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匯率改革影響

⑴ 16.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因素有哪些

影響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因素：

1．本國經濟的結構性特徵
如果一國是小國，那麼它就較適宜採用固定性較高的匯率制度，因為這種國家一般與少數幾個大國的貿易依存度較高，匯率的浮動會給它的國際貿易帶來不便；同時，小國經濟內部價格調整的成本較低。相反，如果一國是大國，則一般以實行浮動性較強的匯率制度為宜，因為大國的對外貿易多元化，很難選擇一種基準貨幣實施固定匯率；同時，大國經濟內部調整的成本較高，並傾向於追求獨立的經濟政策。
2．特定的政策目的
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固定匯率有利於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在政府面臨著高通脹問題時，如果採用浮動匯率制往往會產生惡性循環。例如，本國高通脹使本國貨幣不斷貶值，本國貨幣貶值通過成本機制、收入工資機制等因素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本國的通貨膨脹。而在固定匯率制下，政府政策的可信性增強，在此基礎上的宏觀政策調整比較容易收到效果。又如，一國為防止從外國輸入通貨膨脹而往往選擇浮動匯率政策，因為浮動匯率制下一國的貨幣政策自主權較強，從而賦予了一國抵禦通貨膨脹於國門之外、同時選擇適合本國的通脹率的權利。可見，政策意圖在匯率制度選擇上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再例如，出口導向型與進口替代型國家對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不一樣的。
3．地區性經濟合作情況
一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情況也對匯率制度的選擇有著重要影響，例如，當兩國存在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時，兩國間貨幣保持固定匯率比較有利於相互間經濟關系的發展。尤其是在區域內的各個同家，其經濟往來的特點往往對它們的匯率制度選擇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4．國際國內經濟條件的制約
一國在選擇匯率制度時還必須考慮國際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國際資金流動數量非常龐大的背景下。對於一國內部金融市場與外界聯系非常緊密的國家來說，如果本國對匯率市場干預的實力因各種條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強的話，那麼採用固定性較強的匯率制度的難度無疑是相當大的。
以上是一國在選擇匯率制度時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匯率制度的選擇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許多結論在理論界也是存在諸多爭議的，因此我們在這里的介紹只是初步的。

⑵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 人民幣在岸匯率會取消嗎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納入SDR將正式生效。記者從銀行，證券行業獲悉：屆時——
市民出境旅遊或將無需兌換外幣，進出口企業外匯成本或降低
受人民幣「入籃」影響，銀行機構表示：或將減少外幣儲存量
證券公司：對股市影響短期未能立竿見影，資本市場雙向開放至海外投資渠道擴寬
□ 記者 張瑜
12月1日凌晨，拉加德宣布正式將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決議將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幣在SDR的權重為10.92%，美元在SDR的權重為41.73% ，歐元在SDR的權重為30.93% ，日元為8.33%，英鎊為8.09%。這意味著人民幣的比重超過了日元和英鎊，僅次於美元和歐元，人民幣也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
境外旅遊購物或更便利
此次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普通老百姓最集中困惑就是今後出境旅遊消費能否會變得更加方便劃算，持有人民幣就意味著日後可以世界通行？
針對市民的這一關心問題，中國銀行寧國支行業務發展部經理施琰就向記者表示，隨著人民幣不斷國際化，「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人民幣，願意接收人民幣，這樣未來出國購物、旅遊等消費都會更加方便。如果出國的國家可以直接接收人民幣交易，那就可以節省過去各種繁瑣的換匯手續。」
另外，施琰告訴記者：「現在我市的遊客在出境游之前，不僅在出發前要換算匯率、銀行兌換外幣；有的市民回國後外幣沒有用完，還需要再次到銀行換回人民幣，其中不僅有匯率損失，而且操作步驟相對復雜。」
企業匯率風險或低
人民幣加入SDR後，對於國內企業來說也是一大利好。「以人民幣美元匯率為列，在2013年為6.4至6.5，而在2014年為6.1至6.2，雖然人民幣升值，但實際上卻讓我市對外貿易的企業損失慘重，從簽訂協議時的盈利10%到結算處於近乎虧本狀態。」施琰告訴記者，在以往的外貿協議中，都會約定俗成的簽訂一年的合同「此前很多外國客戶並不願意接受人民幣結算帶來的額外費用，而匯率的頻繁波動卻又直接影響我們進出口企業的外匯成本。」
此外，施琰還表示，人民幣加入SDR有助於企業規避外圍市場匯率波動、減小匯率風險，部分企業不必再為外幣兌換上的波動「牽腸掛肚」。
銀行或將減少外幣儲存量
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中國銀行寧國支行的個人外幣兌換量在我市佔90%以上，那麼此次人民幣「入籃」又會對銀行外幣兌換業務產生哪些影響呢？
針對這一問題，施琰告訴記者，「人民幣加入SDR，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加快。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加深，人民幣兌換外幣的業務量也肯定會減少，所以在日後可能會相應減少銀行的外幣儲存量。」
然而，外幣儲備量的減少，並不意味著銀行將直接除去外幣兌換業務。「在市民對外幣兌換還有需要的時候，如在一些其他不接受人民幣使用的國家，外幣兌換業務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施琰說道。
海外購房、理財等投資渠道擴寬
在投資層面，人民幣加入SDR將助推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利好投資者在全球進行資產配置和交易。
「預計加入SDR之後，決策層將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使得市場更加的透明化，從而放寬投資渠道。百姓投資收益相對穩定且安全的海外資產，比如證券、股票和不動產等將變得比較便利。」施琰向記者表示，在人民幣沒有納入SDR時，市民投資海外資產，需要先將人民幣兌換成相應的外幣，才可以進行投資，致使投資的渠道相對窄小。
此外，施琰還告訴記者：「國外投資者也可參與到國內股票、基金、國債等更多理財活動，國內個人跨境投資和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資本都將更加自由便捷。」
對A股影響短期未能立竿見影
還有一個備受股民關注的問題就是：人民幣加入SDR能否強化中國股市對於外資的吸引力呢？
對此，市國元證券分析師向記者表示，SDR的象徵意義更大，其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在長期會激發投資者對A股市場的興趣，但短期可能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一切都會循序漸進。「人民幣『入籃』，可能會加強人民幣資產配置，從而增加整個市場對中國股市的關注度，也可促進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這都將為A股市場帶來更多流動性。」
此外，據分析師介紹，人民幣納入SDR海外投資者將有更多渠道參與內地股市，根據過去QFII、RQFII和滬港通的投資經驗，或增加對穩定型藍籌價值股的需求，股市定價進一步向國際接軌。「在美元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國際化仍將持續推進，多項資本項目開放措施也將『呼之欲出』，海外資金會加速進入中國，同時國內資金也會陸續出海。」但總體來說，人民幣加入SDR對股市的影響短期內有限。
相關內容：
什麼是特別提款權(SDR)
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亦稱「紙黃金」(Paper Gold)，最早發行於1970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會員國認繳的份額分配的，可用於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彌補會員國政府之間國際收支逆差的一種賬面資產和記賬單位，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
它是基金組織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最初發行時每一單位SDR等於0.888克黃金，與當時的美元等值。經過多次改革之後，SDR貨幣籃子僅包括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而明年10月1日開始將加入人民幣。IMF對一國貨幣加入SDR規定了兩個條件：一是該國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量位居所有成員國前列，二是貨幣應「可自由使用」。2010年時，IMF執行董事會曾在評估後否決將人民幣納入SDR，當時稱人民幣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條件

⑶ 2016年影響國家經濟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國經濟的主要發展目標和政策基調已基本確立。總體看，2016年宏觀經濟政策將以穩為主基調，強調供給側供給，突出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的結合，強化市場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對靈活性。
宏觀調控：供給為主、需求為輔
近年來，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一些地區甚至出現負增長;潛在風險顯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國際金融危機後外部市場需求變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還是內在因素，即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面對的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政策實現經濟反彈，而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因此，宏觀調控中需要綜合運用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使宏觀調控從僅需求管理的一維政策，升級為同時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二維政策體系。首先確定供給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間的組合，然後確定供給管理政策內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內部具體政策工具的組合。
針對2016年的經濟形勢以及穩增長的政策目標，雖然需求、供給二者都擴張，但擴張的力度不一樣，需求方面是適度擴張，而供給方面則擴張力度較大，因此是以供給擴張為主的雙擴張政策組合。
經濟管理：堅持四項原則
堅持總量調節和定向施策並舉。把握好總供求關系的新變化，保持經濟總量基本平衡，明確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下限，加強區間調控、相機調控，加強政策預研儲備，備好用好政策工具箱。當經濟面臨滑出合理區間的風險時，採取更大力度的穩增長措施，以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堅持在區間調控基礎上，注重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別是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統籌施策、精準發力，推動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努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堅持短期和中長期結合。一方面，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通過預調微調，搞好需求管理，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經濟波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防範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另一方面，著眼於改善中長期供給能力，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化解過剩產能、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加快推動經濟結構優化，不斷提高要素產出效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堅持國內和國際統籌。加快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主動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雙邊國際經濟合作，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國際宏觀經濟治理結構改革。
堅持改革和發展協調。一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主動調控、穩中有為，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有力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務於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要通過改革創新引導宏觀調控方式創新，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難題，著力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
財政：降成本、優結構、促改革
2016年，財政政策一方面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促進適度擴大總需求，力求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是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積極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推進消費稅改革。
二是穩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主要體現在：提高赤字率，擴大赤字規模，相應增加國債發行規模，合理確定地方政府新增債務限額;進一步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堅決遏制各種亂收費，堅決不收「過頭稅」，給企業和市場主體留有更多可用資金;加大統籌財政資金和盤活存量資金力度。
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壓縮「三公」經費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續、保基本原則安排好民生支出。重點加強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力度，加強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幫扶。創新公共服務方式，能夠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提供的，不再直接承辦，能夠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提供的，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場解決。
四是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繼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完善預算管理機制，將政府存量債務還本付息納入年初預算，根據批準的限額編制預算調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及債務收支情況隨同預算公開的常態機制。強化風險預警，督促風險較高的地區制訂中長期債務風險化解規劃，新增債券安排與各地區風險程度掛鉤。
工業：去產能、提效率
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化解過剩產能，與深化改革、企業重組、優化升級相結合。一是嚴控新增產能。進一步加大力度，根據市場需求，設定鋼鐵和煤炭等全國總量「天花板」。原則上停止審批新建煤礦、新增產能技術改造和煤礦生產能力核增項目。二是淘汰落後產能。對環保、能耗、安全生產達不到標准和生產不合格或淘汰類產能要依法依規有序關停退出。三是優化存量產能。理順要素價格市場形成機制，提高產業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態環保標准，促進企業產品升級，加快向高端、智能、綠色方向轉型轉產。鼓勵企業開展上下游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扭虧無望企業主動退出。四是開拓產能利用空間。支持企業利用「互聯網 +」、國際產能合作和裝備走出去等，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五是創造新的就業空間，為企業人員轉崗提供支撐，支持傳統企業開展「雙創」。
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加快結構升級步伐。聚焦《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啟動實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級工程，支持輕工、紡織、鋼鐵、建材等傳統行業有市場的企業提高設計、工藝、裝備、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創新型企業和新興產業成長。促進互聯網與製造業融合進一步深化，使得製造業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水平顯著提高，推出旨在推進智能製造、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等產業發展的多個行動計劃。
貨幣：穩健、靈活、防風險
2016年，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優化增量，保持靈活適度，大力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金融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靈活運用各種工具組合，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又不隨意放水。
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繼續運用抵押補充貸款、中期借貸便利、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機構擴大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投放，引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不斷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加大信貸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全面做好扶貧開發金融服務。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持續釋放改革紅利。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繼續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繼續加強對區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動金融市場規范創新發展。防範和化解經濟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
房地產：去庫存、促發展
在經濟增速下行和高庫存壓力下，政府更加重視房地產在促進消費和拉動投資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於挖掘房地產消費潛能，鼓勵需求入市，進而恢復並帶動投資信心。2016年，將推進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的住房體制改革，把去庫存作為房地產工作的重點。
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鼓勵發展以住房租賃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企業。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繼續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將新安排600萬套棚戶區改造任務。實現公租房貨幣化，通過市場籌集房源，政府給予租金補貼。改進房地產調控方式，促進房地產企業兼並重組。進一步落實地方調控的主體責任，實施分城施策、分類調控。
農業：由數量轉質量，加快產業融合
當前，國農產品中低端供給較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農產品供給又明顯不足。因此，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保稻穀、小麥等口糧，保耕地、保產能，保主產區特別是核心產區的糧食生產的前提下，農業生產將由數量為主，逐步轉向數量質量並重、更加註重效益，更加滿足消費者需求。
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農業支持政策要向規模經營主體傾斜，惠農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經營主體轉變。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為核心，以制度、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為動力，以新型城鎮化為依託，著力構建農業與二三產業交叉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形成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發展新格局，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
以農牧結合、農林結合、循環發展為導向，優化農業種植養殖結構，建設現代的飼草料產業體系，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加快農業由生產環節向產前、產後延伸，提高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和附加值。推進農業與旅遊 、教育、文化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實現農業從單純的生產向生態、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發展比如像休閑農業、鄉村旅遊、創意農業、農耕體驗等等。
土地：有保有壓、控製成本
為加強結構性改革，服務穩增長目標，2016年土地政策將強化去產能、去庫存、降低企業成本、防範地方債務風險等基調。制定配套政策，盤活企業存量土地，促進「僵屍企業」分類有序處置，穩妥安置分流下崗職工。以煤炭、鋼鐵行業為重點，加快去產能步伐。嚴把土地供應關口，三年內對煤炭、鋼鐵新上項目一律不得核准、備案。與此同時，綜合考慮房地產去庫存和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實施有保有壓的用地政策。積極保障新產業發展用地，對於國家鼓勵發展的新產業、新業態，各地可結合地方實際，納入重點保障范圍。以「先存量、後增量」的原則，優先安排新產業用地供應。多種方式供應新產業用地，差別化保障新業態用地，鼓勵盤活利用現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用地成本問題，合理確定地價水平，防止企業用地價格過快上漲、加重企業用地成本。創新企業用地模式，鼓勵採取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等出讓方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對利用存量土地、荒廢地開展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區域政策：落實總體戰略，加強合作
支持各地發揮比較優勢，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建設頂層設計以及各省(區、市)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實施方案，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全面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穩妥有序推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進交通一體化、生態環保、產業發展三個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協調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和試點示範。發揮京津冀協同發展輻射帶動作用，促進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牽頭的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協調機制，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聯防聯治、產業發展協同協作、市場要素對接對流、社會保障共建共享等重點領域合作。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39號)，認真組織實施即將出台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協商合作機制，高起點高水平合作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推進沿江產業有序轉移和優化升級，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推動上中下游地區協調發展、沿海沿江沿邊全面開放。發揮長三角區域合作組織作用，加快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帶動長江經濟帶協調發展。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三大戰略為引領，積極推動珠江-西江經濟帶等經濟支撐帶建設，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鼓勵其他地區借鑒京津冀協同發展做法，提高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關中平原等城市群內部協同發展水平。推進重點地區一體化發展，支持有條件地區積極探索同城化。根據環境容量和生態空間，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鄰省份發展規劃銜接機制，推動空間布局的協調和時序安排同步進行。
建立區域合作資金保障機制，創新利益分享與保護補償機制，強化區域互助機制。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各地開展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加強區域合作的新路徑、新方式，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豐富區域合作工作的手段。

⑷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⑸ 2016年，人民幣貶值，試利用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理論結合實際對美元人民幣匯率的趨勢進行解釋，，著急

人民幣貶值，有利於出口，引進外資。增加就業。
不利於進口，出國留學。進口原材料等

⑹ 造成2016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較大幅度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2016年下半年匯率波動比較大一些，有多種因素。其中，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第二，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比較大。
從外部來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分化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沖擊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原因。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規則——「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表明，人民幣匯率走勢更多關注與一籃子貨幣相關聯。2016年以來，上述國家的匯率均呈現明顯波動，美元指數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於美國經濟數據的搖擺、英國退歐黑天鵝等事件，匯率市場波動劇烈。
從內部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和靈活性上升也是匯率正在更多由市場因素驅動的表現。伴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入，匯市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預期也更為多元化和分散，主體的多元化和行為的變化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2016年以來，受企業外幣負債去杠桿以及海外兼並收購意願不斷升溫等因素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呈現階段性的外匯供小於求的局面，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階段性地呈現較中間價貶值的走勢。
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離岸和在岸匯差階段性較大的問題也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長接受專訪，首次就匯改與市場進行全面系統的政策溝通，是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注重政策溝通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後，央行不斷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在匯率引導上也更加市場化，干預頻次在減少，但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積極干預，有助於預期的穩定。

⑺ 日元對人民幣匯率在2016年會漲嗎

一般來說,日元兌人民幣今後漲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參考一下2015年的匯率圖，如下：

趨勢是向下的；

日本匯率下降的原因：

1、信心和心理的影響：

從內部看，表現於現任政府信任度的弱化、政局不穩的干擾和政策駕馭能力的低下，尤其是現任政府可能辭職的輿論一直干擾和影響著日本經濟信心的恢復；從外部看，表現於經濟金融明顯弱化於美歐，政策調整效果滯後於美歐，尤其是利率調整中的被動跟進，不僅是表明經濟金融狀況的艱難，更進一步打擊信心與心理的支撐，從而使得資金信心嚴重受挫，市場慣性心理驅使日元連連下跌。

2、實際狀況的惡化：

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經濟再度陷入衰退，不僅不利於日本政府的信譽，而且對經濟調整與復甦產生更大的壓力，加之國際環境變化中美國經濟的明顯減速，使日本出口減少，加大日本經濟復甦穩定的退化。而比較嚴重的是日本國內消費遲遲難以啟動，始終處於低迷狀態，2000年家庭消費支出連續7個月的下降、零售業銷售額的持續下降、物價指數的連續下降使經濟緊縮陰影加重；而企業倒閉的加大、企業債務加重，導致投資前景的黯淡與惡化，大型企業景氣指數大幅下降至2．0％。

3、體制結構的僵化：

日本官員對日元近期表現言論的不確定性和爭論，不難看出日本經濟體缺乏活力、動力和競爭力的弊端，尤其是面對美國經濟的減速，日本出口受到明顯沖擊，政府只能依賴貨幣貶值拉動出口、刺激經濟，而經濟體制、企業機制則被擱置一邊難以改革與調整。

4、政策效益的弱化：

比較突出的是日本央行跟進美聯儲的舉動，不僅嚴重傷害日本政策的作用與效益，更嚴重影響日本政府政策駕馭能力的弱化，技術水平的低下。尤其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出現明顯的裂痕，日本政府官員已經表示，日本的財政狀況接近崩潰，有必要進行大量的財政改革，財政政策的放縱已經導致政府調控空間的窄小，而目前的貨幣政策更是缺少靈活性與主動性，利率調控已經沒有空間，且實際意義與作用更為弱化，利率杠桿作用名存實亡。雖然日本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干預匯市具有資金支持，但是資金作用遠滯後於政策效益，而日本不僅僅是單純的匯率問題，而是多種綜合性的經濟金融難題交織並發症，不是單純資金可以解決的。

⑻ 梳理2016年國慶以後新聞媒體報道關於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梗概，人民幣波動時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會減輕我國償還外債的壓力，但同時我國的美元外匯儲備貶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我國經濟的騰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缺點也日益顯現。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實行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成為我國不可迴避的政策選擇。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有利於貫徹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優化資源配置；有利於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於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有利於保持物價穩定，降低企業成本；有利於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本文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以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重點論述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重要意義，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並得出人民幣適時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

⑼ 如何分析 2016 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走勢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很大，經濟未企穩，中國政府雖然提出供給側改革，壓縮過剩產能，去庫存等等，想法雖好，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過剩產能企業（鋼材、煤炭、銅）按照中國政府的構想實施，會造成銀行大量的壞賬，失業率上升等金融風險。據敦和最新的一份宏觀研究報告得知，如果國家不能在新的行業拉動經濟和消費，有可能再加大房地產方面的投資，這是政府不樂意見到的，因為中國房地產行業也有較大的去庫存的壓力，能買得起房子的人已經有三四套房子，買不起房的人始終是買不起，如果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至於國家扶持新興產業方面，鋰電池、新能源汽車方面相對較好，其他方面依然未見成效，所以要新能源汽車成為國家支柱產業短期內還不現實。

還有資本外逃非常厲害，2008年以來美元大量超發，人民幣升值，人民幣被做了資金的套利聖地，從各種渠道大量的美元湧入導致了輸入性通脹掩蓋了中國經濟的實質性病灶。現在人民幣升值的基礎已經不存在，資本出逃也就成了2016年的主旋律。

人民幣貶值已經極大概率事件，預料人民幣將向6.8方向緩慢貶值，不排除到7的可能。

主要風險事件：中國經濟持續轉壞，過剩產能行業改革不及預期和技術輸出面臨困難。

⑽ 16年日元匯率走勢預測

16年日元匯率走勢應該還是向下的。可以參考一下近幾年的匯率圖，如下：

趨勢是向下的；

日本匯率下降的原因：

1、信心和心理的影響：

從內部看，表現於現任政府信任度的弱化、政局不穩的干擾和政策駕馭能力的低下，尤其是現任政府可能辭職的輿論一直干擾和影響著日本經濟信心的恢復；從外部看，表現於經濟金融明顯弱化於美歐，政策調整效果滯後於美歐，尤其是利率調整中的被動跟進，不僅是表明經濟金融狀況的艱難，更進一步打擊信心與心理的支撐，從而使得資金信心嚴重受挫，市場慣性心理驅使日元連連下跌。

2、實際狀況的惡化：

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經濟再度陷入衰退，不僅不利於日本政府的信譽，而且對經濟調整與復甦產生更大的壓力，加之國際環境變化中美國經濟的明顯減速，使日本出口減少，加大日本經濟復甦穩定的退化。而比較嚴重的是日本國內消費遲遲難以啟動，始終處於低迷狀態，2000年家庭消費支出連續7個月的下降、零售業銷售額的持續下降、物價指數的連續下降使經濟緊縮陰影加重；而企業倒閉的加大、企業債務加重，導致投資前景的黯淡與惡化，大型企業景氣指數大幅下降至2．0％。

3、體制結構的僵化：

日本官員對日元近期表現言論的不確定性和爭論，不難看出日本經濟體缺乏活力、動力和競爭力的弊端，尤其是面對美國經濟的減速，日本出口受到明顯沖擊，政府只能依賴貨幣貶值拉動出口、刺激經濟，而經濟體制、企業機制則被擱置一邊難以改革與調整。

4、政策效益的弱化：

比較突出的是日本央行跟進美聯儲的舉動，不僅嚴重傷害日本政策的作用與效益，更嚴重影響日本政府政策駕馭能力的弱化，技術水平的低下。尤其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出現明顯的裂痕，日本政府官員已經表示，日本的財政狀況接近崩潰，有必要進行大量的財政改革，財政政策的放縱已經導致政府調控空間的窄小，而目前的貨幣政策更是缺少靈活性與主動性，利率調控已經沒有空間，且實際意義與作用更為弱化，利率杠桿作用名存實亡。雖然日本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干預匯市具有資金支持，但是資金作用遠滯後於政策效益，而日本不僅僅是單純的匯率問題，而是多種綜合性的經濟金融難題交織並發症，不是單純資金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