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政策央行

① 央行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只要原因是什麼

根據今日北京時間09：32分更新外匯牌價：1人民幣元=0.1449美元，交易時以銀行櫃台成交價為准，請採納！

② 央行降息對人民幣匯率有哪些影響

萬致外匯助手提醒您：
降息一般出現在一國經濟比較疲弱時期，往往屬於經濟刺激政策的一部分。一個降息，代表這該國貨幣收益率的降低。
一方面能降低融資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借款的積極性，從而提升經濟杠桿，幫助經濟擺脫弱勢；
另一方面，降息後對投資者而言其貨幣吸引力下降，對應的匯率會出現下跌。匯率下跌，能幫助政府增加出口，改善貿易數據，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因此降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有用的手段。
降息後，經濟會逐步復甦，降息等刺激政策會逐步退出，當經濟重新進入擴張周期時，會採取加息政策，貨幣會升值，從而抑制經濟過熱。

③ 央行是通過怎樣的具體操作使人民幣升值的

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④ 2000以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給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

這個也許對你有幫助：
匯率對一國經濟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外匯市場的表現也越來越受到各國貨幣當局的關注，因為匯率不僅是一國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同時也是一國發生貨幣危機的導火索。目前，我國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呈現上升走勢，到2009年7月22日，四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累積升值21%，但國際社會依然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呼聲很高，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經濟內外失衡，同時貿易摩擦加劇。

文獻回顧

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側重研究匯率水平問題，即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Robert Mundell（2005）認為不管中國面臨的貿易爭端有多麼激烈，中國都應該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他甚至認為在未來20年內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政策都應保持不變。而日本金融學家、首相智囊黑田東彥（2005）則認為人民幣應當緩慢升值。國內學者施建淮（2005）、范從來（2004）、張斌（2003）、林伯強（2002）、張曉朴（1999）等通過相關計量模型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水平進行了估算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張曙光（2005）深入系統的研究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宏觀經濟背景和匯率升值的成本收益問題，指出由於內外經濟失衡和持續雙順差的持續可貿易品部門和勞動生產率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升值壓力，在對升值的成本收益作出分析的同時，並對升值方式和對策選擇提出了一些建議。

另一個方面側重研究匯率的形成機制問題，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匯率體制對宏觀經濟的內外平衡問題和經濟的安全運行等問題的影響。一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後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麼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麼放棄盯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1999）、費雪（2001）和愛德華茲（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盯住美元，實行有治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形成機制上，其中更以匯率水平為甚。而短期內關於我國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是否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產生影響的分析較少，本文正是這一方面闡述的。

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短期內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之間的相互關系，數據來源於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資料庫，數據選擇期間為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共計10年120個樣本。採用的方法主要是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進行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本節有關計算都由計量經濟軟體Eviews5.0完成。

(一)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的目的是排除時間序列回歸相關變數之間的偽回歸現象。此處採用的是ADF(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檢驗，實際上就是在零假設H0：ρ=0（Ri為一階單整序列）下對下面的方程進行最小二乘回歸。

下文用LnM2、LnM1、LnM0、LnFER、LnER分別表示M2、M1、M0、FER、ER的月增長幅度。用ΔLn M2、ΔLn M1、ΔLn M0、ΔLnFER、ΔLnER分別表示M2、M1、M0、FER、ER的一階差分，即這些變數的月增減值。（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外匯儲備exchange rate：匯率）其中M2為廣義貨幣量、M1為狹義貨幣量、M0為流通中的現金、FER為外匯儲備、ER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Ln M2、Ln M1、Ln M0、LnFER、LnER以及各自的差分進行ADF 檢驗的結果見表1。

從表1 中的ADF 檢驗結果來看， M2、M1、M0、FER、ER在5 %的顯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對ER進行一階差分或取對數後一階差分，得到ΔlnER，對其餘進行二階差分或取對數後二階差分，得到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再對其進行單位根ADF 檢驗，其ADF 檢驗統計量均小於顯著性水平1%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差分序列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均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時間序列。因此， M2、M1、M0、FER、ER這5 個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均為二階單整I(2) 過程。

（二）協整檢驗

由於變數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都通過了單位根檢驗，是單整變數，所以可以對這些變數再進行協整檢驗。在對變數Ln M2、Ln M1、Ln M0、LnFER、LnER做單位根檢驗時採用的差分方法，會使變數之間的長期關系的信息丟失，協整檢驗目的是判定兩變數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的經濟聯系。如果兩個變數通過了協整檢驗，我們就說其間存在著長期的經濟聯系。對單整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的方法很多，有菲利普斯- 配榮（Philips - Perron）PP 方法的Zt 統計量和Zρ統計量、ADF 檢驗的t - 統計量，Johansen檢驗等。本文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 Johansen 協整檢驗的結果看， 變數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和d(ΔlnER)之間都以5%的顯著水平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各變數之間存在著長期相互作用。

（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短期內我國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是否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產生相互作用。此處採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判別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其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表明：

1.在滯後期為2時，外匯儲備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概率是0.39366，隨著滯後期為6和12時，這一概率分別上升為0.52702和0.67309，可見，外匯儲備在短期內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具有一定的影響，長期來看這一影響在不斷弱化，由此可知長期來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並不是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理由。與此相反，在滯後期為2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外匯儲備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概率是0.102，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對外匯儲備具有顯著影響，但長期來看這一影響同樣也在不斷弱化。

2.從貨幣供給量角度來看，在滯後期為6時，廣義貨幣供給量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的概率是0.34284，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卻是廣義貨幣供給量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Granger成因；在滯後期為4時，狹義貨幣供給量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Granger成因同廣義貨幣供給量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Granger成因正好相反；在滯後期為1時，流通中現金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互不為Granger因果關系。這些結論清楚的表明， 短期內狹義貨幣供給量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又引起廣義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流通中現金不受匯率影響。

3.同樣，由表3可知，廣義貨幣供給量與外匯儲備互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廣義貨幣供給量與狹義貨幣供給量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

結論與對策分析

本文通過搜集短期內貨幣供給量、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相關數據，運用了經濟計量學的有關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有關變數之間的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各變數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說明一定時期范圍內相互間存在著經濟聯系。對變數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做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結論

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估值對外匯儲備具有顯著影響，但長期來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並不是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理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更多來自於非匯率因素。

短期內，流通中現金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互不為Granger因果關系，但狹義貨幣供給量會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又引起廣義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隨著我國匯率機制的完善，外匯市場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有效的，但也必須認識到這種效率在長期是有限的。

貨幣供給量與外匯儲備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外匯儲備不會產生直接影響，致使我國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業務一定范圍內是無效的，這也合理的解釋了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大量基礎貨幣吸收外匯，結果卻是給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注入了過多流動性的事實。

（二）對策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對策：

在短期內，貨幣當局或政府機構可以通過貨幣供給量的調整來影響匯率，促進我國經濟內外平衡和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從長期來看，這些政策在一定范圍內將會失效，其結果不僅會提高通貨膨脹的預期水平，同時也使宏觀調控陷入困境。因此，應適度控制廣義貨幣供給量，使其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水平；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應該最終由兩國的價格水平、經濟增長率和利率的差異來決定，減少人為的干預。

⑤ 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包括（ ）。

1、答案：BCD
2、解析：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實行單一匯率制。基本內容如下：
1、 從1994年1月1日起，實現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2、 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經常項目正常對外支付用匯的計劃審批。
3、 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市場的主要職能是為各外匯指定銀行相互調劑餘缺和清算服務，由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監督管理。
4、 在市場的運行中，各外匯指定銀行以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及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之內自行掛牌公布匯率。
5、 中國人民銀行向外匯交易市場吞吐貨幣，以保持各銀行掛牌匯率的基本一致和相對穩定，並由計算機聯網，將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溝通起來，加快運作速度。
6、 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入，允許在外匯指定或境內的外資銀行開立現匯帳戶，在國家規定允許的范圍內對外支付和償還境內金融機構外匯貸款本息，可在現匯帳戶余額中直接辦理；超出現匯帳戶余額的生產、經營、還本付息和紅利的用匯，由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根據國家授權部門批準的文件及合同審批後，向外匯指定銀行購買。
7、 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境內外幣計價結算，境內禁止外幣流通，禁止指定金融機構以外的外匯買賣；停止發行外匯券，已發行流通的外匯券可繼續使用，逐步回籠。
8、 強化外匯指定銀行的依法經營和服務職能。
9、 嚴格外債管理，建立償債基金，確保國家對外信譽。對境外資金的借用和償還，國家繼續實行計劃管理、金融條件審批和外債登記制度。未辦理登記手續的外債和境內機構違反規定為境外法人借債提供擔保引起的支付責任，各銀行不得擅自為其辦理對外支付。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為恢復我國關協定締約國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更是促進外匯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必要准備。

⑥ 央行是怎樣使人民幣升值的

人民幣升值，也不是央行說了算，這要看全國的進出口貿易，央行利率，以及其他國家版的貨幣權面值。央行想讓人民幣升值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提高存款利率，收緊貨幣流通，控制印鈔機等。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2012年人民幣的匯率一直處於跌宕狀態，到2012年10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再度創下自1993年來的新高。

(6)人民幣匯率政策央行擴展閱讀

人民幣匯率早已成為決定出口型企業利潤高低的重要因素。如果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出口企業將面臨壓力。匯改以來，人民幣7年累積升幅已超過32%，很多出口型企業也早已習慣了採用各種方式來規避匯率風險。

任何一家出口型企業都密切關注著匯率的變動，一有風吹草動迅速採取應變措施。2012年上半年，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很多外貿企業開始選擇持有美元，不僅不急於結匯，還停止了操作多年的遠期匯率套期保值。

⑦ 央行降息 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都有哪些

降息並不必然帶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而利差也不是決定匯率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唯一因素。

「推動此次降息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美元的持續強勢，而人民幣匯率又不能明顯貶值的前提下，需要貨幣政策更加穩健。通過靈活的貨幣政策以應對通縮是目前全球多個國家出現的現象。」

⑧ 央行降息會使人民幣匯率怎麼變化

央行降息會使人民幣利率可降、匯率難貶，降息未必會引發人民幣匯率走弱，但藉助此次降息確實讓人民幣升值得以「降降溫」，人民幣匯率總體上仍會保持堅挺。
過去的兩年多以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中國央行一直沒有調整過基準利率。鑒於社會融資規模與各項經濟增長數據連續低於預期，且融資難的問題尚未緩解，央行在維持「定向寬松」操作的同時，宣布全面降息。野村證券、等多家國際金融機構預計，中國央行將於明年繼續下調基準利率。
從利差角度看，部分投資者擔心降息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沖擊。事實表明，降息後的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與即期匯率雙雙出現下跌。24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較前一交易日調低了0．05％至6．1420。當日在即期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大跌將近200個基點，創出近2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25日是降息後的第二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格雖然小幅上行了30個基點。但在即期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依然徘徊在6．14的下方。
與此同時，對於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擔憂情緒再起。自日本央行10月底意外推出新刺激政策以來，日元已累計下跌約7％，投資者也正在減持韓元、新加坡元等其他亞洲貨幣。在此背景下，部分市場人士認為，人民幣的升值空間明顯收窄，在央行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也可能會出現較為顯著的一輪貶值。
對人民幣匯率而言，理論上降息後存在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只會出現溫和的回調，總體上仍會保持堅挺。
首先不可低估央行穩定匯率的能力，不可簡單預測降息一定帶來人民幣匯率走弱。由於中國目前採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因此人民幣持續貶值的情況不會出現，甚至不排除進一步升值的可能。

⑨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政府在推進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方面的積極態度，但是在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卻有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另一種聲音，說什麼「在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上，由於中國政府操控了人民幣匯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被嚴重低估，從而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取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從而造成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對美國國內相關產業造成嚴重損害，使美國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

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說，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較高，貿易逆差持續增加另有原因，但美國政治家們往往擅長於找一個替罪羊來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曾經充當過這個替罪羊角色，現在輪到中國人了。

蒙代爾先生警告中國說，日本曾因迫於美國壓力，日元一路升值，與此同時，日本經濟長期陷於緩慢增長的狀態。我們感謝蒙代爾先生的忠告，但也不能簡單盲從。對於任何聲音，不管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我們都要獨立思考，決不能簡單盲從。

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問題上，來自美國的聲音也不小。據說中國人民幣目前的匯率水平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官方操控，如果官方徹底放開外匯市場，那麼自由外匯市場將會把人民幣匯率調整到一個合理的水平上，這個合理的水平將使中國和美國的外貿大體保持平衡。

這個說法從表面看來似乎並無多大不妥，這個說法迄今為止一直牢牢吸引著中國人的眼球。但是往深里看我們會發現，這種說法埋藏著一種罪惡的企圖，其實還是那個老故事。狼外婆去找小兔子，告訴小兔子，外面的空氣多麼多麼新鮮，草兒多麼多麼鮮嫩可口，要想呼吸到新鮮空氣，吃到鮮嫩可口的草兒，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開門。於是，墨西哥開門了，馬來西亞開門了，泰國開門了，後來就發生了慘不忍睹的事情。

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盡管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
力有所上升，但是，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而言，人民幣仍然屬於「邊
緣」貨幣，其匯率制度調整必須考慮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目前，世界經濟險象環生
，國際金融市場風雲激盪，主要國際貨幣之間出現嚴重的「價值錯位」，大幅度的調
整不可避免。外在環境變化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和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
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
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在特定的全球金融市場條件下進行。

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必須在實現國內目標與區域性目標之間有所權衡。事實上，
亞洲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
之一的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評估報告中指出，近年來中國
的匯率政策在為中國及地區服務方面有很好的表現。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
整可以以國內政策目標為主，但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
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匯率水平的調整要突破傳統的基於貿易平衡的考慮，適
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對於匯率影響權重，以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性目標為主導。

人民幣匯率調整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及匯率
水平的確定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決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
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
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
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最後的結果將是人民
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上的結果是——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擁
有一個具有成分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

⑩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狀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就是如何選擇以及如何制定匯率制度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亦簡稱匯率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加強和成熟，我國的社會和經濟對匯率波動承受力的要求，尤其在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日益開放的大勢下，也迫切要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關鍵詞：匯率 外匯市場 彈性 政策敏感性
我國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從1994年元旦開始實行的。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生成逐步向市場化靠攏的開始。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允許市場匯率在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上下浮動這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這個核心所規定的匯率形成機制是非常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的，20年來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然而，客觀上來說，目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也存在著的諸多的缺陷，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革加以完善。
1、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被歪曲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的建立，一直是我國人民幣外匯體制改革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同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行基礎包括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從理論上來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市場供求關系。然而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卻存在著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其一是是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其二是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以上兩點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以看來人民幣匯率在是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匯率的，而相反卻可以基本上體現的是政府意志。
（1） 銀行間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
所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它的建立初衷是為了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以改進，但是實踐來看，初衷並沒有達到這一目標並未達到，反而暴露了銀行間外匯市場自身存在的缺陷這：
第一，封閉性的市場。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的是會員制，作為外匯市場的主體，首先銀行必須是中央銀行指定的，確定銀行獲得了會員資格，然後要報送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局審批。這樣嚴格的市場准入規則，自然就使這個市場失去了開放性。
第二，被動干預的市場。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會彌補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不完全匹配的頭寸。為了保證外匯市場的「出清」，保證外匯市場的有效運轉，中央銀行就處在了被動干預的角色上。這種迫不得已，不僅限制了央行干預的靈活性，而且使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趨於僵化，浮動空間非常狹窄。顯而易見，這種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制約了市場的外匯資源配置，大大降低了外匯的使用效率。
第三，嚴格管制的市場。不僅在市場准入上非常嚴格，在外匯的持有額度上，中央銀行也有嚴格的規定，這樣外匯指定銀行也不能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持有外匯，更難以進行資產的收益最大化和規避匯率風險，比如依據人民幣與外幣資產的合理組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所有交易當中，處於壟斷地位的是中央銀行，外匯銀行的持有額度，控制權在於中央銀行。與此同時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這三者使得中央銀行擁有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具有非常強的政府意志。
第四，單調的市場。在我國目前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幣種尚且只有美元、歐元等幾種外國貨幣，其中，成交量也主要以美元為主。人民幣的外匯遠期交易，只有極少幾家銀行有資格辦理，根本沒有外匯的期貨交易等豐富的匯率衍生工具，使得外匯市場顯得沒有生機。交易種類的單調與稀少，嚴重製約了形成多層次的外匯市場結構。
（2） 具有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
我國的結售匯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具有挺大程度上的強制性。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出口企業因出口所得的外匯，必須毫無條件的賣給外匯銀行。出口企業不可以自己持有單獨的外匯賬戶，以後雖然允許大型的外貿企業持有部分的外匯，但是要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根本不能依據企業自身對未來的外匯需求和對未來的匯率走勢預期，自行選擇適宜的數量和出售時間。但是出口企業的非貿易用匯則受到了比較嚴格的人民幣外匯審批的制約。這樣一來，出口企業就沒有辦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的持有外匯。所以說，這樣的「強賣」所形成的人民幣匯率不會是真實的市場匯率。
2、人民幣匯率缺乏應有的彈性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人民幣匯率長期在很小幅度內的波動，導致整個外匯市場忽視了匯率風險，導致企業在自身經營當中，在進行融資活動當中，很少考慮到風險，這樣就累積了一定的風險。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產生了差距。由於我國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制度，所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只是浮動在很窄的范圍之內，這樣其他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就讓人民幣匯率不好及時調整。近年來，由於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不太穩定，美元處於不斷貶值的趨勢，導致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結果就使名義匯率表面上保持穩定，其實早就與實際有效匯率發生了差距。
1994年我國人民幣實行並軌制，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每天就只有幾個基本點。究其原因是中央銀行每天都參與外匯市場，市場有買賣差額，央行就進行平補。這種制度造成了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敏感性。長期的結果就是向市場傳達一個信號，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是政府允許或者說意願的。這樣一來，匯率政策的操作彈性就大大降低了以至於沒有了彈性。
3、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準確的依據
我國是在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但只限於經常項目。在資本項目下，仍然實行嚴格的管制。這樣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外匯的供給與需求就取決於貿易項目。但是，在國際貿易中，與貿易有關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貨幣的購買力。所以，購買力平價理論就有必要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的理論依據。這就與已經逐步成為固定匯率制度的人民幣匯率相悖。在目前的情況與條件來看，購買力平價的理論適用條件幾乎通通不可以滿足，比如信息充分，交易成本為零，關稅為零等等。但是，在購買力平價的理論下，一般物價水平的計算包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這樣的結果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這樣，從理論上看，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的真實依據也不充足。
4、維持現行匯率制度成本高
就目前的趨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匯率制度，維持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大。
首先是加大操作貨幣政策的難度。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其唯一用途是維持本國貨幣的穩定；而在資本管制的條件下，資本不能自由流動，不能進行資本套利，利率平價理論也發揮不了作用，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也因此又獲得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其次增加了財政負擔。在美元強勢的趨勢下，若繼續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比例，我國的出口將受到沖擊。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步伐，我國外匯市場相比以前，已經日趨活躍了，但是與此同時也給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有一種市場倒逼改革的趨勢。所以人民幣匯率改變的步伐迫在眉睫，完善人民幣的匯率的形成機制刻不容緩。■