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信託現狀

① 農村土地流轉 現狀 成效(附圖片）十萬火急！！

「農村土地流轉」是什麼意思？

在土地承包權不變的基礎上，農戶把土地以一定的條件流轉給第三方經營

對於農村土地流轉，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和今年中央1號文件專門出台了政策：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
此信息來自中國農村商務網

理解中央關於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先要搞清楚什麼叫農村土地流轉。農村土地流轉其實是一種通俗和省略的說法，全稱應該稱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也就是說，在土地承包權不變的基礎上，農戶把自己承包村集體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以一定的條件流轉給第三方經營。北山鎮就是通過農村土地流轉，使農庄邁向規模經營，而農民不種田每畝也有325公斤口糧，打工還有工資收入。

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農村土地流轉也是農民自己的創造。農村改革30年來，通過兩輪土地承包，我省95%的農戶承包到了土地，97%的耕地實行了家庭承包經營。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從「分」的方面來講，農民在市場的主體地位很脆弱，與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不相適應；從「統」的方面來看，集體經濟大多變成「空殼」，原有的農村服務體系已經不適應，新的服務體系還沒有健全，千家萬戶的小生產難以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人地矛盾日漸突出，而願意經營土地的農戶和工商企業急需土地，擴大經營規模。於是，一些地方的農民自發地通過互換、轉包、轉讓等方式進行土地流轉。到2008年底，我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725.7萬畝，佔耕地總面積的14.9%。

實踐證明，農村土地流轉既緩和了人地矛盾，使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還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業比較效益的一個好辦法。中央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熱情支持土地流轉這一新生事物，並提出：按照完善管理、加強服務的要求，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那麼，農村土地流轉會不會改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呢？不會。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今年中央1號文件也規定：農村土地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也就是說，農村土地流轉後，相當於「三權分離」：經營權歸受讓方，承包權還是歸承包農戶，所有權也還是屬於集體。流轉後的土地，仍然只能用於發展農業，不能用作房地產開發等其他用途；農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轉權益，如租金、股份分紅等。這也體現了中央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的宗旨。

土地流轉如何催生現代農業？

把大量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二、三產業，進而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

從實踐運作來看，農村土地流轉，是催生現代農業的新舉措。為什麼這么說呢？

大家都知道，農業特別是種糧比較效益低，農民收入提高幅度小。表面的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不高；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農業的經營規模偏小。在我省，龐大的農民群體，人均耕地才0.84畝，吃飽飯倒是沒問題，但要靠0.84畝耕地富起來，卻是不可能的。要解決比較效益低的問題，就要通過農村土地流轉，把大量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二、三產業，進而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在耕地總量這個「分子」不變的情況下，大量減少種地農民這個「分母」，效益這個「商」就會大幅度提高。按照省里規劃，到2020年，城市化率要達到55%，那時候，農村人口的總量將減少至3500萬人左右，如果其中1000萬勞動力轉移，那麼，真正從事農業的人將控制在2500萬以內，人均耕地面積將達到2.5畝，每個勞動力平均種地10畝左右，規模經營的效益就出來了。

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土地流轉將是至關重要的一環。還是以聖毅園農庄為例，投資老闆周猷庚在建築、房地產開發上完成資本積累後，決心投資5億元，建設現代農庄。按他的規劃：土地平整後，上千條田埂將被推平，將擴大可耕地面積15%左右；依託省內農業科研單位，實行科學種養增效益；擴建水庫，發展水面立體養殖；按功能分區，連片萬畝統一品種、統一耕作，種植高檔優質稻，開發有機稻米；坡地種油菜，發展觀光休閑型的「農家樂」。

以上情況說明，資本與土地的結合，將大大拓展農業的內涵和增值能力。只要我們准確理解和貫徹中央政策，規范推進農村土地流轉，現代農業的美好圖景就一定會早日呈現在世人面前！

為積極應對金融危機，提振信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本報派出3路記者，隨我省「堅定信心保增長——走進市州」暨「春遊瀟湘」采訪團一道奔赴14市州，了解各地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就業、強基礎」出台的具體措施，見證金融危機下湖南「彎道超車」的軌跡。昨日，一路記者已結束在永州的采訪，返回長沙；另外兩路記者分別抵達湘潭、邵陽。

② 土地流轉信託對農村發展帶來哪些好處

沒好處

③ 當前土地流轉主要面臨著什麼問題

一、當前土地流轉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農民對土地流轉顧慮重重
通過入村入戶調查，我們了解到,不少農民還存有土地是「命根子」的戀地情結，不願意轉出土地經營權，迫不得已才為之；有的單純地執著樸素的小農意識，認為農民天生就要種地種糧，這是本分；有的認為現在取消了農業稅，還有一系列的惠農政策，加之土地承包經營權長期不變，對土地還存有增值預期，認為保住土地至少有利無害。
（二）土地流轉缺乏保障機制
這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對轉出方的保障，一個是對轉入方的保障。第一個方面，對土地轉出方而言，其保障機制建設任重而道遠。在農村，土地仍然具有較強的社會保障和就業功能，是最後的「保障線」。俗話說得好，農民的地等於農民的天，農民的幸福就在田地間。但從大的方面講，當前農村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完善，進城務工的農民又無法取得城市社會保障，甚至工作也得不到保障；從小的方面說，土地轉出後，如果轉入方違約，而轉出方又無力或沒有條件返田種地，生活就會沒有著落，雙橋村的農民和村幹部對此十分擔憂。第二個方面，對土地轉入方而言，種植大戶或企業的保障機制也不健全。種植大戶或企業經過土地流轉形成規模經營後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市場風險。一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周期性自然特點，面對市場波動，很難及時作出調整，遇有災害性天氣或市場產品過剩，幾乎必然虧損，規模越大，虧得越多。二是轉入方缺乏「組織感」，即單體面對龐大的市場。規模較大的企業好一些，但種植大戶基本都是單兵作戰，土地、農資、技術、勞務、產品、銷售等等，事事操心，顯得力不從心。
（三）土地流轉不規范
土地流轉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流轉機制，流轉過程不規范，主要表現在「一無三不」。「一無」即沒有土地流轉的市場運作體系和相關服務平台，流轉層次不高、渠道不暢、秩序不好。「三不」：一是不約定，有些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只有口頭協商，沒有簽訂書面合同，土地流轉自發、無序、隨意、分散；二是不規范，即使簽訂了合同，其內容也過於簡單，對雙方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承租土地上附作物處置、有關賠償條款等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有的合同未經管理機構審查、簽證或公證機關公證，當事人雙方如果出現糾紛則難以解決；三是不合法，有的流轉合同，轉出方多是村或村土地合作社，而有經營權的農民沒有書面委託，造成流轉雙方主體資格不明確，不符合法律規定。
（四）流轉後的土地「非糧化」現象嚴重
雖然國家近年來加大了對糧食種植的鼓勵扶持政策力度，但糧食作物與果蔬等經濟作物相比，經濟效益仍然處於劣勢。水稻的生產周期一般在135天左右，種植1畝水稻的產量大概有1000斤，1斤水稻能產出7兩米，1斤大米按收購價1元計算，再加每畝30元的水稻種植補貼、56元的綜合農補，1年種植兩季水稻只能帶給農民1500元左右的收入。這點收入，除去農資、農務等成本，最終的純收入只有不到800元。村民將自己的土地轉出後，不用下地勞動就能獲得每年每畝800-1000元的收入，而且可以在大棚打工計時賺取工資以增加收入。在經濟效益的強烈導向下，流轉後的土地幾乎全部用來種植蔬菜和水果，「非糧化」現象十分嚴重。種糧不掙錢是農民不願種糧的根本原因。
（五）土地流轉有弱化家庭經營主體地位的趨勢
現行的有關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與相關政策和實踐多有矛盾和沖突，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轉型期矛盾的復雜性。縱使這樣，對家庭經營主體地位的認同還是比較一致的。理論及國際經驗表明，家庭經營是小農經濟最有效的激勵制度安排。家庭經營主體地位是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核心問題，其關鍵在於把分散的、無序的小農經濟變為有組織的、有序的小農經濟，而不是取消。
當前土地流轉中出現問題的原因分析有三：一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失地農民缺乏生存保障。農民仍把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寧肯粗放經營，也不願轉移出讓，而且部分土地轉出收益吸引力不大，致使流轉意願不強烈。二是由於法律缺失和政策不完善，導致對土地流轉徵用缺乏細節規范，司法實踐中不易操作，致使土地流轉片面追求規模化，忽略土地利用率的合理化。三是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准入和監督不到位，工商企業為了利益，更多地進入農業，長時間租賃、占據農民的土地。
二、意見和建議
（一）明確農村土地流轉發展方向
「土地家庭經營+農民合作社+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模式是農業實現現代化的最有效方式。我區現階段的農村土地流轉要堅持並鞏固家庭經營主體地位，適度發展規模經營，不能盲目更不能強制推進大規模土地流轉。在適度推進土地流轉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以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社為主要載體，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提高小農經濟的自組織度。辯證認識社會資本（特別是純粹逐利資本，包括外資等）在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中的作用，堅決抑制其不良趨勢，引導其發揮積極作用。
（二）明確並統一有關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規定
根據現行法律、法規、政策、措施中關於土地流轉的規定，認真總結我區多年來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成功經驗，盡快明確並統一農村土地特別是農業用地流轉各方面、各環節的規定，依法有序推進土地流轉。
（三）加大農村社保和農業保險力度
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農村土地承載社會保障和就業功能的情況下，加快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大農業保險力度；同時，依據我國區域總體發展和主體功能區戰略，依靠工業化和城鎮化戰略「兩輪驅動」，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並使農民工逐步進入城市和小城鎮社保體系。逐步削弱土地附著功能，增強土地的生產資料功能。
（四）保護並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
一是提高種糧補貼；二是以公益屬性、企業運作模式的農民合作社為主體發展糧食產業鏈，逐步使糧食產業鏈的效益絕大部分能使農民共享，大幅提高種糧的附加值；三是明確流轉後的土地特別是優質適質土地用於種糧的比例，切實維護國家長久糧食安全。
參考鏈接：
http://www.yuelu.gov.cn/yuelugov/yl_xxgk/bmxxgkml/qnlcmj/gzdt/xxgk56271/index.html

④ 什麼是土地流轉信託剛聽說的。

土地流轉信託實質上是一種用益物權的信託化。
實質是將農村土地使用權作版為信託財產，委權托給信託公司進行經營管理，主要包括農用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以及宅基地使用權。
在法律上，農用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允許轉讓的，將率先進行試點。
具體從信託產品的幾大要素來看，理論上，土地流轉信託的委託人可以是村集體組織，但也不排除單個農戶。

土地流轉信託通過土地的重新歸集、整理，將目前一些荒蕪、零散的農用地轉移到種植大戶手上，從而形成規模效益，再通過金融產品的配置，使農民和種植大戶成為最終獲利者，同時也將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科學推進土地流轉，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流轉的獲利者，甚至在農村實現生活現代化，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

⑤ 土地信託流轉的草尾模式

草尾模式」（外界稱之為「益陽模式」） 土地信託流轉「草尾模式」的基本做法是，政府出資在鄉鎮設立土地託管機構，農民在自願的前提下，將名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委託給政府的土地託管機構，並簽訂土地信託合同，農業企業或大戶再從政府土地託管公司手中連片租賃土地從事農業開發經營活動。簡而言之，就是變過去農戶和企業兩個角色間的流轉為農戶、企業和政府三個角色間的流轉。農戶的承包經營權先流入給政府的土地託管公司，再由託管公司將歸集的經營權打包集中流向企業或大戶。
益陽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2007年前，由於種糧收益低、農村勞力外出務工，種田的人越來越少，農村耕地拋荒比較嚴重，有的地方拋荒面積甚至達到了三分之一。為了確保糧食生產，我們在全面落實國家惠農政策的同時，採取了幹部分片包干、收取代耕費等行政措施努力遏制耕地拋荒，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很快就發現，這種靠行政手段治理拋荒的方式極不穩定，難以持久。2008年，市委召開土地流轉工作座談會，總結前期治理拋荒工作中涌現出來的各種自發性的土地流轉現象，一致認為，土地聯產承包經營權的適度流轉，是解決拋荒問題的正確方向。因此，會議提出要把土地流轉作為現代農業建設的「牛鼻子」來抓，並全面部署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發證和土地流轉工作。2009年，全市耕地流轉面積116萬畝，佔耕地總面積的32.1%，位居省內前列。這是第一階段，也就是傳統流轉階段。
在隨後的實踐中，我們又發現這些形式的土地流轉在流轉率超過30%以後像是遇到了「天花板」，很難再有大發展。分析原因，主要是政府角色「缺位」。在傳統流轉模式中，主要是農戶和農業企業（或農業大戶）兩個角色在起作用，政府盡管成立了土地流轉中介服務機構，但只能做些信息服務、矛盾調解的工作，沒有以經濟角色的定位介入流轉流程之中。因此，企業對與千家萬戶打交道的難度、對毀約風險的擔憂和農戶對外來或本地農業企業投資商的不信任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土地流轉工作進展艱難。為了化解上述難題，我們從2009年開始，把目光瞄向了土地信託流轉這種新型流轉模式。經過三年的實踐，在進行土地信託流轉試點的地區，耕地流轉率很快突破了40%，有的地方達到了60%，沅江市草尾鎮樂園村達到了90%，並且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這是第二階段，也就是創新流轉階段。土地信託流轉對於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起到的積極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一是加快了產業發展，有利於城鄉產業對接；二是促進了農民增收，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三是帶動了資本下鄉；四是推動了村鎮建設，縮小了城鄉公共服務差距；五是增進了基層政府的公信力，改善了鄉村治理，縮小了城鄉文明差距。
實踐探索表明：第一，土地信託流轉不僅適應於湖區，也適應於山丘區；第二，土地信託流轉不僅適應於水田耕地流轉，也適應於種植茶葉、葯材等旱土甚至林地、養殖水面等的流轉；第三，土地信託流轉與其它流轉方式相比，有明顯優勢，深受企業家、農民、鄉鎮幹部的歡迎。凡是採取規范的「草尾模式」進行土地信託流轉的，則能夠實現流轉關系穩定、管理規范的效果，真正達到農民滿意、企業滿意、政府滿意的結果。
結合我們對中央政策的解讀和對土地信託流轉「草尾模式」實踐的總結，我認為，探求農村土地制度的完善之策，必須堅持三條原則：
第一，堅持尊重農民的意願。農村的問題說到底是農民的問題，黨的農村工作實踐已充分表明，什麼時候我們黨的農村工作遵循了農民意願，工作就能順利推進；脫離了農民的意願，工作就會受挫。「草尾模式」從起步到現在已三年了，農民群眾不斷提升的滿意度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動力。
第二，堅持生產力標准。我們在土地制度創新方面的探索，要始終堅持以農業生產力的解放，生產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為導向。凡是有利於生產力解放的方式就要用，凡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方式就要改，不能左顧右盼。
第三，堅持市場導向。中國推行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歷史的選擇、正確的選擇。農村土地制度創新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相適應，真正做到市場主體充分參與，市場充分配置資源。在市場導向的原則下，黨委政府想問題作決策，不僅要有主觀想像力，更要有操作掌控力。要實現「魚」與「熊掌」兼得的目標，就要在確保農民分戶聯產經營權（農民切身利益）的同時，推動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配套的土地規模經營；就要在明晰產權、促進市場交易上做文章。

⑥ 目前土地流轉中存在哪些問題

由於我國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同時農業發展中的各項矛盾也開始展現出來，比如，生產力滯後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間的突出矛盾、耕地太少和農村勞動力過多間的突出矛盾、城鎮和鄉鎮收入差距持續拉大間的突出矛盾等，以上矛盾均隨著當前社會的不斷發展而產生，已極大地影響到我國農業的長足發展。筆者覺得，我國農村要實現新的發展，就需要採取全新的途徑以改進以上狀況，也就是要通過落實農村土地流轉來推動農業實現產業化大發展。在農村土地流轉之後，還可不斷提升農業方面的投入以推動農業產業實現規模化與集約化發展。在此基礎上，還應當依據市場實際需求，種植具有高附加值特點的新型農產品，從而致力於提升我國土地的效益，持續加大農民群體的收入，推動我國三農工作取得新的發展，以求實現提升農業效益與農民收入之目標。
一、農村土地流轉概述
農村土地流轉為我國《物權法》中所規定的土地經營管理方面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人均不得任意侵害土地流轉權利。同時，土地流轉覆蓋權包括了有住宅區的那部分土地流轉的使用權、鄉鎮與城鎮公共設施建設以及公益用地的流轉權。然而，鑒於社會的持續進步與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創建亟待使用更加多的土地以促進城鎮化進程的發展，而且已形成了推動土地專門化利用的政策幫扶機制。所以，要想實現我國農村土地更加合理地運用，就應當對土地資源進行更為合理的配置，並且加快我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建設進程，這必然能夠推動我國農村土地資源的最合理利用，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
二、推動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必要性
（一）解決我國土地供需之間矛盾的主要方式
鑒於近些年來我國工業化的極大發展，推動了農業產業規模的進一步壯大，加之眾多農村勞動力出現了轉移就業，因而在廣袤的農村地區產生了有田卻沒人耕作的狀況。年紀大的農村群眾無精力與體力去種田，而年輕人卻更傾向於外出務工，以至於勞動力斷代的問題不斷產生。同時，那些具備技術和資金，而且懂得管理的農民雖然希望能夠得到連片規模化的土地進行經營，但是往往卻無法取得。為了妥善處理好這一問題，就迫切需要推動我國農村土地的有序化流轉。
（二）切實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迫切需求
在推動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的基礎上，還應當致力於改變我國農業的發展方式，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就現實來看，我國目前所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盡管和現代農業之間並無本質矛盾，但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顯然具有規模偏小、土地過於分散、勞動力與技術十分缺乏等問題。如此一來，自然不利於發展現代農業，也不利於新型農業機械與技術的運用。有鑒於此，一定要趁勢而上，努力創新現代農村經營體系，合理發展規模化農業，加快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步伐。
（三）提升農村群眾生活質量的重要方式
土地可以說是農民群眾最為基本的保障，而土地流轉之基礎就是要落實農民群眾最為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旦農村土地無法進行流轉，其價值自然就難以得到顯現，農民群眾自然也就難以得到因為土地流轉而產生的各類財產性的收入。通過讓農村土地更為集中，實現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管理，從而在最大限度上提升農村群眾的生活質量。
三、當前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市場不夠健全
這類市場主要是指用於土地流轉交易的載體和與其相互適應的監管組織機構。一些農民雖然心中有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思路，然而卻往往因為缺少健全的交易市場而造成供求雙方在信息溝通上的不流暢，以至於產生了撂荒等狀況，那些真正需要轉進土地開展經營活動的農民群體卻往往由於缺乏有效的信息而無法找到可以用來轉讓的土地。一旦無法盡快地健全這一市場，還是採取農民群眾自發開展的土地交換活動，必然會影響到農村土地流轉的規模以及效益，導致當地土地交易的成本偏高，甚至會影響農村土地資源的整體調配與利用。
（二）風險保障體系不夠完善
農村土地流轉的出讓方往往會擔憂土地流轉之後的各經營項目是不是能維持長時間的經營，是不是能夠按時地收到出讓金，在土地收回之後其生產能力是不是能夠很快恢復。農村土地受讓方則十分擔憂土地出讓方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還沒有到期以前就宣布單方毀約，造成其投資難以收回與自身利益受損的後果。同時，農業生產需要經受得住市場與天氣帶來的巨大考驗，從而對農村土地的流轉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這樣一來，缺少合理的風險保障體系就會影響到土地受讓方與出讓方雙方落實土地流轉工作的主觀能動性。
（三）農民群眾的認知程度不高
部分農民群眾覺得土地是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根本保障，其衣食住行、養育子女以及養老等各項費用莫不來自於此，以至於他們不知如果離開土地將如何生存下去。隨著近年來我國出台的眾多惠農利民政策，讓其對前途產生了極大的自信心，讓由於其認識能力有限，對於土地流轉顧慮重重，以至於缺乏足夠的主觀能動性。
（四）農村土地流轉中監管力度不夠
在目前的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中，往往會出現政府監管不力之狀況。按照慣例，農村土地流轉理應是農民群眾間或者農民群眾和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專業合作社等機構間倚靠自身意願來實施的，政府所起的應為規范的作用，然而事實上少數基層幹部為政績或貪圖某些利益相關方所許諾的各種名目的好處，採取強制方式逼迫基層群眾流轉自家的土地，以求實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這就會極大地影響到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工作的有序實施，自然也就難以保證農民群眾的利益。
四、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問題的有效措施
（一）積極健全農村土地流轉管理體系
要依據形式多元化、按照市場運行、各項程序合規、流轉合同有效之要求，逐步健全完善我國農村土地的流轉管理體系。一是要切實強化管理服務之觀念。鄉鎮應當專門建立負責土地流轉及其管理的組織機構，大力加強仲裁組織機構的職能，合理解決有關工作人員的待遇問題，並且為廣大農民群眾提供合理而規范的土地流轉文本，健全土地流轉檔案的記載工作，強化農村土地流轉長效體系建設。各地政府應當依據自身實際組建土地流轉服務機構，負責對本地農村土地流轉供求信息進行登記，評估各類土地的等級，並為當地農村群眾提供土地流轉法規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咨詢服務。二是要有序地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的各項程序。農村土地流轉一定要盡可能地簽訂科學、規范的流轉合同，並且明確如何流轉的方式、數量、條件和流轉雙方應當負起的權責與義務等。要更加全面地完善農村土地流轉登記機制，並由當地村組織進行備案，由當地鄉鎮土地管理機構負責登記，從而讓當地農村流轉工作秩序井然。通過簽訂科學、規范而且符合當地實際的土地流轉合同，就能夠讓得到土地使用與經營權的一方放心大膽地投入所需資金與技術開展科學運營，從而真正地促進當地農村土地的規模化與集約化管理，並且提升當地農業現代化管理的水平。
（二）完善農村土地流轉風險保障體系
要用最快的速度設置當地土地流轉信息資料庫，從而能夠實現了解每一戶土地流轉的具體情況，這就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進行入戶調查，並且強化信息的反饋工作，讓出讓方與受讓方均可實現沒有障礙的全程溝通，並且盡可能地避免出現各類不必要出現的誤會。在此基礎上，還應當持續完善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中介組織，立足於市、縣、鄉、村等四級聯動中介組織機構，更加及時有效地對當地流轉土地的具體信息加以登記入庫。為切實防範我國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類風險，當地政府還應當進一步提升財政部門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對那些具備了相當的農業技術知識而且精通農業生產，也具有實施規模化生產的種田高手，應當在財政資金上予以必要支持，而且還可出台獎勵機制以加快當地土地往種田大戶加以轉移。要建立專項幫扶資金來補貼那些需要購置大型農機的農業大戶，幫助其及時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推動節能與高效，並且更好地保護當地珍貴的耕地資源。對那些有意嘗試得到農資抵押貸款的農戶來說，政府有關部門以及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應當負責任地核實其所具有的實際償債能力以及風險意識，致力於指導其簽訂意向書，以解決其融資難度大的困難。
（三）提升廣大農戶的綜合素質與能力
因為現階段我國農民群眾的受教育程度不夠高，缺少足夠的法律知識以及自我保護意識，因此在流轉糾紛中往往會利益受損。為進一步推動我國農村地區的土地流轉工作，一定要面向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提升其綜合素質與水平，進而提升其市場競爭力。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多辦一些政策類和技術類的培訓班，從而讓當地農民群眾更多地去接觸與學習農技專業知識以及現代市場知識，從而盡可能地避免各類不必要的利益損失。要讓其立足於培訓，讓一些素質過硬的農民群眾快速發展成現代農民，甚至成為當地農業領域的致富帶頭人，讓其帶領本地村民投身於市場化的運作之中，從而盡可能地加快土地流轉進程。
（四）政府部門要強化土地流轉監控工作
我國各級政府應當依據市場經濟的自願與公平等原則來監控土地流轉工作。對土地流轉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惡意購置或者暴力威脅利誘等負面現象一定要實施最嚴厲的打擊，從而真正保護最廣大農民群眾之利益。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自從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農業生產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糧食產量年年遞增。但是，也要看到農業領域中所存在的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土地流轉中的相關問題亟待解決。有鑒於此，應當在健全相關土地政策的基礎上，高度重視土地流轉領域中產生的新問題與新情況，更加尊重農民群體的意願和市場的主體性地位，著眼於維護與強化農民群體的切身權益，並通過政府實施合理的引導以及干預，因地制宜地強化各項土地流轉措施，就能實現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⑦ 農村土地流轉 是什麼意思 農村土地流轉信託是什麼意思

定義：農村土地流轉是指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過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權，將經營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其他經濟組織的行為。
這里可以這樣解釋，A作為農民擁有地塊的承包經營的權利，A把承包下來的土地委託給B進行經營打理，B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用，產生的收益則歸屬於A。

我們可以看到這實質上是一種信託行為。信託的實質就是委託人把財產權交給受託人，由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按照委託人的意願對這個財產權進行管理。農村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實質上的財產權就是承包土地的經營權。
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農民面對更為高效的和快速的市場必須生產經營方式更為集約化，而將多個農戶的土地通過農村經濟合作社等合法組織將散農的土地經營權集中在一起，將這份財產權交給信託，由信託對其進行專業化，高效化的管理，或將其租賃給單個農業種植大戶，降低交易成本，實現經營權集約化後利潤的放大化，將產生的收益分配給農民，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或徵得農民的同意，對農業延生出來的產業進行二次升級，還可以通過購買經營收益權的方式為這些產業融資，同時合理的分配也可以培養產業，是產業合理化，結構化。

土地流轉信託是一項促進農村現代化的金融手段，不過目前全國試點范圍不多，還未成立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土地流轉信託，但不少地方委託給農村經濟合作社或建立土地流轉市場已經在逐步實現農村土地流轉的信託化。

⑧ 中國的土地流轉正在步入"信託時代"嗎

王東賓 / 河北張家口市金融辦

現在，農村土地流轉當前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以中信信託、中糧信託、北京信託三大信託機構先後於安徽宿州、黑龍江肇東、江蘇無錫等地開展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為標志，中國的土地流轉開始步入「信託時代」。

然而，自商業信託機構進入土地流轉領域之始，各方對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的經濟合理性就質疑不斷，或疑為商業噱頭，或疑為炒作概念，眾說紛紜。誠然，短期內迅速土地流轉實現盈利性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正由於農業的脆弱性及其經濟劣勢，商業信託公司介入土地流轉領域這一新趨勢才尤為值得重視，需要從農村土地流轉的歷史脈絡中發現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將比較土地流轉的幾種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轉信託模式的經濟效率和社會意義。

一、土地流轉的三種模式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以後，土地流轉作為一種調節土地承包和土地經營之間緊張關系的重要機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認可，全國各地的實踐探索一直沒有停止過，出現了各種模式或經驗。本文的模式選取基於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這就限定了農地流轉的兩個基本前提：「農地農有」與「農地農用」。這樣，本文的討論將不涉及改變土地使用權擁有狀態的「雙放棄」(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模式(如重慶九龍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變「農地農地」狀態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廣東南海模式)等，集中討論農業用地流轉模式。

第二，以收益權的實現方式為核心標准。這種選擇基於三個方面的考量。一是信託的制度設計恰恰以委託人財產收益權為核心，從農戶的收益權理解土地流轉信託模式，符合信託思想的本源，也易於在與其他模式的比較中發現其獨特優勢。二是受亨利?喬治的「地租社會化」思想啟發。亨利·喬治用「外殼」與「核仁」來隱喻土地佔有與收益，他反對僵化地從簡單直接佔有的形式來理解土地所有權內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為土地權利的核心，這對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政策主旨極有啟發意義。最重要的是，保護(並實現)好農民的收益權是土地流轉政策的最關鍵環節，也是保障土地流轉穩定有序進行的必要條件，並能促進土地流轉在城鎮化進程中更好地發揮穩定器作用。

「地租社會化」提出者亨利喬治的著作《進步與貧窮》對孫中山的地權思想有重大影響

基於這樣兩個標准，本文選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縣模式作為參照系，與以中信信託(以安徽宿州項目為例)為代表的商業信託模式進行比較，重點是各種模式的收益分配與增信機制兩個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馬道村出現一種新的土地流轉模式，被稱之為「反租倒包」，這種模式後來在全國很多地方流行推行過。簡要地講，「反租倒包」是指村集體從農戶手中以一定價格把已經承包到戶的耕地租賃過來(「反租」)，必要時經過一定的土地規劃、整理與整治，再轉包給種糧大戶或農業企業等農業經營主體(「倒包」)。之所以稱為「反租」，是因為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配中的發包方，先期已經將土地發包(「出租」)給農戶，因而村集體承租農民土地是一種「反租」行為。這樣一來二去，盡管土地又集中於村集體，但權利關系卻發生了變化。其權利轉化與轉移過程大體如此，通過發包完成土地初始權利分配(承包經營權)，「反租」將經營權集中，「倒包」將土地經營權流轉到有效率的經營主體手中，土地承包權依舊歸農戶，土地所有者——村集體發揮組織管理職能。可以說，「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國農民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因地制宜進行的自主的制度創新，與今天政策所倡導的「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宗旨不謀而合。在「反租倒包」的過程中，村集體、村民與經營者之間通過契約「合作」創造性地實現了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效率分解與重組，因此這一模式非常適應中國鄉村社會，至今在許多地區仍在使用。

顯而易見，「反租倒包」是一種村級創新模式(筆者認為，「反租」是相對於「發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擁有發包權，鄉鎮要麼是依託村集體的聯合「反租倒包」，要麼是「偽反租」)，必然與鄉村治理水平高度關聯，關鍵問題看村委會或村集體組織的「反租」過程是否存在違背農民意願、強迫農戶流轉土地或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其有效運轉依賴於這樣三個條件：第一，村莊的經濟結構中，主要勞動力的收入依賴於非農就業。二，村莊治理機制比較完善，村民能夠通過協商機制達成共識，形成穩定契約。第三，村集體經濟較為發達，可以為「反租」的收益兌付提供較強的風險保障。

(二)福建沙縣：「雙平台」模式

沙縣小吃名揚海內，勞動力大量經商，土地撂荒現象嚴重，全縣范圍內土地流轉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轉的「沙縣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縣全縣實現流轉土地約13萬畝，佔全部耕地的65%，是全國土地流轉流轉率的2.5倍。從沙縣的實踐經驗來看，其土地流轉模式可以概括為「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

福建沙縣的土地流轉模式可以概括為「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

流轉平台

沙縣自2006年開展土地流轉試點，建立了縣、鄉、村三級土地流轉服務機構，作為中介組織推動土地集中連片規模流轉。沙縣的特點是，在三級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專門的土地流轉交易場所和信息服務平台，並開發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統、流轉土地視頻系統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務平台和系統後，通過待流轉土地視頻，可以很快了解相關地塊的地貌、田間設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託平台建立後，信託平台承擔了收儲土地(一次流轉)並進行土地整理的任務，將土地地塊規模化、標准化，流轉平台對接的重點變為經過信託平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後的待流轉土地(二次流轉)。

信託平台

2011年，沙縣又作為福建省第一家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流轉試點，通過設立兩家經營權平台公司，建立了縣鄉兩級信託服務體系。

信託平台的運行機制主要是信託公司與村委會(代表同意將土地信託的農民)簽訂信託合同，獲得土地後，土地集中連片，統一進行規劃、布局、整理與整治，再通過招標、競拍、租賃等形式流轉給農業企業或其他經營主體。

可見，沙縣模式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盡管時序上流轉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託平台建立在後(2011年)，但實際運行中信託平台前置，發揮一次流轉(土地收儲)功能，把經營權集中起來，進行土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流轉平台的功能升級後置，把經過整理開發後的土地流轉給相關經營主體，發揮二次流轉功能。這樣，後面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沙縣的信託平台是一種准信託模式，在收益權設計、風險處置措施、增信機制等其他方面與商業信託平台基本相當。

(三)安徽宿州：商業信託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國落地的土地流轉信託項目已經有十幾單了，其中中信信託6單(安徽宿州、山東青州、貴州開陽、安徽馬鞍山、河南濟源與湖北黃岡)，北京信託4單(江蘇無錫、鎮江句容、安徽銅陵和北京密雲)，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的土地數量已達20萬畝以上。

盡管各機構的具體合約計劃存在諸多差別，但在核心問題(收益權)的處理上差別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託宿州項目的方案設計。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位於宿州市埇橋區朱仙庄鎮，信託期限為12年(二輪承包期剩餘12年)，首期流轉面積5400畝，流轉後用於建設現代農業循環經濟產業示範園(埇橋區是2010年農業部批準的第一批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5400畝土地由朱廟村、塔橋村集中承包經營權後，委託埇橋區人民政府代理，由區政府作為委託人與中信信託簽訂信託計劃，中信信託聘請服務商進行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配套。該項目服務商為安徽帝元現代農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項目初期服務商同時也是整體承租商，支付開發前期的信託收益(關於中信信託宿州項目的詳細方案信息，參見蒲堅：《解放土地——新一輪土地信託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頁)。

中信信託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國土地信託實踐的前沿

二、三種模式之比較

至此，我們初步理清三種模式的基本情況，接下來的比較以收益權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機制兩個層面進行比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轉的收益分為兩個部分：基礎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農戶的土地流轉收益表現為單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實際情況中，村委會往往會發揮類似於集體談判機制的作用，推動土地流轉(「倒包」)價格根據市場情況和經濟環境的動態合理調整，「反租」價格隨之進行調整，這樣農戶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區，「倒包」與「反租」之間會有一定的差價，或村集體與村民之間有約定的流轉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開」，農戶獲得大部分收益。

沙縣模式中，基礎收益即土地委託給信託公司時支付的約定租金。增值收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託公司以後，通過土地整治、改良後(如高標准農田建設)的增值部分，這部分60%歸農戶，40%歸信託公司作為信託發展基金滾動發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託公司流轉給經營方後，由信託公司申請各級項目配套資金，其中60%無償扶持經營方，其餘按信託公司的投入計算，逐年向經營方收回，回收資金返還村集體，由村集體進行二次返還(這實際上相當於本文末提出的農業補貼「部分歸農」機制)。

中信信託宿州項目(A類計劃)中，基本收益為1000斤中等質量小麥價值(均按國家頒布的中等質量小麥價格兌付等值人民幣，以下不再重復說明)，如果低於1000元，則按1000元兌付，即支付給農民的基礎地租價格最低為每畝1000元人民幣。實際上，當地目前的土地流轉價格為每畝每年約600元左右，即該項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項目初期，由當地政府為服務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畝約400斤中等質量小麥價值(約400元人民幣)。

增值收益為A類計劃方案中的超額收益。受託人服務商進行土地整理和基礎設施投資(必要時發行B類信託計劃，募集土地整理專項資金)，扣除各項本金和費用後形成的超額收益，70%歸農戶，30%歸受託人，作為信託管理費用。北京信託江蘇項目也是按這一比例分配浮動收益(即土地開發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開」原則似乎已成為市場共識。當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夠按方案如期實現，我們實踐中密切關注。

(二)增信機制

不論何種模式，流轉收益按期兌付是穩定流轉關系的基本條件，是承包權與經營權有序、穩定分離的必要條件。而農業本身又是弱勢產業，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等多重風險，經營端的風險如果傳導流轉端，引發兌付危機，必然影響流轉關系的穩定。因此，在土地流轉的各種模式中，收益兌付的增信機制至為關鍵。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與村民之間存在一種「信任契約」，並通過村民直選等基層民主途徑對村委會的行為形成有效約束。這決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體經濟要為「反租倒包」提供一種隱性擔保，構建一種村集體增信機制。

沙縣模式中，有兩重保障機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歸入信託公司形成的信託發展基金;二是財政資金增信機制，由沙縣財政先行注資150萬元設立土地流轉風險保證金。風險保證金的增信對象為集中連片100畝以上，流轉期限5年以上的流轉土地業主;當經營業主因發生各類風險無法兌付租金，導致信託公司無法向農戶兌付收益時，由風險保證金先行兌付。

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在方案中為A類基本收益(付給農戶的基礎地租)設計了雙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來自服務商的合同承諾，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時候，由服務商承租信託項目下的所有土地，並按期向農戶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項目開發初期，服務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後期發生實際獲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況時，該類資金缺口仍由服務商補足(服務合同中規定服務商的職責范圍包括「提供信託計劃項下兌付A類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類基本收益的兌付仍然出現流動性資金缺口時，即第一重保障出現問題時，由受託方發行T類信託計劃，補足信託收益兌付的流動性缺口(T類信託計劃也可以用於土地整理投資的B類信託計劃基本收益兌付缺口)。

綜合來看，「反租倒包」模式採用的是村集體組織隱性增信機制，而沙縣模式和信託模式均建立了明確的增信機制，前者採用政府財政增信機制，後者採用市場化增信機制，保障農戶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轉後與經營相關的風險影響，確保基本收益穩定且可持續。不論是沙縣的政府信託機制，還是宿州的市場信託機制，本質上均是土地流轉與土地經營之間建立一道風險防火牆，以穩定收益權的方式(信託收益)更充分地實現農戶承包經營權的經濟內涵，促進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有序、穩定分離，有助於同時實現「穩定承包權」和「放活經營權」雙重政策目標，並且兼顧了效率與公平。

(三)土地流轉信託與金融創新

農村金融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瓶頸是農村缺乏有效抵押、擔保品，導致「融資難」、「融資貴」成為普遍現象。近年來，各地紛紛試點推動解決這一問題的金融創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證貸款」、重慶的「三權抵押」、河南信陽的「五權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於農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權等「三農」物權的金融權能。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進一步肯定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作用，明確激活農村土地擔保、抵押權能的政策導向，為農村土地金融創新打開了更寬闊的政策空間。土地流轉信託化對金融創新的推動作用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個層面是對委託方——普通農戶而言。土地流轉信託的優勢之一是將農戶承包土地的收益權結構化、標准化，變為標準的商業合約，這有利於開展以標准化收益權為標的的金融創新。例如，中信信託在宿州項目中目前已實現通過信託受益權質押為農戶發放小額貸款，年利率在10%-12%之間，沙縣的金融機構已經藉助當地的信託平台，開展了「預期收益權」、「農戶聯保+預期收益權質押」等金融創新。

2013年末發布的「107號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中明確提出「探索信託受益權流轉」，可以預期未來信託收益權的市場流通性更強，會更好地促進土地流轉信託收益抵押、擔保權能的實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對當前的「人戶分離」城鎮化格局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對「非戶籍城鎮化」人群來說，在沒有並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前，土地流轉信託不僅可以實現「離土不離權」，提供一份穩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藉助收益權金融創新申請小額貸款，更好地在城鎮中生活與創業。例如，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就提出「賦予土地信託流轉金融屬性，為農民參與城鎮化進程、增強承擔城鎮社會保險和住房租賃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創造條件」。可以說，土地流轉信託將構建的是一種「離鄉離土不離權」的社會制度。

第二個層面是針對信託平台而言。信託平台將原來分散的經營權匯集後，實現土地集中連片，具備開展土地整治項目(如高標准農田建設、中低產田改造、節水灌溉設施等)和布局現代農業基礎設施的必要條件，從而也就具備了對接財政扶持項目和資金的基礎條件。沙縣模式中，由信託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項目，開展土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然後再進行流轉;北京信託密雲項目所採取的「財產權信託+資金信託」的「雙信託模式」，通過資金信託為土地流轉信託後的經營開發提供1800萬元的融資支持;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則有發行B類信託計劃融資進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託平台對接政府項目時，政策上可以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即在財政補貼資金的引導與支持下，發揮「財政+金融」協同作用，藉助金融創新滿足土地整理開發和布局現代農業設施的融資需求。

第三個層面是對新型經營主體和經營農戶而言。少數土地信託項目中，如北京信託的江蘇無錫項目，信託土地僅158畝，項目可以直接對接農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經營主體。但其他的土地流轉信託項目一般涉及數千畝乃至數萬畝土地，需要聘請或組建(現代農業)服務商，按現代農業要求整理、開發土地，布局基礎設施，然後自主經營或再次流轉給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此時經過現代農業布局後，大棚抵押、融資租賃等金融創新和金融工具將會更容易地引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4]17號)、《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做好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4]42號)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農直補資金擔保、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農機具抵押等一系列農村金融創新在土地流轉信託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開，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能力將更強。當然，對於剛剛出現半年多的信託模式，目前多數項目仍處於服務商開發整理階段，相關的金融創新仍在醞釀與衍化當中，不過許多金融創新從沙縣的政府信託平台中看已經相當成熟。

土地流轉信託推動金融創新的機制在於土地流轉信託將承包權和經營權穩定分離後，土地權利束與相關主體清晰對應，既可以有收益權融資，也可以有經營權融資。這種土地權利束的分解與重組過程客觀上已經將土地流轉的相關主體進行了分層，形成既有大型主體(信託機構、現代農業企業等)、又有中型主體(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還有小型主體(小微企業、種養大戶、家庭農場、普通經營農戶)的多層次主體，並在土地的綜合開發利用上也根據各自優勢實現了分工合作，這種結構化設計又與大中小結合的農村金融普惠體系相對應，形成金融創新的推動力。

進一步而言，隨著土地信託的實踐深入，信託平台將進一步衍化為金融創新平台，通過信託制度設計，土地流轉金融創新得以在不同層面、不同主體間展開，根據土地整理、現代農業布局、具體生產與經營等開發階段的不同特點和融資需求，因地制宜地設計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促進土地流轉的資源優化配置。例如，中信信託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條件成熟時，也可與商業銀行、專業性農村小微貸款機構合作」，「以土地流通信託為平台構建服務『三農』的金融生態鏈」。

四、探索土地流轉信託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託、中糧信託、北京信託等信託機構介入土地流轉領域以來，因其專業化水平高和結構化的制度設計，商業信託模式備受推崇，由此引起一個爭論：以沙縣模式為代表的政府信託(類信託)模式是否過時?商業信託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轉信託的不二選擇?

從本文的比較中可以初步總結商業信託模式和政府信託模式的優劣勢。商業信託模式的優勢有：第一，商業信託模式的市場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廣的(全國)范圍內發現價格;第二，全國只有68家信託公司，對接外部資源能力強，可以更好地遴選服務商;第三，信託標准化、結構化水平高，可以推動更高水平的金融創新。短板在於：第一，商業信託模式採用的是項目制，使用的是本地優質土地資源，且地方政府需協調足夠的土地滿足規模經濟的需要，是一種非常態的土地流轉;第二，土地前期開發依賴於服務商，沒有合適的服務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無法開展;第三，服務商完成現代農業布局後，要承擔部分流轉平台的職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託模式的優勢在於：第一，信託平台承擔了土地收儲(一次流轉)職能，是一種常態化的土地流轉;第二，信託平台可直接開展土地整理開發，不需等待服務商;第三，有專業的土地流轉平台，二次流轉的效率和專業化程度更高;第四，信託平台與縣域金融機構合作緊密，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微企業和普通經營農戶的普惠金融創新更有優勢。短板在於：第一，信託平台承擔了服務商的職能，現代農業開發專業能力不足;第二，與外部資源對接能力不足，價格發現能力弱於商業信託機構;第三，標准化、結構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創新的層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現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顯而易見，政府信託模式與商業信託模式的互補性很強，很難簡單地說孰優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體分析。隨著信託制度向土地流轉領域的更深引入，未來綜合兩種模式的「混合」模式將更有優勢。「混合」模式可能發揮的優勢主要有：第一，結合常態的土地收儲(一次流轉)和項目制，使得縣域內流轉土地可以分區域、分層次開發利用;第二，發揮縣域信託的「中小」優勢和商業信託的「大」優勢，相關主體分層對接土地權利束和要素資源，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發揮信託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務商的現代農業布局能力;第四，發揮信託平台和流轉平台的協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轉經濟效率，推動建立二次流轉公開市場;第五，發揮商業信託在收益權管理、兌付和風險防範方面的優勢，使得農民的信託收益權更加穩定。

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託平台，綜合利用各方力量和優勢。從政策意義上來講，「混合」模式可以同時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實踐中的發展表明，不論是政府信託模式，還是商業模式，亦或是今後可能的「混合」模式，信託制度在土地流轉領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為今後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轉信託的制度優勢在於它可以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土地流轉信託不僅可以實現承包權與經營權的穩定分離，而且可以實現合理分工。信託平台進行土地整理與整治，服務商(大型現代農業企業)進行現代農業規劃布局與基礎設施配套，這相當於農地的一級開發;然後土地再次流轉，實現土地更好地向四個新型經營主體集中，發揮其勞動技能優勢、生產技術優勢，這相當於農地的市場開發。通過信息平台，將有可能構建農村土地兩級開發體系。顯然，前者與後者的「適度規模」是不一樣的，而信託制的優勢恰恰在於可以穩定有序地集中經營權，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轉分開，使經營權「放活」在不同層級滿足「適度規模」的不同標准。從這個角度而言，土地流轉信託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效率。

從公平的維度來看，土地流轉信託逐步確立了幾個基本原則。第一是補貼部分歸農原則，要麼直接歸農(如中信宿州項目中基礎收益提升60%)，要麼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級開發中的補貼，歸農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礎地租價格應依據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水準確立，而非分散經營和傳統農業的水準確立，這是對農民農地發展權的一種認可。若以分散經營的低「市場價格」進行土地長期土地流轉，大多數農民不但享受不到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超額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價值也沒有充分體現。第三，「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相結合。亨利·喬治地租社會化思想的核心是「漲價歸公」，在人均只有一兩畝承包經營權的較平均的農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漲價歸農」實際上是「漲價歸公」的一種衍化形式，土地流轉信託方案是地租社會化分配的一種具體實現形式。增值收益的70%與30%分配比例，是「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的有機結合。從這個角度來看，土地流轉信託又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平。並且，公平的制度設計可以使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穩定有序地分離，反過來會促進規模經營的經濟效率。

鄧 小 平認為，農業的第二次飛躍必須走向集體經濟

1990年，鄧 小 平提出農業生產「兩個飛躍」的思想，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個飛躍，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具體論述參見《鄧 小 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頁)。可以說，信託制度是實現「二次飛躍」的一種較為理想的制度工具。總體上，土地流轉信託是一種效率與公平兼顧、公平促進效率的機制，它使得全體農民可以共享農業「二次飛躍」的發展成果，可以更好地發揮中國土地制度的制度優勢。盡管在超過10萬億的信託資產中，土地流轉信託所佔比例微乎其微，但考慮到中國仍在持續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土地流轉的潛力遠遠沒有完全釋放出來，而且「戶籍城鎮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鎮化率」尚需一段較長的時間，消化「人戶分離」仍需時日，即使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轉仍將發揮重要的穩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轉信託的大發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⑨ 土地信託流轉的介紹

土地信託流轉是土地流轉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深化農村土地經營機制的必然需求，也是促進土地使用權規范有序流轉的必由之路。土地信託制的有效推行必將對新型城鎮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⑩ 土地流轉信託的土地信託

土地信託在國外已頗有歷史。但國內，由於農村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尚處於分離狀態，加上流轉費用過低，土地信託試點推進相對緩慢。
從制度層面而言，盡管國土資源部主導的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已基本對所有權完成確權，但對土地流轉的主要標的—承包經營權（使用權）的確權到戶上仍進展緩慢。
信託給農村帶來了新的融資工具，但信託資金以盈利為目的，而真正的農業項目周期長、回報率相對低，非常考驗資本的耐心，農業是一個需要長期資本介入的過程。
雖被業界普遍看好，但在實際操作中，諸多中小信託企業仍保持觀望的狀態，並直言收益不高和資金難題是主要原因。業內人士指出，開始階段，無論是委託人、發行人和資產出讓方等利益相關者都會在產品設計、盡職調查和風險防範方面非常謹慎。
不是說有了信託就不會出問題，只是這個法律約束的過程，比已經實踐的模式要好得多。比如服務商可能出現的經營風險，例如天災影響土地的產值大幅下滑，引入的經營方突然去世，甚至惡意跑路等，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信託公司只有研究出屏蔽這些風險的方法，信託流轉的模式才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為人所接受的模式。
構建「土地信託銀行」。「若政策進一步放開，信託憑證可進一步用作抵押。農戶通過持有的土地經營權在信託計劃中佔有一定的份額，信託公司向其發行信託憑證，代替農戶管理土地。在信託流轉土地的規模足夠大、效益足夠好而且穩定的情況下，農戶可以使用信託憑證進行抵押貸款。」
據了解，一些地方的土地銀行試點已經開始展開。以成都模式為例，土地銀行將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按需求集中預存起來，統一貸給有實力的龍頭企業或經營大戶進行規模經營。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一經存入土地銀行即產生穩定的利息收入，土地銀行所獲利潤的一部分根據農民存入面積進行二次分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