。中國銀監會是信託公司的歸口監督機構。目前，我國信託業經過較快的發展，已經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合規風控機制，擁有了素質較高的涉及投資、財務、法律等專業的人才隊伍，具備了專業化的投資能力。信託公司一般是先找項目，後募集資金，每筆資金對應著一個特定的項目。投資者可以通過信託公司的盡調報告事先了解項目情況、交易方資質、潛在風險及抵押擔保措施等內容，然後決定是否投資。項目實施後，信託公司會按照約定向投資者披露項目進展情況、分配投資收益。信託公司對每筆項目都是單獨管理和核算的，一個項目出了問題，其他項目不受牽連，信託公司本身的債務也不能用投資者的錢埋單。為了保證集合投資信託計劃的資金安全，銀監會出台了專門規定，通過要求信託公司設立監管帳戶、聘請外部律師、對部分項目進行事前審查等手段，防範信託公司的不規范操作。在信託投資中，如果項目出現虧損，投資者自負，不過如果信託公司存在失職而導致虧損的，應當向投資者進行相應的賠償。二、融資方的視角現在，信託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融資的一個重要途徑。信託融資的優點是更為靈活，缺點是融資成本一般更高些。其實這也無所謂缺點，因為既然無法獲得更低成本的資金，信託融資渠道的存在本身就是優點了。目前信託融資整體的高成本並不說明信託一定是高成本的，而是諸多現實原因導致資金稀缺性被放大了。實際上，有些資金來源充足、風格穩健的信託公司甚至會以低於銀行整體貸款融資成本的條件為一些還款有保障的優質項目提供融資。由於信託公司只收取相對固定的信託報酬，信託投資收益水平取決於投資者的要求，不存在國家干預的問題，因此信託融資成本的高低是投資者的收益需求和融資方的融資需求博弈的結果。當然不可否認，目前人們對信託投資的風險認識不足，甚至認為存在剛性兌付，信託公司之間的競爭也比較激烈，加之房地產項目的融資方對於資金有迫切需求且對未來風險未必有充分判斷，這些因素很可能間接推高了信託融資成本。隨著信託業的成熟，信託公司也可以實現更低的融資成本，或者通過提供多元化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拿到好的投資項目。信託可以提供期限更長，方式更多樣，資金規模更大，交易結構更靈活的融資服務。有些項目中，為了更好的保障資金安全，信託公司可能會參與融資方的經營管理或者對融資方的經營活動、財務狀況進行全方位監管，這對於融資方來說也算是一種缺點。但這也是信託公司掌控項目風險的必然選擇，是為投資者負責的表現。三、信託業的視角對於信託業來說，信託是一種業務，是營業執照上的一項經營資質。信託公司就是憑借信託牌照，通過經營信託業務而獲取收益的金融機構。如果說信託業是暴利的，應該說信託投資者是「暴利」的。信託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信託報酬，百分之一、二是正常的。在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信託公司可能會索取更高的報酬，但相對於投資者的收益來說，肯定是「小頭」。信託的盈利模式跟銀行無論在法律上還是經營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信託公司更像是投資者和融資方之間的一個媒婆，起到匹配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和不同利潤創造能力的企業的作用。信託報酬是一種管理費或者說服務費。當然優秀的信託公司可能會參與融資企業的經營管理，為降低經營風險起到積極作用，這時信託就不僅僅是個媒婆了。銀行賺的是差價，人們把錢存到銀行，表面是保管，在法律和財務上則是借貸關系。銀行是通過向存款人支付較低的利息和提供「保管服務」換取了資金的使用權，然後把錢當作自己的錢，以遠高於存款利息的貸款利率貸給需要錢的融資者。在通脹率高於存款利率時，銀行連保管義務也無法盡到，因為「保管物」實際上是不斷縮水的。信託業的融資成本常常高於銀行貸款，因為信託項目風險一般更高些。在賣方市場下，銀行完全可以選擇更優質的交易對手和項目，更何況存款利率很低時，不太高的貸款利息就可以讓銀行大發其財了。信託公司並不是沒有能力去跟銀行搶這些優質的項目，因為他完全可以以低於貸款利率的融資成本提供資金，只要投資者願意接受高於存款利息但是低於貸款利率的回報。等投資者回歸理性，只要銀行利率保持這種管制模式，相信今後這種低收益率的信託項目也不會鮮見。如果沒有更好的投資渠道，通過合法渠道拿自己的錢投資顯然比讓別人用自己的錢賺錢好得多了。不過總體看，信託業註定是要在風險相對較高的項目中通過中後期管理和運用各種風險防控措施降低項目風險。社會中註定有大量資金願意承受高風險，以獲取高收益，這是資本要追求更高利潤的本性所決定的。在風險相對較高的項目上有所作為，是信託業的立足之本，否則它跟銀行的實際功能便沒有差別了。信託業的使命和特性決定了，它必須要有強大的項目發掘、甄別能力和風控能力，否則就當不了好媒婆。而且必須嚴格依法經營，盡到勤勉管理義務，否則就會導致資金風險承受力和項目實際風險不相匹配，進而放大市場風險，擾亂金融秩序。也正因此，信託營業必須是一種特許經營，至少有行政法規以上的法律文件才能予以規定，而且每一個新的營業機構都必須由工商部門和監管機構的特別審批或者認定。有了信託法，就可以依法開展民事信託，但是作為一項經營資質的商事信託必須有相應國家機關的特別許可。否則，即便有無數合理的理由，也屬於無證駕駛、非法營業。四、金融業的視角對於現代金融業來說，信託是金融分支之一，它能夠滿足資金的投資、增值需要。龍生九子，各有不同。金融諸分支各成一路，是因為能夠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滿足資金融通的功能。銀行實現的是資金存儲、結算、流通的功能，它以貨幣在大范圍內的流通和城市經濟的繁榮為基礎，是貨幣流通的基本途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金融活動。它以資金安全、保值為重，否則結算功能會受到損害，所以銀行資金的融出活動不能夠經受太高的風險，並且要受到規模限制；商業保險滿足的是人們對商業活動安定性的需要。古羅馬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們所自發創造的互保機制是它的淵藪，不過現代保險制度只能追溯到中世紀城市經濟的發展時期。而當現代社會肢解了傳統社會結構中的內部保障機制，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也需要在大社會內尋找一種可靠的保障，否則便無法建立對未來生活的基本預期，人壽和健康保險就必然要發展起來了。憑借大數定律，越大范圍內的互保越可靠，保險公司規模越大自身盈利也越多。而保險公司沉澱下來的巨額資本再投入社會中，便在為自身獲利的同時，融通了資金；西方證券觀念的誕生遠早於上市公司制度的出現，外延也不限於上市公司股份，不過對於中國而言，證券行業是以幫助實力較強的企業實現上市、提高透明度、發行證券以及代理投資者買賣證券為核心職能的行業。自營業務雖是證券公司創收的重要渠道，但運用自有資金投資並不是證券行業特有的功能。或許中國證券行業的價值並不在於直接融通資金，而在於為股票投資者了解他們的投資標的提供了可能，從而間接鼓勵了投資，同時高效、集約化的代理投資者完成交易操作，降低了股票交易的社會成本。以營業信託為代表的資管行業也有它特殊的功能。正如馬斯洛所說，人的需要是有層次的。對於資產持有人來說，銀行滿足的是資金在當下的安全需要，保險滿足的是資產未來的安全需要，信託業滿足的則是人們希望資產增值的需要，是要把生活過的更好的需要。所以，信託業註定只有在社會繁榮到一定程度時才會發展，而且必定會發達起來，因為促使他產生的社會需要本身是足夠強大的。人們把錢存到銀行，是為了保管，用錢購買保險，是為了安定感，但把錢設立信託，主要是為了獲取投資回報。信託業的存在自然會吸引大量資金轉移過來，人們有時候說信託是銀行貸款不足的替代品，可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信託憑借其資產增值能力把大量潛在銀行存款客戶吸引了過來，減少了銀行可貸資金規模。逐利沖動所引發的投資需求必須要被滿足，否則，可能會有資金迴流到銀行，但是恐怕還是會有相當一部分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資金會毅然流入非法的途徑，因為渠道合法與否對於資金而言，也不過是一種風險考量因素而已，更何況更高的風險也意味著更高的回報。這已經被各地如此普遍的民間借貸甚至是非法集資所證明了。相對於其他金融行業，信託也有自身的經營特性。銀行以自己的名義將資金融出，必然要承承擔相應的市場風險，而保險則是直接受讓自然人和經營實體的各類風險，銀行和保險都是在經營風險。但是信託制度決定了，只要經營規范，風險不會向信託公司本身傳遞。所以很難說信託公司是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他的立足之本還是投資能力和對項目的風險掌控能力。也正因此，必須要加重他的法律風險，通過嚴密的法律規定迫使他盡到一個專業的資產管理者的職責，各國信託業法的核心訴求也在於此。五、歷史的視角從歷史角度看信託，首先應該區分信託行為和信託制度。信託行為是自古有之的，古羅馬就存在遺囑信託，但那是個覆滅了的文明，所以人們把現代信託追溯到英國十二三世紀盛行的以規避國家沒收和稅負為目的的土地信託。實際上，中國過去按土地征稅的朝代里，小戶農民為了規避國家的高額稅負，也經常與可以規避重稅的士紳大戶訂立協議，將自己所有的土地虛轉至其名下，繳納固定的「保護費」以規避重負，這該算是標準的信託行為。及至清代，中國土地的租佃制度極為發達，實際上形成了土地所有權的內部分割，地主和佃農對於土地的權利分割很接近於信託模式下委託人和受益人對信託財產的權利分割。當下中國，有人為了規避限購政策將自有住房轉到別人名下，也算是信託行為。可見，為了規避某種負擔或轉移財產而將財產轉移到他人名下的行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不過這些並不是現代信託制度所要保護和鼓勵的活動，法律怎麼可能會創造一種工具，讓人們專門用它來規避法律並以此獲利呢？！從歷史角度研究信託，應當是研究信託制度發展至今的基本過程。信託何以成為一種制度，並發展成一個重要的金融行業？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研究現代商事信託，不得不回到中世紀的英國，還必須得提及英國法的兩種淵源，普通法和衡平法。十一二世紀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宋代的高度文明社會，但彼時的英格蘭卻還是一片荒蠻、落後的景象，成規模的城市經濟幾未形成，不同的地方適用的法律大相徑庭，而且非常原始，巫術審判隨處可見。諾曼征服後，為了提升自己的權威，英王便率領大臣們到各地巡迴收稅、裁斷糾紛，於是發展出了相對於傳統地方法律更合理性、更加統一的法律，人們稱之為普通法。普通法本身是在司法案例中摸著石頭過河的產物，要求後面的案例嚴格按照之前的判決來進行審判，難免會陷入苛求形式、過於僵化的弊端。其中一項便是，完全按照地契來確認所有權的歸屬。而中世紀的英國存在許多不合理的繼承製度，比如土地所有人死後，土地將歸國王所有。人們為了規避這些惡法便在生前把土地轉移到一個可信的人名下，但土地利益仍由自己的子嗣享有，或者純粹出於宗教信仰將土地贈給教會。這種被稱作信託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國王的利益，於是到16世紀，國王頒布了一部《用益法》，法律的核心可以總結為：雖然人們為了規避法律而將土地信託給了其他人，但是實際上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自土地所有人死亡之時便根據法律歸國王所有了，即便進行了虛假的轉讓或者非法贈與，土地的名義所有人也不過是以自己的名義為國王的利益而持有土地罷了。這個法律的初衷顯然是為了打擊當時的土地信託行為，保護國王自己的利益。不過卻無心插柳的確認了一條重要的信託法原則：一個人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持有他人的財產。這是信託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石。顯然面對實際的利益，國王的制度是無法簡單奏效的。人們又想出各種不同的辦法來規避。不過，信託法律關系本身的合法性被永久確立了下來。在以後的時間里，信託行為大量存在，包括以規避為目的的信託行為，也包括為了實際需要而採取的合理信託行為。與信託行為如影隨形的一個問題是：信託關系往往發生在相互信任的至親好友之間，可難免會有一些見利忘義的人要吞沒信託財產，不按照當初的約定履行義務，另外，有時候受託人由於過錯沒能履行好受託職責。可是，受託人根據普通法的規則持有地契，便是法律上的所有人，僵化的普通法拒絕保護委託人即實際所有人的利益。於是，人們訴諸國王的大法官。這位大法官並不巡迴審案，他端坐在王宮中，專門處理那些因為普通法的僵化和教條而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以平衡普通法所造成的利益不均。他因此被稱為「國王良心的守護人」，根據他的審判所發展起來的法律被稱為「衡平法」。顯然，信託土地的實際所有人就是急需他保護的人，為了確認實際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懲罰那些見利忘義或者太過疏忽大意的受託人，大法官不斷地確立了以受託人盡職義務為核心的信託法。此時，信託財產的獨立地位得到全方位的確認，信託法律關系真正形成，受託人義務也有了明確規則可以依循，信託法的雛形也就有了。在後世的發展中，大法官的衡平法和巡迴審判發展起來的普通法不斷融合，甚至改變了以案例為主要載體的存在形式，被編輯成文。現在，英國信託法已經有大量的成文法可查了。人們說英國信託受益人的權利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權，其實是不準確的，應該說它是起源於衡平法的一種權利，如今早已經納入成文法的體系了。信託法確認了一個人可以代另一個人持有財產的觀念，這在現代人看來是個常識，可對中世紀的英國人來說，卻是對所有權觀念的重大挑戰。根據這種法律觀念，人們又發展出了公司制度、合夥制度等，甚至當民族國家興起，英國人用信託理念來解釋民族國家和王室作為法律主體的正當性。所以，信託的概念對於英國的意義非比尋常。在隨後的發展中，基於信託法律關系的靈活、實用和獨特價值，在普通的民事信託的基礎上，人們發展出了公益信託、家族信託和以獲取投資收益為目的的商事信託。英國海外殖民所運用的大量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信託制度匯集起來的。商事信託在美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典型代表便是各種證券化業務。信託制度在普通法系國家得到了最廣泛、靈活的運用，這也是因為信託的發展需要配套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比如公益信託在NGO不發達的國家是難以發展的，垂死之人能夠將財產託付給商業機構，那肯定得以信託機構本身經久不衰的聲譽為前提。大陸法系國家在傳統法律體系和理論框架下，難以接受信託法律關系中委託人的請求權和受益人的受益權並存的現實，所以遲遲不肯繼受信託制度。不過由於信託制度的特殊優勢和價值，不少大陸法系國家現在也結合實際情況採納或者借鑒了信託制度。信託制度是普通法系給大陸法系最重要的饋贈之一，這是世所公認的。善於學習的日本則將資金信託發展到極致，在二戰後的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由於監管不配套，也出現過信託公司泛濫擾亂金融秩序的情況。目前世界重要的國家大都有信託制度。在亞洲，日本、新加坡和我國的台灣、香港地區無一例外。信託行為本身確實是起源於純粹的信任，人們以可靠的友情、親情來對抗惡法。但是信託制度在衡平法上不斷發展的過程，恰恰是為了約束那些惡意或者因過失違反了管理義務的受託人。及至商事信託發展起來，出現以資金信託為主的信託業，信託顯然已經變成了投資需求促動下的商業行為，逐利沖動才是它的本源。營業信託也需要信任，但這份信任是靠信託法對受託人職責的嚴格規定以及信託機構本身的聲譽所鋪墊起來的。六、法律制度的視角在法律上，信託被定義為新託人將其財產交由信託機構設立信託，由信託機構對信託財產進行管理、運用和處分，為信託受益人獲取收益或者實現特定目的的活動。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信託與委託代理、合同、合夥、公司等一樣，都是財產運用的法律機制。在不少普通法系國家，信託也是法律認可的一種經濟實體的組織形式，跟公司、合夥企業相並立。所以說，在法律視角下，信託的意義遠不限於金融，信託財產也不限於資金。只是資金信託發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信託自然成為一種資金融通機制。直觀看，信託更像是委託投資，但是基於信託法的規定，財產設立信託後就與委託人的其他財產不相牽連，與受託人的財產也不混同，這就降低了信託投資的風險。風險隔離是信託成其為信託的根本要素。信託投資模式下，信託財產的用途是委託人知曉的，但是具體的運用和管理則不一定會在信託合同中明確下來，這需要受託人發揮專業的資產管理能力。簽訂信託合同後，委託人有權了解後續的管理情況，但不能對受託人的管理行為任意干涉，也不能隨意撤銷信託。這是信託與委託代理、合同的不同之處。通過設立公司投資，也具有風險隔離的功能，但是投資者不一定具有經營公司的能力和時間，而且公司設立、清算都很麻煩，信託投資則要簡單的多。信託是風險隔離的委託，是簡化了各種設立、清算程序且營業范圍不受局限的企業。它是介於委託投資和直接經營企業之間的一種資產管理機制，它在信託法律的支撐下，通過信託合同，建立起一個具備高度靈活性的准法人主體。信託受益人的信託受益權與股東的股權很接近，信託機構可以代表信託財產行使簽署合同、參與表決、追索債權、提起訴訟等各項權能。信託機構負責收取信託財產的收益，計算和支付信託存續期間發生的費用和自己應得的信託報酬，然後將信託收益支付給信託受益人。信託制度在委託代理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間的巨大空白地帶獲得了無限的可能性，可以隨時、隨事、隨地、隨人的需要而調整，它是一個交由人發揮創造力的機制。他像一塊無限寬廣的地基，需要人發揮智慧和才能去建設高樓大廈，其他國家的信託實踐已經樹立起了可資借鑒的榜樣。以逐利為出發點的商事信託的社會功能已然遠遠超越了商業逐利，在家族財產傳承、公益事業等領域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這一切樓宇建築的地基則是完善的信託法律制度，只有當法律明確了信託財產的特殊地位、信託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及保護措施，信託業才能夠良性持續發展。七、社會的視角從不同的市場主體的視角，信託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信託是立基於信託法律，以運用資產管理能力滿足資產增值需求為本位的一種資金融通機制。信託法律制度是它的前提，投資需求是它的驅動力，融通資金是它的必然結果。信託機構的產生是為了通過經營信託業務獲利，但是信託機構必須以專業的資產管理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為立身之本，否則就真的淪落到合法的非法集資的地步，可以隨便被取代。信託業的規模化發展必然使之成為一種重要的金融行業，它把社會閑余資本引入實業，鼓勵了投資，帶動了就業，增加了稅收，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信託的繁榮是可以讓整個社會受益的。信託實現了不同風險需求和不同利潤創造能力的企業的直接對接，減少了資金流通的中間環節，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增進社會財富；信託業通過發揮專業能力，挖掘好的項目並適當介入融資企業的經營管理，讓好的項目得以發展，通過主動管理增加社會財富；信託業的存在，有利於資本的充分運用和靈活組合，它可以方便的匯聚巨額資金投入同一項目，使重大項目可以得到社會資金的支持並分散投資風險；信託業的出現意味著大批資產管理人員集約化的介入到大筆資產的管理之中，還意味著沒有能力進行投資但手握資本的社會階層可以在專注本職工作的同時，獲取資產增值。八、與文化論者商榷文化確實是個無底大筐，但空泛的往裡裝不能增進任何認識。人們贊嘆英美諸國信託制度的廣泛應用，卻又模仿不來，便將中國社會的信任缺失當了罪魁禍首。其實，信託經營者首先要懂得的是，國外對信託業的信任乃至整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基本信任，都是以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為基礎的。在一個由陌生人組成、環環相扣、每個人的過錯甚至過失行為都可能損害他人根本利益的現代社會，沒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就不會有信任可言，這跟文化不甚相關，與人的逐利沖動和防衛本能有關。信託制度在英國生根發芽，又在更多的國家開花結果。法律是她的基石和框架，急於求成的模仿者往往只愛仰望別人的高樓大廈，而不知道樓下有堅實的土壤，甚至心急到連力學原理也置之不顧。如此建造的大樓註定是不穩當的「樓脆脆」而已。茫然無措的穿過迷霧去找一個所謂「信託文化」來兜底，雖無可厚非，但實在經不起歷史事實和理性常識的推敲。人性註定是多變的，如果受託人的行為是不受控制的，信託機構不過是個沒有專業水準的「通道」，連他的失職行為也是無法界定、無需賠償的，人們何以相信他呢？提倡信任文化沒錯，但是信任文化的第一要義是：信託機構要把自己打造成值得託付的受託人，而不是其他。當本身就有特殊利益沖動的人要求別人信任自己的時候，往往說明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更何況，在法律不完善，制度得不到公正、恰當執行的社會，信任文化不過是一場奢談。結語信託到底是什麼？可以從多個角度回答，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更不能令所有人都滿意。定義的困難不在於對象本身的復雜，而在於人們根本不了解定義所指向的對象，如果對象本身還是不斷變化的，就難上加難了。關於信託定義的爭論像是一個羅生門，不同的是，每一種回答都是出於真誠的。理解信託，或許也不止於七種視角，而且每一種視角的檢視都期待更深更遠的洞見。不止是中國，對於那些信託業發達的國家，信託的概念也註定是一個無限開放的問題，因為信託的優勢和魅力就在於信託制度的靈活多變、富於彈性，能夠根據社會需要而改變自己的表現形式。人們不是常常引用斯科特那句「信託可以與人類的想像力相媲美」來正打歪著的證明時下諸般「創新」的精明么？既然概念是一種歸納，那麼任何概念都註定容納不了無窮盡的形態。信託的定義，註定是一個沒有最終答案的問題。刻下，對於中國而言，或許我們無需空泛的去贊美信託，也不必急於去解開她所有的面紗，倒是先把信託最基本的原理和機制搞明白，使她獲得社會和決策者的基本認可，讓她能夠在堅實的土壤上開花結果，而不被當做一個隨手可以除去的異類，才是信託業的命脈所系。信託業的根基恐怕不在於復雜高深的業務模式，而在於信託之外的廣闊天地。七十二般變化練得再熟練，若不懂得培植社會基礎，也只能在花果山裡抖抖威風，一出山門便無人敬服了，更何況，入不了佛祖的法眼，隨時都會被壓在五指山下。中國信託業雖火紅一片，可越是得意時，越該有一份清醒頭腦和危機意識。花皆有盛放期，常開不敗、結實落仔的才能生衍不息；樹皆有蔥蘢時，枝大根深、土壤肥沃的才可屹立不倒。新鮮事物，註定毀譽皆有，路途漫漫，難免風浪坎坷。不過如果一個事物有它根本的功能和難以替代的價值，就必然會發展起來，任何一種合理、強大的社會需要都必然會有相應的機制來予以滿足，這是不可阻擋的規律。信託業的長遠前景是值得期待的。然而，櫛風沐雨才有芳華絕代，歷盡風浪方得日現雲開，中國信託業剛剛起航！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研究生柏欽濤，現供職於中投信託有限責任公司）

Ⅵ 基金份額進行了被動賣出處理。被動賣出的份額去那裡了

基金被動賣出是基金持有人賣出基金份額，但是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沒有足夠的現金支付給持有人，這時基金管理人就會賣出持有的股票，得到現金後兌付給基金賣出者，這個過程就叫基金被動賣出。因為是自動的強制贖回，所以不用支付任何贖回費用。

被動基金比較適合剛接觸基金不久的新手投資者，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金率比較低，投資起來比較省心，其次相對來說投資風險也比較低。

(6)日本新信託法擴展閱讀

雖然被動信託起源於英美法，但英美法卻認為單位信託是主動信託而非被動信託。根據英國《1991年金融服務條例》，基金受託人有責任監基金督管理人行為與該條例、信託器樂、計劃細節是否一致；對於基金管理人違反信託的指令，基金受託人有權拒絕。

用被動信託理論解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託管人的法律地位，主要為日本一些學者的觀點，但並未被日本法所採用。

日本信託法第一條規定的信託要件是：須將財產的管理、處分轉移於他方，不允許受託人消極管理。實際上不僅日本法有此規定，而且美國《信託法重述（第二版）》第169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受託人一旦接受信託，即對受益人負有管理信託的義務。正因為如此，被動信託能否應用一直存在著較大爭議。

Ⅶ 日本現在對信託業的監管

日本採取的是統一化的信託監管模式,我們從信託法律網(TrustLaws.Net)獲知,日本的信託銀行由金版融廳負責監管權,主要由監管局執行,具體落實在銀行二部.

理解日本的信託監管要從研究日本的信託機構變遷開始,並注意<兼營法>和<銀行法>在信託監管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