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改革与制度转型主要表现在等方面

㈠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国内经济有什么作用与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通道。当代发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将突破国界在全球铺开，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同质性进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亦为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金融创新活动。这既包括制度的创新，又包括工具的创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创新、股权衍生工具的创新等等。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方面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GDP总和的20％。应该说，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二元效应。

金融全球化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中，同时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出于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体现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比较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矛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第四，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二、中国金融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二元效应有助于我们形成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为了将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当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依然离所需甚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效益急剧下滑。1996年，国有四大银行净资产利润率只有5．5％，这一指标不但低于国内其他非国有银行，更远低于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而正是银行不良贷款及低收益率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的竞争力问题较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众所周知，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是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各自资产总额都在10000亿元以上，合计10万亿元。而在证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约为3500亿元，规模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资产仅有300亿元左右。如果再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相差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随着跨国大型投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资本市场，以国内现有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是无法与其比肩相争的，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创新乏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

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㈡ 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整体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面临以下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

我国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等问题仍未解决。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全社会的融资风险仍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仍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性特征，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保险产品不丰富保障功能发挥不够。

（二） 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服务需要加强与完善

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开放仍有空间。从服务领域看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强化，截至2009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还有2792个。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不到位。同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往往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金融体系对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2012年5月26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013年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些举措表明意在完善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

（三）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金融改革偏重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变动，对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不够重视。银行业战略规划比较薄弱、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比较传统，创新能力较弱。一些保险公司内控和基础管理较为薄弱，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市场竞争行为仍不规范。

（四）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银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仍然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控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贷款集中度风险日趋突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有所加剧。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证券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主要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不畅，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长期利率定价缺乏有效的外部基准，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较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灵活性不足，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有待提高，供求关系不尽合理等问题。

㈢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

独立系统
农村金融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
所谓系统，就是按一定目的、条件和环境，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是若干大小系统。基于这一系统论基本原理，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做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农村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按照不同的层次划分，包括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以及微观层次的金融需求主体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和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构成农村金融的供给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主体，在整个农村金融系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与相关性
整体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首要特征。如前所述，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一定的功能。因此，农村金融系统各部分也不是简单的组合，而要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要充分注意农村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接，提高农村金融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同时，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或部件形成“部件集”，“部件集”中的各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即具有相关性。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有的相互关系较为强烈，有的相互关系较为软弱；有的相互关系是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则是非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是长久的，有的关系则是暂时的。这种相关性确定了农村金融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二）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与动态性
农民期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农村金融系统和包围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之间通常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政府职能转换和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变化、宏观调控的收与放、银根的松与紧、农村经济增长的快慢、农村市场开放度的增减、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态势的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恶化、社会信用状况的波动等等，与农村金融系统之间均有互动作用，都会引起农村金融系统特性的改变，相应地引起农村金融系统内各部分相互关系和功能的变化。为了保持和恢复农村金融系统原有特性，农村金融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为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系统，它在形成以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特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本身也需要发展，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均衡，具有动态性。
行为特征
（一）重视正规农村金融，忽视非正规金融，改革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
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战略路径一致，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而展开，对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缺乏整体的系统性构思。在金融市场化的方向下，农村金融改革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缺乏系统性论证。
因而，多年来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着眼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没有着眼于机构间运作机制的协调。改革视角始终停留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上，而且仅就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来看，也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考虑。
例如，对农业银行的改革是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展开的，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农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则是在粮食市场化改革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农村金融改革仅仅是为了构建一种完善的机构体制，而没有着眼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相互协调运作的长效机制。
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调整和改变农村金融监管系统的运作方式，农村正规金融系统内部，也仅仅着眼于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改革，而忽视非银行系统的安排，仅仅着眼于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演进，而忽视非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变迁。
事实上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融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优点。而且，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表明：我们不花钱，一样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不仅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其自身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缺乏协调推进性
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次序，是经济改革先于金融改革。尽管我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展开的，但是经济发展的路径却遵循着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路径一致，我国金融发展也遵循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何广文，2001），金融改革首先在城市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同时，农村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需求出现多样性。
然而农村金融系统却在固化这种城乡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
一是和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历来是受管制最少的，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最能体现竞争机制的市场。
二是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存在庞大的客观需求，具有内在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也有生存的土壤。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命题特征应该为：体制上是私人的，对象上是立足于乡镇社区的，规模上是小型的，数量上是大批的。
四是这些金融机构本身可以充分竞争，繁荣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
五是这些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窄、影响小，风险比较容易控制。但以往和目前的改革措施往往是着眼于机构，侧重于监管，热衷于“拉条条”、“定框框”，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形成极大的制约。
农村金融改革
（三）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改革的推动者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协调，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动精神缺乏。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
农村金融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
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性金融机构，目前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二是需要有关的宏观政策支持。对于商业性或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需要研究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管理措施。
三是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道路、教育、医疗、水电、通讯和法律支持等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也制约了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四是一些配套改革也非常重要。例如，尽管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和房产已进入市场，也不能成为抵押品和担保品。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现有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构成了阻力。
（四）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改革与环境的适应性被忽视
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是“三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决定了全国各地“三农”问题的重心和表现形式是不一致的，农村金融需求也不同。
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缓解贫困局面，为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这是通过商业金融渠道所不能实现的；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需求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解决商业贷款能力较弱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发达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所需的融资问题。
就现有农村金融市场供给而言，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和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供给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在实力不足状况下的低水平的金融供给，需要通过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各种类型的民间小额信贷协同来满足。发达地区虽然业已形成了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和多渠道金融供给状况，由于私营中小型企业在商业信贷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不足，需要政策金融各种形式的辅助。
可见，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需要政策金融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挥不同的功能。而就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功能设定而言，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功能设定具有同质性，即为粮棉收购企业提供贷款，业务范围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退化成“粮食银行”。而实际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和县以下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独户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但是，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是资金来源不足是农信社供给能力有限的最主要原因，在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竞争非常激烈。各商业银行虽然大规模收缩农村金融业务，但它们的储蓄网点还在强抓存款。同时，邮政储蓄凭借自身优势，大量挤占存款市场。这些机构抽走了大量农村资金，却大都不承担支农任务，不仅使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而且也造成农村信用社存款增长相对较慢。
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比例高，经营亏损严重。
三是支付结算体系的落后也成为农村信用社竞争能力拓展的重要障碍。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体系都十分落后，联行结算和电子汇兑业务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这些技术制约不仅大量增加资金在途时间，时效性差，准确性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誉和形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失。
四是从市场经营看，农村金融机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匮乏，道德风险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五）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觉又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
省联社与县联社的两级法人几乎就是原县联社与信用社两级法人的翻版。公司治理中最简单的道理，即权力与责任对等、努力程度与激励必须对等以及投资收益与风险必须对等，在省联社的体制中没有考虑进去，县联社需要通过增资扩股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不必对股东负责；被剥夺了委托人权利的股东，追求的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高额收益；省联社有权任命县联社主任，但无需也没有能力承担县联社经营不善的责任。
此外，省联社体制形成了对整个农村金融部门事实上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便无可避免，可能形成信用社风险的集中化和国家化。省联社的体制还是垄断改革的根源，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制度性障碍，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在省联社的体制之下，信用社之间的竞争将被当作“家丑”来处理，信用社信息披露的选择性将会更强，其他新的金融组织创新出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㈣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总体要求。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抓住时机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二、加快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监察部牵头）。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央编办牵头）。建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提高效率；健全政府投资管理机制，稳步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建立和完善投资项目后评价、重大项目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发展改革委牵头）。
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
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铁道部、商务部、电监会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制定出台配套监管政策，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深化邮政体制改革，推动邮政速递物流业务重组改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加快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和农电体制改革（发展改革委、电监会、国资委、能源局、财政部、水利部负责）。制订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负责）。
四、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继续深化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研究制订农村电力普遍服务政策（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大用户直接购电和双边交易试点（电监会、发展改革委负责）。完善煤炭成本构成，反映开采、经营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安全成本（财政部牵头）。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发展改革委牵头）。加快建立初始水权制度；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健全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激励制度及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负责）。探索建立环境法制、绿色信贷、政绩考核、公众参与等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环境保护部牵头）。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改革（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负责）。加快推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负责）。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推动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国资委、财政部负责）。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抓紧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等多层次担保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制度建设（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继续发展中小企业板市场，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继续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证监会、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负责）。完善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加快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改革委牵头）。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负责）。深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国管局负责）。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培育多元化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负责）。
六、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灵活多样的就业和创业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牵头）。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制订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意见；研究解决农垦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负责）。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推动林区棚户区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负责）。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七、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以加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共享，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牵头）。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财政部、教育部负责）。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农村地区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制度（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加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就学制度（教育部牵头）。继续深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认真组织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总局牵头）。
八、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国土资源部牵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农业部牵头）。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国有林区、国有林场体制改革（林业局牵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负责）。完善与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财政部牵头）。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部牵头）。探索建立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制订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相关政策；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公安部牵头）。
九、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快完善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部牵头）。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起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试行社会保险预算制度，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有机衔接（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研究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财政部牵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制度；研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人民银行牵头）。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财政部牵头）。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进农村信贷担保机构发展（银监会牵头）。扩大农村有效担保范围，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出台放贷人条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法制办负责）。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体系；适时推出创业板，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证监会牵头）。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与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保监会牵头）。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十一、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制订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资源进口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稳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商务部牵头）。完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建立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信息引导和预测预警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负责）。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完善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法制办负责）。研究制订境外投资条例，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管理程序，扩大境外投资备案登记范围，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加快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负责）。
十二、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针对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根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开发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健全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保障改革试点平稳有序推进。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积极支持和指导改革试点，将有关专项改革试点放在相应试验区先行先试。各地区可结合自身实际，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类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通过扩大开放赢得发展机遇。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围绕调整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围绕关系全局与长远的重点难点问题，着力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改革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㈤ 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主要表现出哪些内容

国际权力好比一个蛋糕，它就那么大，总的大小不会变，你的实力上升了，相对的别人的就下降了，那么你必然会要求更多的国际权力，就会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所以国际体系就只能随着变动了……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0但人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wei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3.面临的风险挑战
(l)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2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典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wei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的国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㈥ 金融监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的问题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有关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正对目前中国“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的分业监管体制，许多学者呼吁进行监管组织结构的一体化改革⑦。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 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中国金融结构还是以传统金融为主，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并未成为中国的主流，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的份额也相当小，按照“监管结构映射市场结构”的理论，我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市场结构“倒逼”监管结构的地步，分业监管在目前还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金融监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准备，不仅要对外部制衡(与央行和政府其它机构)进行周密的考虑，而且要对内部的协调和整合有全面而充分的考虑，在上面的分析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金融监管结构的改革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一种深刻的金融变革。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上，这一切都将耗费时日，短期内不宜躁动。特别是，由于中国分业监管的法律体制建立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法律的稳定性，短期内也不宜大动干戈。
第三,许多转型国家进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一大教训是，在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贸然进行监管结构的重组，将很可能导致本来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新体制下继续受到压制和阻碍，即出现监管排挤效应。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个强势市场，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它还处于“婴儿期”，尽管得到了多方面的照顾，但依然被“边缘化”。舆论一直强烈批评中国证监会享有太大的权利、承担太少的责任，而这个由副部级而正部级的监管部门本身却抱怨它资历太浅、在许多方面无能为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立一个统一机构，会不会出现监管排挤效应、从而拖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呢?第四,许多转型国家进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另一教训是，不能以提高监管水平为目的进行监管结构的重组。中国当前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其监管本身的内功不够、权责不清、效率不高、功能异化等原因所致，监管合作与沟通、权利制衡与权责独立等监管结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以证券监管为例，可以认为当前证券监管出现的种种令人诟病的问题，除了确实存在一些证监会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外，恐怕自身存在的监管失误、监管错位、监管异化等问题才是首要的原因。
因此，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简单地将几个监管机构合并在一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不能使监管水平上一个台阶。何况还必须思考如下的问题，即统一监管会导致分业监管下并不严重的问题严重起来，这些问题也可能是不可容忍的。例如，统一机构可能更官僚化、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从而使投资者保护难以真正实行)、更专断、效率更低下，等等。按照所谓监管的辩证法，当监管者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已经潜藏在那里了。

㈦ 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

农村金融体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金融问题是近些年理论界、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从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职能定位，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生态；普惠制农村金融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改革。2004年以来，先后有8个金融文件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分别是2004—2009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的中央三号文件及2009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农村金融改革部分。
农村金融问题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严瑞珍、刘淑贞(2003)从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宋艳林、刘小玲(2004)和李锋(2004)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周天勇(2004)从“三农”特点人手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姚翟军(2006)、李喜梅(2006)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分析如何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分析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丛丹阳(2005)、王晓云(2005)从功能定位与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吴晓灵(2006)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提出如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温铁军、姜柏林(2007)从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的角度提出重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除此之外，杜晓山、焦瑾璞、高伟、韩俊、何广文、吴晓灵等都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仍然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完善。

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
现行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为补充。这种机构体系总体来看较合理，但各金融机构在产权关系、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信用社
一是管理体制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省级联社政企合一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一致。省级联社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从而具有企业的性质；同时又是省政府的行业管理机构(正厅级单位)，故其具有政企的双重属性。从现实运行上看，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均由省政府任命，从而形成了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其所有者权力的一种“替代”。就这一点而言，这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吻合。另一方面，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之间关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股权和控制权两个方面，从股权关系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持股关系；而从控制权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权。这种制度设计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
二是产权制度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没有形成“权、责、利相称”机制。目前入股农信社的社员，入股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得到稳定的股金分红，要么是为了得到信用社的优惠贷款，但他们并不关心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真正转变，而最终风险基本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股权结构非农化倾向严重。很多地方在农村信用社的增资扩股改革中，对股东既没有身份要求，也没有社区范围限定，法人、职工、国家公职人员持有的股份明显增加，农民被边缘化。股权结构的非农化易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方向的非农化。
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农村信用社在形式上具有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共同构架的“三会”制度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其法人治理有其“形”无其“神”。由于许多农村信用社所有权虚置，导致社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由于理事会成员素质普遍不高、外部理事特别是企业法人理事和自然人理事的贷款问题、理事会议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理事会很难真正执行其作为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决策监督机构的职能；此外，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发挥各项监督作用。
2．中国农业银行
一是机构大量收缩。自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农行开始大幅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至2007年初只有60％的网点、51％的员工、42％的存款、35％的贷款分布在县域范围内，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是背道而驰的。钟笑寒，汤荔(2005)构建信息模型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缩主要是农业银行农村机构的收入对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信贷市场受到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产权主体虚化、法人地位残缺。国家与农业银行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益的内在动机，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此外，地方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业务经营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一是经营非效益化倾向严重。由于经营观念陈旧，经营意识淡漠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经营中不太注重成本核算，致使业务运行成本较高。二是经营核算考核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各项经营管理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需要完善和改变。三是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机制非科学化，内部管理机制不规范，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不彻底。四是内控非刚性，自我约束力不强。五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活力不足，创新、开拓精神欠缺。六是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支撑。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一是股权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虽然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成立，但是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股权透明和股权多元化基础之上的，而股权结构过于单一将会影响董事会、监事会职能作用的发挥。二是风险管理缺失，表现为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视不够，缺乏实施不同业务、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三是人员素质还偏低。据调查，某市邮储银行共有员工667

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共有238名(占比35.6％)，具有中级职称仅12名(占比1.8％)，这两项占比远低于其它各大商业银行。
5．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一是数量不足。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然而这一数量与农村金融的供求缺口相比还显得有些不足。二是结算渠道不畅。比如目前绝大多数村镇银行的结算渠道不是直接与当地人民银行对接，而是通过其他的金融机构代理，势必给人民银行监测其资金流动带来困难，也无法控制其流动性风险。三是经营人才匮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小，工作环境欠佳，难以吸引合格的金融人才。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缺陷
现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农村信贷市场为主，同时还包括规模较小的农村资本市场和农业保险市场。
1．农村信贷市场
一是农村信用社形成垄断，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由于近些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规模机构收缩，农村信用社逐渐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如果将“三农”贷款局限于农业、乡镇及收购贷款三类，据统计2005年农信社贷款占50.96％，农发行占27.84％，农行占12.97％；其中，农信社贷款占所有农业贷款的8l.78％，乡镇贷款的58.52％；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占农户正式渠道贷款的71.8％。农村信用社垄断的形成并非农村信贷市场各利益主体激烈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退出农村市场的结果。
二是贷款利率定价不合理。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限还存在，而在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则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这样就存在政策歧视问题，也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符合。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还受到严格管制，从而缺乏实行风险定价的机会。
2．农村资本市场
农村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具体表现为农业板块上市公司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大大落后于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如：2006年我国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8万亿元，占全国C,DP的比例为11.80％，而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仅为740亿元，占A股市场10.4万亿元市值的比重仅为0.71％。很显然，资本市场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农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从而说明资本市场没有给农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
3．农业保险市场
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缓慢，其主要表现在农业风险日趋严重而农业风险保障却在减少。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高达2042.1亿元。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据统计，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2％；农业保险赔偿金额从1992年的8.1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0亿元。虽然近些年，随着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业保险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加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大力支持，农业保险承保面、保费收入及保险赔偿金额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相比还有些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服务范围过窄、总量不足、品种有限、结构不合理。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虽然近些年业务品种有所增加，但仍然主要是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基本还停留在中国传统银行业的存、贷、汇三种基本业务上，近些年银行业发展的新兴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严重，据杨兆廷(2009)测算，从1998～2006年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从5397.50亿元增加到13002.03亿元，且仍然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四)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
目前，我国虽然己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分工负责、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但从审慎性风险监管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风险主体缺位，难以实现监管的全面有效。其次，农村金融监管目标错位，使得外部监管职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再次，监管理念落后，监管内容陈旧，监管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机构设立、业务审批和合规性检查阶段，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比如现有的农村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对农村信用社日常经营活动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不够。最后，监管法规标准、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不适应市场监管要求。

(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欠佳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建设不完善，对失信者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二是有关农村金融的行政和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不高，而且收费高，“三农”融资成本高，比如客户在办理房地产抵押时，有关地产评估和登记的费用达2％～6％。而且金融机构在处置抵押资产时，各项费用也很高；三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其核心是打破原来只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才能提供政策性金融的局面，让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的支农业务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并逐步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需求数额较小、层次较多和农业风险性较高等特点，导致了以效益为生命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金融供给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这样的思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出于解决“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战略考虑，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是当前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所以当前为了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不断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应该逐步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二)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职能定位
第一，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变现在僵化的信贷管理体制，其省级机构应合理向下级机构授权授信，发挥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融资主渠道作用。第二，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机制并扩大其业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在确保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还应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研开发与科技推广的资金投入。第三，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现行管理体制、健全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动摇，重点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专业户、专 业村的发展。第四，加强邮政储蓄银行的风险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努力提高员工素质，并扩大其业务范围。邮政储蓄银行在试点小额贷款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抵押贷款、保证贷款等业务。第五，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力度并尽快出台配套措施。

(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第一，尽快出台推动农业企业步入上市进程的政策。根据“国九条”和“非公36条”的精神，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大省的政府部门要出台扶持农业企业上市政策，使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从而带动一批相关企业的发展。第二，发展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能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早期的资金需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的风险和产业投资基金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业产业往往伴随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对民间资本吸引力较弱，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扶持政策，发展民间资本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四)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鉴于农业保险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差，为推进农业政策保险的起步，可以通过政府的适当补贴和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投资设立农业保险机构。建议中央财政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救灾保险基金；探索将农村财产险、寿险和农业生产的政策性保险合并经营，用财产险和寿险的盈余，适当补贴生产保险的不足，实现险种的搭配互补；鼓励地方政府、农业大企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各出一点资金，各级政府补一点资金的办法办保险；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在发展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同时，同样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发展投资主体多渠道、经营主体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机构，并鼓励引入外资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五)加强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
具体可以在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农村存款业务及农村金融服务方式上实施创新。例如农村金融信贷品种可以进行如下创新。农业银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举办“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订单农业”贷款，创办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公共事业贷款上，创办“信用共同体”贷款；农村信用社要在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基础上，开办农村公职人员为农户保证贷款。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扩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动产和不动产抵(质)押贷款范围，可创办仓单质押贷款、滩涂承包经营权和林业资源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和回乡创业贷款等。

(六)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方面要端正思想认识，走出理论误区。要纠正“农村利率越低越好”、“低利率就是对农民的支持”、“低利率才能让城乡人民用得起贷款”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涉农贷款应在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下进行，即借贷利率要能覆盖贷款业务的全部成本。另一方面应尽快明确在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等领域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规定。

(七)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方面，要改进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技术，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充实监管力量。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根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其良好的运作，并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八)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强化法制建设，夯实金融生态的制度基础。首先，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恶意逃废债务的自然人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农村金融法律法规。最后，要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二是完善征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的信用环境。首先，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宣传、舆论监督等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其次，要广泛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社区、信用户、信用企业建设，进一步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再次，要加快对工商、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联网步伐，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

㈧ 比较转型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差异

在转型经济中,间接融资部分地解决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但间接融资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银行组织对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取决于银行机构活动的效率和成本。相对而言,资本市场不受中介环节的影响,其发育程度往往被作为金融效率提高的一种标志。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总是存在一定缺陷,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效率的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直接融资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间接融资相似的特征,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势明显下降,值得深思

特别提示: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途径

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是与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差、约束机制失衡、竞争水平低等特征密切相关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提高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效率,需要按照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基础,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

近年来,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虚假信息提供者的处罚力度,但信息真实性本身并不能解决资本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只有当真实的信息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中时,"真实性"才有意义。

"真实性"问题主要与市场的微观主体相联系。从理论上讲,如果处罚足够严厉,信息虚假的问题可以在一段时间得到迅速纠正。但仅依靠微观主体信息质量的改善,并不能解决股市投机性的问题。

在我国,政策信息、政府对上市公司的保护程度、企业可能发生的"资产重组"对价格的影响,远大于企业的帐务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可预期水平很低,经常会被投机者所利用,操纵股价。从这一点来讲,信息是否是可预期的比信息是否真实重要得多。

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政府信息的生成与传

播方式,避免突击性的政策调整与监管策略的变动；其次需要建立常规性的信息发布机制和约束机制,避免以"个案处理"的办法代替制度性建设。

第二,加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调整

从转型经济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一般经验来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如果不打破国有或准国有企业对直接融资方式的垄断,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很难实现。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和垄断相结合,在获得大量低效率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承担部分社会职能,企业经营者演变成"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复合体,大范围的投机与寻租行为就无法根本消除,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就无法形成。在保持国有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引入普遍的市场竞争,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股权结构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建立内生性约束机制

按照约束形成的机制,约束机制可以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外生性约束机制是在经济、金融运行外部形成的,体现的是"人的意志"；内生性约束机制是经济金融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体现的是"市场的逻辑"。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外生性约束机制生长旺盛,党的组织原则、社会道德、思想作风建设都可能演化成一种约束机制安排；而内生性约束机制的发育迟缓,在我国投资人对借款人必然承担的监督义务演化成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债权约束与股权约束的均衡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舆论约束和相应的市场法律保障体系也十分薄弱。

内生性约束机制薄弱的成因很多,其中对社会不安定的疑虑和对民间自发组织势力的担心,是影响投资人"自愿"承担监督责任和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已成为投资人与政府博弈的一个既定假设。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证明,缺乏源于市场内部、符合市场规律、遵守市场规则的约束机制,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第四,弱化政府的作用

由于金融特有的外部性,世界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都较为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加以控制或影响。在金融活动中,政府的影响力越大,积累的潜在风险也就越大,最终支付的代价也就越大,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例证。

弱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管理,而是在政府促进市场规则形成与政府替代市场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当政府减少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时,必然会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否则就会出现混乱。相反,当政府出于"自利"或"利他"的目的,认为不能放松对金融活动的干预时,就会形成市场对政府作用的惯性依赖。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政府的影响力就会演化成权力机构的自我增强机制,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对方方面面既得"权利"的挑战,面临的阻碍会逐步增强。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经历了多次"机构精简",金融管理部门在部门种类、人员数量、权力范围等方面都呈现出单调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失衡的资本市场的构成与规模

在资本市场中,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两种不同方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两个部分。

债券市场的发展始于80年代初期,起因是为国债的发行和交易服务。目前债券市场中的交易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券。由于我国企业债券项目的确定一直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沿用传统的审批模式,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总体上,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规模有限,据统计,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为83亿元,占债券发行总额的1.3%,占GDP的0.09%,企业债券余额为861.63亿元,占债券总额的3.93%,占GDP的0.96%。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0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接近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54%。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也逐年上升,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1.23%。

综合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来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扩张速度,资本市场对于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扩大。

二、低效的资本市场运行的特征

我国资本市场在量方面保持了快速扩张,但在质方面改善缓慢。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市场交易信息质量差,价格波动明显

信息质量、透明度及其与价格形成机制的联系,是资本市场效率的核心。尽管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具有弱有效市场的特征,但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信息质量以及价格对所有信息而不是特定信息的反应敏感性差的缺陷,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信息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源的信息"生产"质量差、数量小。这里不仅指上市公司"做假帐"、隐瞒"内幕信息",也包括与资本市场运行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生产"的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一直被冠以"政策市"的称号,从根本上说明管理层的决策信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信息,由于大量与股市相关的政策、监管变动缺乏规范的程序,难以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之中。这些信息一旦突然释放,就对股票价格产生剧烈影响。对于决策信息的扰动,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在事前消除,这一点应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

二是信息传播质量差、校验失灵。我国的信息传播媒体市场是严格管制的市场,大多数新闻媒体属国家所有,因而缺乏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质量的竞争约束。与此相类似的是证券中介机构,他们"共谋"造假所获得的收益也远大于损失风险,对信息进行虚假校验或不校验,自然构成了它们的占优策略。在约束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常用的处罚手段不可能战胜市场博弈的力量。

三是信息分布不均匀,利用效率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以散户为主,对于众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收集信息的边际费用远高于机构投资者、大户或"庄家",同时缺乏知识技术优势。当信息收集与整理的费用高于可能的收益时,收集与整理信息成为非理性行为。因此,打探庄家信息、跟庄买进,被散户投资者认为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最实惠。

资本市场中的这种信息机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不可预期因素对价格影响的权重大于预期信息,投资人随时都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形成了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二是广泛的从众行为增加了操纵股价的成功概率。这些因素与政策信息的不确定共同作用,造成股票价格大起大落,交易量变动剧烈。

第二,市场结构不协调,融资成本高

企业在不同的生产环境和生产阶段,所需资金的期限不同,愿意支付的融资成本和承担的义务与风险也不同。从总体上看,利用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是一个随机分布的过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也是平衡债权约束和股权约束、形成有效企业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极不平衡。

与股权融资相比,债权融资规模很低,并在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2000年企业债发行额只相当于A股筹资额的8.48%,如果将企业债券的特定发行方式考虑在内,大部分企业无法通过债权进行直接融资。

债权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股票市场低很多,截至2001年8月,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家数已达1151家,流通股份为1273.36亿股,而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公司企业债券仅有12个,发债主体6家,日成交金额平均不足5000万元。

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结构失衡,直接加大了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因无法进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就成为大多数企业直接融资的"独木桥"。由于我国对股票发行的规模管制较严,企业从需要融资到实际完成筹资过程所需耗用的时间很长,在这期间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融资的实际效果受到较大的影响。

企业融资结构的失衡,也加大了企业的外部监督成本和资本市场的总体管理费用。债权人和股权人对企业实施的监督是一个相互促进、密切相关的过程,在股权分散、"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代理人可以通过讨好部分大股东(比如关联交易)而损害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比如不分红),并可以利用虚假信息进行掩盖。此时,债权约束对于提高对代理人的整体约束水平十分重要。由于债券是固定承诺契约,它可以校正企业私有信息积累所产生的潜在风险的不断集聚。一旦企业债务出现问题,它就不可能再在资本市场中"逍遥"下去。

债权监督在法律上属民法范畴,债权人信息要求的强制性和对权益损害的追偿,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机制增强了违规处罚信息的可置信度,有利于降低资本市场的综合管理成本。反之,市场债权约束机制的缺乏,势必使金融管理当局独自承担大量监督职责,效率低,成本高。

第三,市场竞争水平低,约束力弱

有效的市场竞争是保证资本市场效率的前提,也是激励上市公司提高经营水平的动力。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依据的是企业的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和信誉,但当证券价格的变动脱离这些指标时,市场竞争就会演变成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越不稳定的企业,可炒作的信息越多,股价就会越高。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经常可以看到ST、PT股票价格高于多数正常交易股票价格的现象。

非效益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越大,资本市场的约束机制就越弱。通常,股东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参加股东大会)或"用脚"投票(卖出股票)的形式,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约束。但是,当投资人预期的价差收益远大于红利收益时,用手投票的约束机制失灵,投资人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不关注企业发展本身,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助长了上市公司对股东权益的侵蚀。

在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大量股东卖出所持公司股票,导致股价下降,直接影响到大股东的利益,主要股东会加大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约束。同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增加企业被收购的风险,企业管理者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威胁信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可置信信息,因而是有效的。但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多数是通过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评后委任的。他们的职业安全性与企业业绩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业绩的好坏只是影响管理者可支配权力和资源量的一个因素。投资人"用脚"投票并不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构成强制性的约束。

第四,产出弹性小,与间接融资变动相背离

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资本市场运行与经济运行高度相关,国民产出快速增长时,融资回报率高,融资量增加,股价上升；反之,则呈相反趋势。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变动的反应速度也就越快,资本市场对产出的弹性也就越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股市变化与经济周期变动的相关性较差(见图1)。

从另一个角度看,利用银行贷款调控货币总量,调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贷款总量的变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期望。从理论上讲,股价和融资量对这类信息变化十分敏感,但在我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见图2)。

第五,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体内循环"

在经济高涨时期,资本市场变化脱离经济变动趋势,可以用上市公司对盈利反应迟钝、没有同比例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来解释。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整个社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需求萎缩,社会资本形成需求也相应下降。此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在逻辑上难以解释。资本市场融资量减去实业融资需求后,多出了一块资金,这部分资金唯一的出路是流回到资本市场。这就造成了上市公司募集到资金后,迅速改变其募集资金投向,从事证券交易,形成"体内循环"。据2001年中报显示,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635家公司中,有95家进行了委托理财,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5%。考虑到有不少公司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在中报和年报中披露,估计至少有20%的募集资金重新流回了证券市场。

三、资本市场的作用与直接融资效率

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动员社会资金；二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增加居民的投资工具。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征,决定了直接融资作用在不同方面的效果差异很大。

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出弹性小、资本"体内循环",以及外部信息扰动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使得股票市场的致富效应很高。在股票价格上涨时期,大量居民涌入股市,直接融资在动员社会资金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变动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大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居民投资工具的多元化,股票市场的开户数增长很快。但仅就资本市场而言,交易工具仍旧比较单一,现货交易是唯一的交易方式。

促进企业改革,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是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核心目的。在传统体制下,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负责制",都没有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要么激励不足,企业缺乏经营活力；要么约束不足,企业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股份制寄予厚望,试图通过产权结构的变化,改善经济微观基础。因而政府一直鼓励股权融资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竞争水平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发展失衡,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监督机制孱弱,直接融资在强化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代表国有股或法人股的"关键人"控制、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者"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比较普遍。而我国的上市公司不仅兼有"关键人"控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内部人"控制,还同时并存着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严重扭曲。

经理管理人员的内部控制,又与股权分散、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和债权约束、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状况并存,目前对他们的控制主要采用外部行政约束手段。企业主管部门或控股公司、证券监管部门、国家工商税务部门,是决定这些"企业家"升迁奖罚的主要力量。由于上市公司利润最大化并不是这些部门的行为原则,企业经营活动脱离经济原则的趋势明显,这突出表现为肆意忽略中小股东的利益,编制各种迎合"上级"需要的虚假信息。

市场发展不协调、竞争水平低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直接影响了直接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各个国家资本市场融资结构和成本不同,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不一定会高出全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保证资金不断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近些年来一直持续下降,出现了所谓"一年盈、两年平、三年亏"的现象。

以上仅供参考，还请楼主雅正

㈨ 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建立中央银行之后，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刘鸿儒教授认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金融体制，这一新型的金融体制的主体是商业银行的改革。若不实行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而另一方面，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企业改革必须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相结合起来进行。商业银行是企业资金供应的主体，商业银行的机制对企业机制的制约和推动作用都很大。企业机制的转换和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转换是相辅相成的。

1979年以来，关于商业银行改革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有的改革措施已经实施了，有的仍在继续探讨。研究和讨论过程中的主要焦点体现了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思想的变化和改革的过程。这里让我们倾听一下刘鸿儒教授对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思路与焦点的有关谈论。
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不能建立商业银行制度
前面讲过，1979年分设专业银行时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都认为应当建立按产业部门划分业务范围的专业银行，而这种专业银行又是国家银行。专业银行也以作为国家银行为荣，并以国家银行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银行改革。
在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背后， 有个思想认识的进化和深化过程。1992年之前，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的误导下，许多人误认为商业银行也“姓资”，不“姓社”。因此，对于是否要提“商业银行”这四个字颇有争论。在很多场合，只能提“综合性银行”。新型的商业银行出现后，每每召开研讨会，只能称“新建银行研讨会”；“商业银行学会”始终得不到承认。1990年曾一度打算把交通银行改为专业银行，变成专业分工的官办银行。1993年以后，“商业银行”这一提法才明确下来，允许多设商业银行，并且鼓励银行间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95年我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有人认为这部法律未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它不满意，但它毕竟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商业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些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商业银行的法人地位。当然，法律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商业银行的完善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二、是建立多功能的商业银行，还是建立分业管理的商业银行
在我国，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主张多功能商业银行的，更多地考虑了范围效应；主张与证券、投资业分业的商业银行的，更多地考虑了宏观调控的实施。对此，刘鸿儒教授认为，我们要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考虑这一问题。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我国多年来未解决的老问题，“投资饥渴症”根深蒂固；其次，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差；第三，我国的市场条件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不便于马上建立综合性的、多功能的银行。中国从1984年拟定金融改革方案时，就确定了实行分业管理的原则。
在改革中也以个别银行试验多功能经营，如交通银行恢复后，曾作为多功能银行的试验。当时批准该银行业务范围比较广，可经营长期融资，甚至保险业务。但最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需要强化金融宏观管理，于是，便取消了这一试验。其保险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其证券业务也分设出来，成为海通证券公司。
在《商业银行法》的起草、修改和审议过程中，对于是否允许商业银行进行投资，以及投资的范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是一个主要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发展经济的国家，目前银行负债主要是存款且以活期存款居多，这就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对工商企业贷款以及其他短期性资金需求。如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混业经营，使短期资金长期运用，必然会加大信贷资金的风险。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听任银行业和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和房地业交叉窜位，混合经营，不仅不能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反而会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和房地产市场的混乱，易产生泡沫经济，不利于整个金融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同时，银行利用自己的信贷便利从事非银行业务，必然会加剧金融业的不公平竞争。在目前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尚未达到8％的要求的情况下， 银行业只能是通过运用信贷资金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果投资于证券和不动产，一方面不利于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另一方面将扩大信贷需求，形成“倒逼”机制，增加中央银行的信贷压力，进而削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力。前几年发生了乱集资、乱拆借，把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证券业，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清理，有的还造成了资金损失。因此，这种意见主张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禁止银行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于证券和不动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商业银行的投资与商业银行的贷款构成了商业银行的两大资产业务，这是银行资金运用的最主要途径和银行收入的最主要来源。随着资金证券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投资业务对于商业银行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收益、降低风险和增加资产流动性。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过于单一，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国债等政府债券，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允许商业银行买卖政府债券，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为防止风险可进行比例控制，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商业票据，进行票据贴现，有利于商业票据的流通，有利于央行再贴现调节经济，从而促进商品流通。商业银行在达到资本充足率、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其运用自有资金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方面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于银行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由于投资的风险性大，与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原则相悖，因此，必须严格禁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及其他金融业务日渐融和，全能性银行业务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德国和日本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很少出现银行破产的现象，而且美国国会也正在考虑修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放松对银行从事证券业的严格管制。因此，可考虑允许我国的商业银行进行各种投资业务，同时加强管理，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银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全面发展我国的银行业。

㈩ 改革与转型的区别

改革是个笼统的概念，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转型是产业升级，具体地说，就是用先进的机器取代落后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