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經濟杠桿率處於穩定狀態嗎
據報道,隨著去杠桿進程的推進,我國總體杠桿率雖然保持基本穩定,但國有企業版杠桿率權和地方政府債務依然是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債務問題和去杠桿工作的重點領域。
據悉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央企、國企去杠桿確實已取得積極成效。數據顯示,2017年國企資產負債率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個百分點。
目前國資委已制定了中央企業降杠桿、減負債、控風險的指導意見,並明確到2020年前中央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要再下降2個百分點。
㈡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
㈢ 居民杠桿率百分之五十多算高嗎請詳細解釋一下。
首先你說居民杠桿率是用的GDP口徑計算的。
2008年為17.87%,2015年上升到39.23%,2017年迅速上回升到48.98%。而美國居民杠桿答率從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時間。與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相比,我國居民杠桿率遠高於印度。另外,由於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GDP佔比。
所以我認為總體來說,我國居民杠桿率還是比較高的!19年家庭資產配置來說,減少負債,增加現金儲備是最優選擇。
㈣ 2017中國人均GDP有多少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827122億元,比上年增長6.9%。全年人均GDP為59660元,比上年增長6.3%。
如果以美元計價,2017年中國全年人均GDP為8836美元。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即"人均GDP",常作為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
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
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和2012年分別為5577美元和6264美元,2013年為6995美元,2014年為7595美元,2015年為8016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9660元,比上年增長6.3%。
拓展資料
2017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2]827122億元,比上年增長6.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5468億元,增長3.9%;第二產業增加值334623億元,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427032億元,增長8.0%。
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7.9%,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0.5%,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1.6%。
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8.8%,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為32.1%,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率為9.1%。
全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9660元,比上年增長6.3%。全年國民總收入[3]825016億元,比上年增長7.0%。
㈤ 中國居民人均資產36萬元,你怎麼看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北京發布《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該書編制了2000年—2019年共計20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通過這些數據來“摸家底”。
有研究課題組發現,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同時也積累了不少體制性、結構性的問題和風險。中央由此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就金融風險而言,一方面,經過3年多的治理,風險得以緩釋,防風險攻堅戰取得初步成績;另一方面,中國總體金融風險仍處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門集中的態勢。
對此,張曉晶建議,實施國家資產負債表視角下的存量改革,主要涉及財富存量和債務存量的調整,以及從動態角度重塑增量與存量的關系。財富存量的優化配置需要推進存量改革,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手段,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在存量債務結構中,國有企業債務以及地方政府債務是“大頭”,是債務處置的重點。取消政府隱性擔保、打破剛兌,包括打破“國企信仰”,讓傳統的公共部門債務積累方式無法為繼,形成以市場化風險定價為基準的“可持續”的債務積累模式。
課題組自2011年開展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以來,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杠桿率攀升從而唱空中國經濟的指責,課題組指出:中國的債務和杠桿率的確攀升,但是,由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中國各經濟主體借債的用途主要是投資,從而形成了大量的有效資產,與負債攀升相伴隨的,是資產規模的增大;將資產和負債置於同一個分析框架中分析,中國的負債和杠桿率上升並不意味著金融風險的增大。
㈥ 房貸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
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
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
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財務杠桿影響的是企業的稅後利潤而不是息前稅前利潤。
財務杠桿率等於息稅前利潤與營業利潤之比,反映由於固定的債務存在,財務費用(利息)對保險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負債的程度和企業償債能力,財務杠桿率越高反映利息費用越高,導致ROE指標越低。
(6)居民收入杠桿率擴展閱讀
1、杠桿率的優點
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
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
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2、杠桿率的缺點:
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
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
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
㈦ 為什麼說中國居民儲蓄出現負增長是個不好的兆頭
李揚:中國居民儲蓄出現負增長, 這是個不好的兆頭。
但是基於國際經驗來看,中國的居民杠桿率還是不算太高。最近這個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去年年底,中國居民的儲蓄存款增長率首次未負。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的話,很有可能中國的居民部門就變成一個負債部門了。這對宏觀平衡來說絕對是個非常壞的消息,是個不好的兆頭。「所以我們現在提出對居民杠桿率要高度警惕。」李揚指出,從美國經驗來看,居民杠桿可以到80。但中國的國情是這樣,居民杠桿率不能太高。所以去杠桿雖然國際有統一的標准,但一定要注意中國自身的國情。
據央行最新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兩月居民存款陡升。1月份居民存款為652743.97億,2月份達到了681474.21億。2月單月增速達4.4%。李揚認為雖然前兩個月的居民存款有所增長,但是不是形成增長趨勢仍然需要觀察。「因為居民存款高度依賴於收入增長,但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居民的收入有多大的增長。」
㈧ 居民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權益資本與總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一般來說,投行的杠桿倍數比較高,美林銀行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為33倍。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
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杠桿率的缺點
杠桿率也有其內在缺陷: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由於杠桿率的相關項目主要來源於資產負債表,受會計並表和會計確認規則的影響很大,在各國會計准則有較大差異的情況下,該指標難以在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由於杠桿率具有以上內在缺陷,不可能簡單替代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作為獨立的資本監管手段,但其作為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補充手段,可以從另一角度反映銀行資本充足狀況和資產擴張規模。
㈨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你對杠桿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但是人們對於杠桿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這里給大家解釋一下杠桿率。
在金融中,杠桿的含義很明確,這意味著經濟實體承擔的債務與自身資產的比率,並且意味著經濟實體使用自身資產履行債務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桿比率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近年來,居民的杠桿比率增長過快,居民的債務過分集中在住房投資上,這加劇了房地產泡沫。
但是,如果投機者對房價有相同的期望,它將使房價上漲的趨勢由群體的期望形成。為了將來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將開始購買大量房地產以促進房價的上漲。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這將導致更多的投機者購買房屋。房價上漲的預期將進一步成為集團的預期。最後,整個團隊將加入購房大軍,這使房價遠離其價值。這個過程通常存在於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過程中。這種情況是:由於一定的因素,房地產價格上漲,使得投機需求持續增加,投機者將購買大量房地產拉高房價,人們形成了對房地產價格上漲的一致預期並急於購房,導致居民總債務不斷增加。
㈩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